塑造適合時代需要的國際秩序需要智慧和創造性

　　——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舉辦“國際關系與秩序的轉變”專題研討會

　　光明網訊（記者李貝）9月28日，由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東亞評論》雜志社共同主辦的“國際關系與秩序的轉變”專題研討會舉行。來自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等機構的10余位專家參加了研討會。

　　討論會開幕式由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副院長、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張景全教授主持，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蘊嶺致開幕辭。活動分為“國際關系與秩序轉變的歷史觀察”“當今國際關系與秩序轉變的分析與思考”“國際關系與秩序轉變中的中國”三個議程，分別由張蘊嶺、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副院長畢穎達、《東亞評論》執行副主編徐海娜主持。

　　戰后國際秩序開始衰落

　　二戰結束之后，在美國、蘇聯等戰勝國的主導下，為避免戰爭，謀求世界持久和平、穩定和繁榮，各國通過協商建立了戰后國際秩序。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原院長賈慶國指出，戰后國際秩序主要有三個組成部分：一是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體系，二是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各類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三是各國通過互動形成的各類合作伙伴關系。

　　在賈慶國看來，戰后國際秩序毫無疑問正在衰落。一是作為這個秩序的領導者和主要維護者之一，美國開始放棄部分領導責任，甚至開始挑戰現存的國際機制。“美國不僅沒有發揮引領作用，還鼓吹美國第一，搞單邊主義，大打貿易戰，退群，甚至是威脅退出WTO世貿組織。”二是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越來越難以發揮作用。三是國際合作在應對新的全球性挑戰時，無法建立有效機制。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吳白乙對此表示認同。他表示，冷戰以后，整個力量格局一直處于東升西降的趨勢之中。美國、歐洲在世界經濟的占比不斷下降，而新興國家不斷上升，成為維護世界和平大局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方越來越沒有能力、沒有意愿來維護現存的國際秩序。從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到退出《伊核協議》《中導條約》等，高舉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大旗的特朗普政府在國際秩序中的“退群”動作不斷。吳白乙認為，美國無疑正在拋棄自己建立起來的戰后國際秩序。

　　塑造適合時代需要的中美關系需要智慧和創造性

　　目前，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制造國、第一大貿易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實現歷史性跨越。隨著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擴大和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長，國際社會需要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中國不僅要多參與國際事務，做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和建設者，而且還要做國際體系的貢獻者和引領者。

　　作為世界經濟實力最強的兩大國家，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將對現存國際秩序造成怎樣的影響，中美關系引發與會者熱烈討論。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章百家認為，中美是兩個存在著巨大差異的國家。這種差異是多方面的，包括歷史、文化、宗教和傳統，民族構成和人口數量，地緣和周邊環境，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和發展水平，國際地位的變遷，近代以來的經歷經驗等等。這些差異對兩國的觀念和心態具有重要影響，雙方在交往中都會情不自禁地依據自己的價值觀和經驗去判斷對方。

　　從雙方交往的歷史經驗來看，無論中美關系處于何種狀況，必須記住兩國的國情不同，雙方都需要加深對對方的了解，以避免和減少誤判，制訂符合實際的政策。章百家認為，在時局轉換的關鍵時刻，當中美出現矛盾時，尤其需要保持冷靜、克制與遠見。首先是要避免緊張關系不斷升級，防止陷于對抗；其次是無論雙方關系處于何種狀況都要留有轉圜的余地。他強調，塑造適合時代需要的中美關系，需要智慧和創造性，需要有打破常規的勇氣。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李曉認為，認為當今“中國崛起”的本質是參與“美元體制”前提下的“系統內的地位提升”，中國必須冷靜、理性與客觀地認知自己在全球經濟、政治領域中的地位及其影響，不應當主動地、單獨地挑戰美元/國的核心利益。

　　“一帶一路”對國際秩序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

　　多邊體系的瓦解，呼喚新的全球治理框架。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從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關系網絡，到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從推動達成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到推進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國在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方面不斷做出積極努力。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無疑是中國推進國際秩序建設的有益嘗試和典型案例。

　　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仁偉指出，“一帶一路”是非常有前途的。目前，“一帶一路”已經對當前世界經濟秩序以及安全秩序、發展模式開始產生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會越來越大。

　　黃仁偉認為，隨著“一帶一路”的不斷推進，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進入東南亞、南亞、中亞、中東歐等沿線地區，“一帶一路”正在改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資金鏈的布局。他建議，繼續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帶動公共產品的供應，包括投融資平臺、維和機制、人道救援機制以及公共安全機制等，這些公共品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抓手。如果把這些秩序、機制、規則、平臺、公共品都建起來，“一帶一路”就成為一個新的國際秩序的實驗場，它的意義可能要超出“一帶一路”本身，對世界秩序的未來將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實踐證明，共建“一帶一路”對于促進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增長，以及對于推進全球化轉型發展和完善全球治理都創造了良好條件，提供了歷史性的新機遇。黃仁偉強調，“一帶一路”不要求快求大，而是要穩，要提高成功率。

　　此外，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沈志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牛軍，以及山東大學張景全、張麗娟分別圍繞“國際秩序轉變與大國關系重新確立——對冷戰時期三次世界格局變化的歷史觀察”“中國人認識戰后國際秩序的觀念變遷”“海洋話語與國際秩序轉變”“多邊貿易體系改革與中國”等主題作了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