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 喻發勝；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喀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張唐彪；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魯文禪

　　內容提要 “普遍聯系”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哲學原理，其科學性在互聯網時代從技術層面得以進一步驗證。“普遍聯系”在“人化世界”的表征在歷經“語言聯系”“器物聯系”與“能量聯系”之后，在當今時代凸顯為“信息互聯”。以“普遍聯系”為哲學基石重新考察“新聞起源”“新聞定義”“新聞價值”等新聞學核心命題，有利于推動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向“互聯網范式”轉型，有利于增強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對當代新聞實踐的指導作用。

　　關鍵詞 普遍聯系馬克思主義新聞學 哲學基石 實踐價值　　?

　　從學科發展歷史看，“新聞學作為一個學科，總是顯得有點底氣不足步履蹣跚”，[1]且當今時代由于“新的傳播技術摧毀了現存的制度”，[2]新聞學和新聞業均遭遇嚴峻挑戰，因此有學者提出“重造新聞學”這樣一個對學科發展極為重要的命題。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是為了更好地引領整個新聞學科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科學性、先進性在于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那時哲學不僅在內部通過自己的內容，而且在外部通過自己的表現，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3]整個新聞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應更多地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汲取營養，以壯根基。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曾深刻指出：“當我們通過思維來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 [4] “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觀點之一。當今時代，網絡社會崛起，“在人類歷史上處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種相互交往的網絡”[5]恰是對馬克思主義“普遍聯系”哲學原理的現實回應，亦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新聞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理應以這一重要哲學原理為基石進行“重造”。“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6]馬克思主義“普遍聯系”哲學原理即為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向“互聯網范式轉型”且“重造新聞學”之“根本”。

　　一、“普遍聯系”哲學原理的科學性在互聯網時代進一步凸顯

　　“辯證法是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7]，“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頭腦中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連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8]作為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總特征之一，“普遍聯系”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具有奠基石作用。?

　　（一）“普遍聯系”思想的演進路徑：“聯系的一般觀念”-“特殊聯系思想”-“普遍聯系學說”

　　“普遍聯系”思想的澄明經歷了“渾沌直觀的聯系一般觀念”“個別分析的特殊聯系思想”“整體把握的普遍聯系學說”三個歷史階段。[9]

　　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古代，“聯系”思想處于“渾沌直觀”的“一般觀念”狀態。中外先哲大多以其“天才式的直覺”看待“聯系”，如老子“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10]；赫拉克利特“冷變熱，熱變冷，濕變干，干變濕”[11]等等?。當時的“天生的辯證論者”大多將自然界看作“包括一切的整體”[12]，萬事萬物的種種聯系與互相作用皆屬“不言而喻”。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古希臘人那里——正因為他們還沒有進步到對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還被當作一個整體而從總的方面來觀察。自然現象的總聯系還沒有在細節方面得到證明，各種聯系對希臘人來說是直觀的結果。”[13]“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14]

　　文藝復興前后至18世紀下半葉，以“個別分析”為特征的“特殊聯系思想”漸成。笛卡爾、斯賓諾莎、盧梭、狄德羅等人運用“分析-還原”的方法將統一的自然界分解為不同領域，分門別類進行探究，“并不籠統地否定事物之間的聯系，而是撇開廣泛的總的聯系進行考察，以自己的‘特殊’聯系見識否定古代的聯系一般觀念”。[15]這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聯系觀雖然是對古代“渾沌直觀的聯系一般觀念”的否定，卻不可避免地會阻礙人類“從了解部分到了解整體、到洞察普遍聯系的道路”[16]，當其發展到登峰造極之時，必然會出現對這種否定的再否定。

　　從19世紀德國古典哲學肇始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立，以“整體把握”為特征的“普遍聯系學說”最終產生。康德、謝林、黑格爾等德國古典哲學家率先從總體上考察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與相互作用。尤其是黑格爾，他第一次“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述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并試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17]但作為唯心主義哲學家的黑格爾卻將“普遍聯系”視為“絕對理念”，從而將世界的“現實聯系”顛倒為“幻想”“虛構”“造作”的聯系。馬克思、恩格斯基于當時自然科學領域的諸多革命性成就對黑格爾唯心主義“整體聯系觀”批判地繼承，創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整體聯系觀”，亦即馬克思主義“普遍聯系”學說。

　　（二）“普遍聯系”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哲學原理”

　　19世紀中后期“現代自然科學”脫離“自然哲學”，“達到了科學的、系統的和全面的發展”，[18]?特別是“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生物進化論”“細胞學說”三大標志性科學的發現直接為“普遍聯系”提供了堅實的科學依據，“由于這三大發現和自然科學的其他巨大進步，我們現在不僅能夠說明自然界中各個領域內的過程之間的聯系，而且總的來說也能說明各個領域之間的聯系了，這樣，我們就能夠依靠經驗自然科學本身所提供的事實，以近乎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系的清晰圖畫”。[19]馬克思主義哲學克服形而上學哲學的片面化、絕對化，使“普遍聯系”升華為真正“科學的哲學原理”——“在希臘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覺的東西，在我們這里是嚴格科學的以經驗為依據的研究的結果，因而也就具有確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20]

　　由此可知，普遍聯系是世界的本來面目和本質屬性，“我們所面對著的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而我們在這里所說的物體，是指所有的物質存在……” [21]具體來說，“聯系”是指“事物內部各要素之間和事物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關系。”聯系不僅具有客觀性、多樣性和條件性，還具有普遍性。“聯系的普遍性”是指任何事物內容的不同部分和要素之間都是相互聯系的，也就是說，任何事物都具有內在的結構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都同其他事物處于一定的聯系之中；整個世界是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從無機界到有機界，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任何事物都處在普遍聯系、交互作用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實踐”作為人類生命活動和社會存在的基本形式，實質上是人類所特有的一種聯系形式，即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社會中人與人的一切現實聯系的基本方式和途徑；同時事物的普遍聯系是通過“中介”來實現的，是通過中間性的聯系和過渡性環節而實現的。[22]

　　（三）“普遍聯系”的科學性在信息時代從技術層面進一步得以驗證

　　馬克思主義“普遍聯系”這一范疇在哲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自誕生以來不僅在指導人類社會實踐中發揮了不可估量的價值，其自身的科學性也不斷得到檢驗。當今時代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日新月異，互聯網的技術原理、新媒介技術的廣泛運用以及大數據技術等從多個維度進一步驗證了“普遍聯系”哲學原理的科學性。

　　１、互聯網的技術原理與“普遍聯系”的哲學原理一脈相通

　　互聯網中數以億計的計算機、電腦、智能手機等能得以準確、高效地“互聯”，其底層邏輯源于“分布式通信”（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包切換”（Packet? Swiching）與“TCP/IP協議”這三大技術原理。

　　在互聯網的雛形“阿帕網”（APPA? Net）誕生前，世界上的計算機網絡以“中央控制式”原理組建為主。1969年美國采用保羅·巴蘭（Paul? Baran）的“分布式通訊”理論，使聯網的每一臺計算機都在去中心化的狀態下能與網絡中的其他任意一臺計算機互聯，即使網絡中的某條甚至某部分線路遭到破壞也不影響其他計算機之間的相互聯系。[23]同時，保羅·巴蘭還提出看似違反常理的“包切換”?原理[24]，即將所傳輸的數據分拆成一個個標準的“數據包”并標上來源地與目的地，被分拆的“數據包”可沿任意路徑在網絡中高效傳送，接收端將收到的所有“數據包”在目的地按順序重新“聯”在一起。“阿帕網”即依據“分布式通訊”理論和“包切換”原理組建而成。1974年文頓·瑟夫（Vinton? G?. Cerf）和鮑伯·卡恩（Bob? Kahn）提出“傳輸控制協議”（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TCP）和“網際協議”（Internet Protocol，IP）——前者解決網絡傳輸中數據完整性問題，后者解決網絡傳輸目的地精準性問題——二者合稱“TCP/IP”協議。[25]在“分布式通信”理論、“包切換”原理與“TCP/IP”協議共同支撐下，網絡中不同計算機等各類終端不僅能“互連”“互認”，還能“互懂”，從而使海量數據在“相互連接的網絡”中得以高效、準確地傳輸。1983年1月1日，美國將“TCP/IP協議”作為“阿帕網”的標準協議，并將遵循這一協議的計算機網絡命名為“因特網”（Internet），即現在所稱的“互聯網”。顯而易見，支撐互聯網的三大技術原理與“普遍聯系”的哲學原理一脈相通。

　　２、以“互聯”為特征的新媒介技術的運用成為“普遍聯系”哲學原理的鮮活注釋

　　依托互聯網這一基礎設施，以“互聯”為特征的各類新媒介如雨后春筍般生長且持續、快速迭代。其一表現為以門戶網站、社區論壇、博客、播客、視頻流媒體、短視頻等為代表的內容生產與傳播型新媒介日益推進海量信息的“廣泛互聯”；其二表現為以電子郵箱、即時通訊、在線聊天室、各類社交應用等為代表的人際交往型新媒介日益推進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互聯”；其三表現為以Yahoo、Google、Bing、百度、搜狗等為代表的信息搜索型新媒介日益推動人與信息的“精準互聯”。同時，在互聯網強大的“聯接力”影響下，各種行業、各類組織機構都被“互聯網+”（或稱“+互聯網”）。經濟領域如“互聯網+零售”“互聯網＋交通”“互聯網＋旅游”等；民生領域如“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醫療”等；社會管理領域如“互聯網＋政務”等。此外，物聯網的發展已呈方興未艾之勢，物與物之間借助互聯網、云存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進一步推動“泛在互聯”的實現。總之，以“互聯”為特征的各類新媒介的廣泛運用，使人類社會中各要素、物質世界中各要素以及人類社會與物質世界之間的相互聯系變得更廣泛、更便捷、更精準、更緊密，這成為“普遍聯系”哲學原理的鮮活注釋和生動寫照。

　　３、大數據技術的“關聯關系”使“普遍聯系”的哲學原理在數理層面得以驗證

　　“大數據”（Big ?Data）是“以容量大、類型多、存取速度快、應用價值高為主要特征的數據集合”。[26]?“大數據之父” 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認為大數據的核心價值在于通過讓數據“發聲”，以“發現和理解信息內容及信息與信息之間的關系”[27]，?亦即大數據技術通過對海量數據的深度挖掘和關聯分析“能夠揭示傳統技術方式難以展現的關聯關系”[28]]。“數”是人類思維的產物，是人類認識世界的重要標尺、分析世界的邏輯工具，畢達哥拉斯學派稱“萬物皆數”[29]?，羅素說“數學即邏輯”[30]]。數學憑借其嚴密、抽象的公理系統，描述、驗證事物的結構（存在數量）和關系（存在變化），結構與關系存在關聯，數據也便存在關聯。運用大數據技術，通過數據描述、數學建模、數理推斷等方式，人們可以揭示傳統技術在微觀、具體、局部層面難以展現的抽象特征，從而發現事物與事物之間隱而未現的“關聯關系”。大數據作為當代信息技術的最新成果，使“普遍聯系”的哲學原理在數理層面進一步得以驗證。

　　二、互聯網時代“普遍聯系”在人化世界的突出表征為“信息互聯”

　　“每個事物（現象等等）的關系不僅是多種多樣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個事物（現象、過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個事物聯系著的。”[31]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聯系除了物質、能量的轉換，還得益于作為“非物質存在”的“信息”。“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32]，信息是“人化世界”中與物質、能量并列的哲學范疇。“信息互聯”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通訊技術造就的、迄今為止“人化世界”中最為高效的聯系方式。此前整個自然界“作為至少在基本上已解釋清楚和了解清楚的種種聯系和種種過程的體系而展現在我們面前”[33]；現在“信息互聯”則使人化世界完全按照人的意志以“網絡社會”這樣的體系展現在我們面前。

　　（一）人化世界的“普遍聯系”以非物質存在的“信息”為中介

　　人類誕生前世界是純粹的“自在世界”，物質和能量是構成“自在世界”的基本元素。人類誕生后客觀世界由“自在”狀態開始被“人化”從而形成“人化世界”，又稱“人在世界”或“屬人世界”[34]。馬克思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來說是無”[35]]；只有被“人化”了的客觀世界才有意義——“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對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36]?“人化世界”包括已被人類實踐活動改造的世界，還包括已成為人類認識對象、但尚未被人類實踐活動所改造的世界。無論是認識世界還是改造世界都必然導致信息產生，“外部世界對人的影響表現在人的頭腦中，反映在人的頭腦中，成為感覺、思想、動機、意志。”[37]“感覺是客觀世界、即世界自身的主觀映象。”[38]“不通過感覺，我們就不能知道物質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運動的任何形式；感覺是運動著的物質作用于我們的感官而引起的。”[39]有學者在本體論范疇將信息、物質、能量一起作為客觀世界的基本構成，認為“信息是物質的存在方式，是物質的屬性”[40]；“信息是物質的普遍屬性；它表述它所屬的物質系統，在同任何其他物質系統全面相互作用(或聯系)的過程中，以質、能波動的形式所呈現的結構狀態和歷史。”[41]也有學者認為信息只屬于人的認識論范疇，不是客觀世界的本體構成，“哲學含義上的信息是一種非物質的存在，是主體對對象的感知、辨識和建構，也是生命控制系統尤其是神經系統的一種機能……不存在所謂的‘本體論信息’，而只存在認識論意義上的信息”。[42]筆者認同后者觀點，認為以目前的自然科學水平尚不足以證明信息是與物質、能量并列的構成客觀世界的基本實在本體之一，而只能視?信息為“人化世界”的產物并作為哲學范疇與物質、能量并列。

　　馬克思指出：“實踐創造一個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的自然界，這是人作為有意識的類的存在物的自我確證。”[43]“意識”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指人“復寫、攝影、反映”世界的能力[44]，而人類“復寫、攝影、反映”客觀世界需要借助符號，因此人又被定義為“符號的動物”，正如卡西爾所指出：“依靠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我們也就到達了進一步研究的第一個出發點……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于這些條件。”[45]人類正是通過符號對“自在世界”進行編碼，亦即“信息化”。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信息成為“自在世界”向“人化世界”轉化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普遍聯系”在人化世界的四次革命

　　回顧人類“人化”自在世界的歷史，普遍聯系迄今大體經歷了四次革命：“語言聯系”革命、“器物聯系”革命、“能量聯系”革命與“信息互聯”革命。四種聯系并非后者取代而是不斷與前者疊加、融合，且在不同時期有各自突出的表征。

　　“語言聯系”是指以口語為主要媒介實現的聯系，開啟“人化世界”相互聯系的“傳說時代”。“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和意識一樣，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46]人類如何進化出復雜而成熟的口語系統至今仍是謎，但考古學已證明“語言聯系”是聯系歷程中一次極為了不起的革命——距今大約7至3萬年前智人之所以能夠取代梭羅人、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等“原生人類族群”，很大程度在于其擁有更為發達的語言能力：“不論智人是否是罪魁禍首，但每當他們抵達一個新地點，當地的原生人類族群很快就會滅絕……而目前最可能的解答，正是讓人得以辯論的原因：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為有獨特的語言。”[47]?但語言作為“振動著的空氣層、聲音”[48]，較多受時間與空間的束縛，對于遠距離、跨時間、多人數的聯系無能為力，因而柏拉圖在他那個時代斷言“一個城市的大小應以站在市中心廣場高喊一聲可以達到的范圍為宜”。而在聲音達到的范圍以外，要依靠口語傳播的方式來達到信息的交流是無法實現的。[49]

　　“器物聯系”是指承載文字等符號的器物（中介物）通過傳遞方式實現的聯系，開啟“人化世界”相互聯系的“傳遞時代”。“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惟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50]文字作為“符號的符號”?亦即口語的符號，必須借助一定的物質載體才能呈現與傳遞。古埃及的莎草紙、兩河流域的泥板、古印度的貝葉棕、古希臘的羊皮紙等；古代中國的龜甲獸骨、巖石、青銅器、簡牘、絹帛與植物纖維紙等都曾是文字符號的物質載體。這些“器物媒介”力求突破時空束縛、補償“口語聯系”之不足。同時，人類通過馴化馬匹、建造車輛、修筑道路、修建驛站等方式組成以“器物”為主體的信息基礎設施，以傳遞“承載文字符號的器物”來實現信息聯系。在“器物聯系”的革命中，文字作為“符號的符號”保持相對穩定，不斷“被革命”的是各類器物本身。

　　“能量聯系”是指人類的交通與通訊系統以蒸汽熱能、電能等能量為驅動而實現的更為廣泛的聯系。馬克思和恩格斯觀察到“由于交往手段的驚人發展——遠洋輪船、鐵路、電報、蘇伊士運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場。”[51]]火車、輪船等屬交通系統；電報及后來的廣播、電視等屬通訊系統，兩者的大發展都極大地推動了“人化世界”的普遍聯系，而背后的核心力量來自于十八末和十九世紀以來人類對新能量的發現與廣泛運用。近代科學的“能量”概念由英國物理學家托馬斯·楊于1807年首先提出，19世紀上半葉以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以及能轉化為功的定量測度的方式，標志著人類的能量觀念和能量思維方式從原始猜測性的思辨水平上升到了一般科學認識的境界。19世紀30年代，法拉第提出“力線”和“場”的概念，認為空間不是空虛的而是布滿磁力線的“場”[52]。1844年，塞繆爾?莫爾斯從華盛頓到巴爾的摩拍發人類歷史上第一份電報，宣告“閃電式”傳播模式誕生。電報的出現使“話語被轉化為電子脈沖，即摩爾斯碼的點和橫杠，然后穿過網絡最終發往各地。”[53]信息流動從此不以“器物媒介”在物理空間的位移為前提，從而開啟“人化世界”相互聯系的“傳播時代”。

　　“信息互聯”是迄今為止最具顛覆性的聯系革命，一方面表現為高度“信息化”，一方面表現為高度“互聯化”，且兩者相互融合、相互促進。自人類發明言語之時就開始了對“自在世界”編碼（也可稱為初級階段的“信息化”），從口語到文字、從圖像到影像、從VR到AR，符號作為信息的編碼工具沿著“抽象－形象－仿真”的路徑演化，生產成本越來越低、生產效率越來越高、儲存空間越來越小、檢索越來越便捷、傳輸速率越來越快、保真程度越來越高。其間，現代數字化技術使傳輸信號由模擬狀態轉變為數字狀態是一次顛覆性變革，促成人類的“數字化生存”[54]。數字化技術更利于信息的生產與傳播，從而使“人化世界”進入信息時代。另一方面互聯網的誕生與普及使“人化世界”進入互聯時代。互聯網的誕生與迅猛發展不僅源于“分布式通信”理論、“包切換”原理與“TCP/IP”協議，還得益于由“終端設備、結點設備、通信鏈路”等組成的硬件系統以及由“操作系統、應用軟件、管理軟件”等組成的軟件系統的不斷更新、迭代。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使“人化世界”進入到隨時、隨地、隨人互聯的狀態；方興未艾的物聯網正使“人化世界”的范圍不斷拓展，并進入“泛在互聯”的時代。

　　以“高度信息化”與“高度互聯化”為特征的“信息互聯”是目前為止“人化世界”最為深刻、最為徹底、最具顛覆性的“聯系革命”，“作為一種歷史趨勢，信息時代的支配性與過程日益以網絡組織起來。網絡建構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因此，我們可以稱這個社會為網絡社會（the network society）。”[55]

　　三、?“普遍聯系”為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范式轉型提供理論支撐

　　有學者將我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建構分為三個階段：延安整風時期“辯證唯物主義”語境下的“黨報范式”階段、改革開放后“新聞規律”旗幟下的“新聞事業范式”階段、當前“交往實踐觀”視域下的“新聞生產范式”階段。[56]上述劃分是基于政治、經濟演進的特征而非媒介技術與媒介形態演化的邏輯。媒介技術與媒介形態演化是影響新聞學范式革新的重要力量，我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建構始于印刷媒介（報紙、期刊等）為基礎的“報學范式”、繼以電子媒介（廣播、電視等）為基礎的“大眾傳播學范式”，目前正向以互聯網媒介為基礎的“互聯網范式”轉型。“普遍聯系”哲學原理可為這種轉型提供強大的理論支撐，使新聞起源、新聞定義、新聞價值等核心命題更具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

　　（一）“普遍聯系”的哲學觀指導人們科學認識“新聞起源”這一元命題

　　“新聞起源”是理解新聞定義、新聞價值、新聞事業、新聞與人的關系等重要命題的前提。西方新聞學關于“新聞起源”主要有“好奇說”“群居說”兩論?。約斯特認為新聞起源于人類“永無止境的好奇心”所催生的“新聞欲”（passion ?for? news）[57]?，杉村廣太郎認為新聞起源于人們“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的心理，[58]]此為“好奇說”之代表；格勞德認為人類的“知道欲”是“形成并維持社會的最堅強的力量”，小野秀雄認為新聞起源于“人類群居所需的交流欲望”[59]，此為“群居說”之代表。我國學者關于“新聞起源”大體沿“社會活動”“生產活動”“生活活動”一脈論述，張宗厚、陳祖聲認為“新聞的起源在于人類社會活動”?[60]；吳高福認為“新聞起源于勞動”[61]?；甘惜分認為新聞的起源“在于勞動和生產的需要”?[62]；程曼麗認為新聞的起源“在于勞動和交流的需要”[63]?；童兵認為“新聞傳播行為起源于人類社會化的生產勞動和生活活動的需要”[64]等等?。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也有學者將“新聞起源”歸因于“人類的信息需求”：“新聞是一種信息傳播，是在人類的生產活動和社會交往實踐中，為適應人們的信息需求而產生的。”[65]?“新聞”作為一種特殊的“信息”，與信息為屬概念和種概念的關系，將“新聞起源”歸因為“人類的信息需求”未免有“循環論”之嫌。

　　將人及其實踐活動置于“關系”之中進行考察是“普遍聯系”的內在要求和典型體現。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66]“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往的。”[67]人不能脫離他所處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而獨立存在：作為“自然產物”的人必須與外界進行物質與能量的交換才能生存；作為“社會關系總和”的人必須與外界進行信息交換才能擺脫動物的生存狀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的人”。正是由于人必須與自然、與他人建立廣泛的聯系，方才催生了對包括新聞在內的一切信息的需求。“因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所以人在積極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產人的社會聯系、社會本質。”[68]所以，新聞真正起源于作為“社會關系總和”的人的“共同活動和社會聯系”[69]。

　　（二）“普遍聯系”的哲學觀促使人們重勘“新聞”的定義

　　“新聞”定義作為新聞學研究的元命題之一，一向為中西方學界、業界關注且眾說紛紜，僅我國學界就有“報道說”“傳播說”“事實說”“信息說”等多種表述。“報道說”以陸定一為代表：“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70]“傳播說”以王中為代表：“新聞是新近變動的事實的傳布（播）。”[71]“信息說”以寧樹藩、李良榮為代表：寧樹藩稱“新聞是向公眾傳播新近事實的信息”[72]，李良榮稱“新聞是一種信息，是傳達事物變動最新狀態的信息”[73]。“事實說”以徐寶璜和范長江為代表：徐寶璜稱“新聞者乃為多數閱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實也”[74]，范長江稱“新聞就是廣大群眾欲知、應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實”[75]。

　　?上述觀點各有所長，以陸定一“報道說”最具影響力。“報道說”的科學性在于首先“肯定了事實是新聞的本源”，“從根本上劃清了唯物主義新聞本源觀和唯心主義新聞本源觀的界限”；指出事實只有經過“公開報道”這個“中間環節”才能成為新聞，同時強調新聞所報道的事實必須是“新近發生的”[76]。該定義“從思想上和理論上影響了當時和以后我國好幾代新聞工作者”“半個世紀以來，一直為我國廣大新聞工作者沿用”。[77]但“客觀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隨著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人們對新聞定義的認識必將與時俱進”[78]。馬克思指出：“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的發展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所以，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79]陸氏“報道說”也是大眾傳播時代亦即“點對面的撒播式”媒介時代的“歷史的暫時的產物”，其落腳點在于“報道”和傳者立場，因此不可避免地、“歷史性”地忽略或忽視了受眾對于何為“新聞”的定義權。沒有受眾參與的“新聞”本質上只是“文本”而非真正意義的“新聞”，正如馬克思在區分“產品”與“商品”的本質差異時所強調：“要成為商品，產品必須通過交換，轉到把它當作使用價值使用的人的手里。”[80]只有經過“交換”，亦即受眾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的“聞”（接受與解碼），“文本”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聞”。

　　隨著媒介技術的演進、特別是媒介技術引發“傳-受”關系（甚至在相當程度上引發社會關系）變革——亦即傳播范式變革，既有“新聞”定義作為“歷史的暫時的產物”實有重勘之必要。當今時代，以“分布式通信結構”為典型技術形態、以“互聯”為突出聯系特征的各種網絡新媒介，顛覆了既往廣播、電視時代“點對面、單向度、撒播式”的大眾傳播范式，傳者單一主導、受者被動接受的舊的“傳-受”關系被徹底改變，“新聞”事實上已由“傳者主導”轉向為“傳-受者共導”。因此，學界對于“新聞”的定義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新聞本源觀的同時，還應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新聞“普遍聯系”觀，正視受眾對“新聞”的定義權，充分認識到“新聞”不僅是傳者與（新聞）事實“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結果，同時也是傳者與（新聞）文本“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結果；且最終是傳者與受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有以馬克思主義“普遍聯系”哲學思想為指導，科學認識網絡社會傳者與受者的關系、重新定義作為“歷史概念”的“新聞”，才能推動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向“互聯網范式”轉型。

　　（三）“普遍聯系”的哲學觀促使人們重思“新聞價值”的內涵

　　新聞價值是“關聯”新聞實踐活動的兩個主體（傳者和受者）及新聞實踐活動的兩個客體（新聞事實和新聞文本）的重要范疇，無新聞價值之“新聞”即非“新聞”。新聞價值還深刻反映并影響所處時代的社會觀念和“意識形式”——“如果從觀念上考察，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81]因此，人們無論在實踐維度還是理論維度都不得不高度重視“新聞價值”這一范疇，其在新聞學科體系內的重要性不遜于“新聞”本身。

　　1690年，托比亞斯·樸瑟將“新奇的征兆、怪異的事物、政府的更替、戰爭的發生與和平的實現等”視為“值得記憶和知曉的事件”，并要求將此類事件“單獨挑選出來公開報道”[82]。1830年，普利策強調記者應采集“與眾不同的、有特色的、戲劇性的、浪漫的、動人心魄的、獨一無二的、奇妙的、幽默的、別出心裁的，適于成為談資而又不致破壞高雅的審美觀或降低格調的，尤其不能損害人們對報紙的信任”的事實作為新聞。[83]此皆實踐層面判斷新聞價值之代表。我國學界關于新聞價值有“素質說”（指事實所包含的足以構成新聞的各種素質）、“標準說”（指新聞工作者及新聞媒體用來衡量新聞的標準）、“功能說”（指新聞傳播后所取得的社會效果）、“源流說”（既包括事實足以成為新聞的各種要素，也包括新聞傳者參照什么標準選擇新聞事實、新聞受眾根據什么判斷接受新聞信息、新聞信息產生什么社會效果）等多種定義[84]。現行主流教科書大多將新聞價值定義為“事實所具有的、滿足社會與公眾對新聞需要的要素的總和”，并強調“這些要素通常指新鮮性、重要性、顯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等”[85]。

　　“新聞”是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的人與他人及自然界建立廣泛“聯系”的產物，基于馬克思主義“普遍聯系”哲學原理來考察新聞價值是題中應有之義。尤其是在新聞傳播發生“整體的生態變革”[86]的網絡社會，立足“新聞價值屬于關系范疇”[87]這一基本判斷，可以旗幟鮮明地得出如下結論：（1）新聞價值不能簡單地等同為事實所具有的“要素”或“要素的總和”。雖然新聞價值不能脫離事實而獨立存在，但它也不能獨立存在于事實之中，而必須存在于“關系”之中，且首先存在于“事實與人（傳者）的關系”之中。人與事實在新聞實踐中構成主-客體關系，新聞價值首先產生于作為主體的人對作為客體的事實的“建構”中。傳者與受者雖然同為新聞實踐的主體，但首先是傳者與“事實”建立關系，所以這里“事實與人的關系”首先表現為“事實”與“作為傳者的人”的關系。沒有傳者的發現與呈現，即使有“事實”也無“新聞”，更遑論“新聞價值”。馬克思曾深刻指出：“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88]?因此，新聞價值首先滿足的絕非社會與公眾“對新聞的需求”，而是傳者的“傳播需求”——“為何傳播”“傳播什么”及“怎么傳播”。所謂“新鮮性、重要性、顯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更多地是傳者基于其“傳播的需要”對事實做出的判斷（或預判），而非新聞價值本身。（2）新聞價值不僅存在于“事實與人（傳者）的關系”之中，還存在于“新聞文本與人（受者）的關系”之中。“依賴于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傳散技術，新聞業不僅不再需要面對面交流，而且將這種親身在場的互動有效地驅趕出去。”[89]因此，“作為受者的人”不是直接與事實發生關系而是與“新聞文本”發生關系，通過傳者生產、呈現的新聞文本間接了解關于事實的信息。基于“為我關系”的定律，“受眾之我”天然地傾向選擇與自身利益關聯度高的新聞。但在“大眾傳播范式”下，新聞文本“在一個中心聚集點上匯集信息資源，并向無數分散的受眾傳遞確定的內容”[90]，受者對信息的選擇權受到極大限制甚至基本不存在，只能選擇“接受”經由傳者制作、加工的“確定的”新聞文本，甚至在經年累月的“接受”中潛移默化地將傳者建構的“價值”認同為自己的“價值”。（3）新聞價值最終體現的是“人與人的關系”。“事實上，在馬克思看來，價值問題的本質從來就不是在人與物的關系上，而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91]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也是“人化世界”的行為主體，新聞這種“特殊的信息”正是作為主體的人通過對客觀對象（或為事實，或為文本）進行“建構”并對社會關系進行“再建構”的產物。就“傳者之我”而言，依據一定的標準與事實建構關系，根本目的是為了通過新聞文本的發現與呈現使受者和自己建立聯系；就“受者之我”而言，依據一定的標準與（新聞）文本建構關系，根本目的是為了與自己所處的“人化世界”建立聯系。在大眾傳播范式下，少數傳者掌控大眾媒介，傳者通過大眾媒介使受眾“接受他們在現存秩序中的角色與位置這樣一種方式塑造他們的感知、認識與偏好”[92]，“新聞價值”總體上呈現“事實-傳者-新聞文本-受者”這樣線性的、單向度的聯系。在此聯系中，雖然事實是新聞的源頭毋庸置疑，但因傳者居于壟斷地位，從而相當程度上決定著“事實向新聞轉化的命運”——“報道或不報道”“快報或緩報”以及“報道此面或彼面”等；而受者基本上置于“被作用、被制約、被影響”的位置。在互聯網傳播（或稱“傳聯”）范式下，傳者與受者的話語權力關系發生顛覆性變化：由“你說我聽”轉變為“人人都有麥克風”，事實、傳者、新聞文本、受者之間呈現非線性的、交互式的聯系。尤其是曾經數量眾多的“受者”同時亦為數量眾多的“傳者”，傳者與受者之間呈現出真正的且現實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在此意義上，新聞即媒介——無論其呈現的是“線性的、單向度的聯系”還是“非線性的、交互式的聯系”——本質上皆屬“人與人建立聯系”的媒介。因此“新聞價值”作為“關系范疇”只能存在于關系之中而不能獨立“存在于客觀事實之中”。目前我國流行的不少教材或相關論文時而稱新聞價值“屬于關系范疇”，時而稱新聞價值“存在于客觀事實之中”，蓋因未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關于“價值”的哲學內涵；未一以貫之地基于馬克思主義“普遍聯系”的哲學原理科學地理解新聞價值的本質。

　　在既往新聞學研究中，我國亦有學者指出應重視“普遍聯系”的哲學原理，如王中提出“必須從社會的普遍聯系中”，“探索新聞事業的客觀規律”[93]；童兵提出應“從事物聯系的普遍性考察人類社會交往的必要性”[94]。但總體而言“普遍聯系”哲學原理在新聞學理論甚至馬克思主義新聞學中都未獲應有重視，甚至“存在一種把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僅作為政治原則或特殊形態予以‘安置’的心態”和“‘離開馬克思’的趨向”[95]?。面對當今網絡社會“萬物互聯”的客觀現實與發展趨勢，重歸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基于“普遍聯系”哲學原理推動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范式轉型實屬必然之需。

　　四、“普遍聯系”有利于增強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對當代新聞實踐的指導作用

　　?????正如馬克思所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96]以“普遍聯系”哲學原理為基石推動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向“互聯網范式”轉型不僅具有“解釋世界”之價值，亦具有“改變世界”之價值，具體而言：有利于更科學地詮釋信息技術革命所導致的社會變革；有利于更透徹地理解媒介技術進化所引發的傳媒變局；有利于更科學地指導當代新聞實踐的“范式”轉型。

　　（一）有利于更科學地詮釋“聯系革命”導致的社會變革

　　早在19世紀末，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注意到“交往革命”對于“世界歷史”形成的巨大推動——“近五十年來，交往方面已經發生了革命……在陸地上，碎石路已經被鐵路排擠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緩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經被迅速的定期的輪船航線排擠到次要地位。而且整個地球布滿了電報線。蘇伊士運河才真正開辟了通往東亞和澳洲的輪船交通。”[97]“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98]梁啟超也敏銳地覺察到報紙、報館致使整個世界宛如“萬國比鄰”——“今夫萬國并立，猶比鄰也；齊州以內，猶同室也。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為不相聞問，則有耳目而無耳目。”[99]麥克盧漢則發現廣播、電視的高度發達導致寰球恰似“小村莊”——“這種新興的模式消除了地域的界限和文化的差異，將人類帶入了非常融洽的環境之中，一個人人參與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由此而產生。”[100]上述觀點基于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對不同范式的“聯系革命”所引發的社會變革有著深刻闡述。

　　當今時代，以“互聯”為特征的信息技術與媒介形態又將人類社會推向一個嶄新階段，羅伯特·洛根稱“互聯網和萬維網使民族疆界進一步冰消雪融，因為知識和信息跨越國界和學科邊界暢通無阻，在全球層次上產生了興趣和實踐的社會共同體”[101]?。曼紐爾·卡斯特稱“ 網絡構建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而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與結果”[102]。在這一嶄新的“社會共同體”或“新社會形態”里，經濟、文化、政治等諸多領域迅速發生著深刻且深遠的變革：（1）經濟領域，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促使信息、資本、技術、人才全球范圍內加速流動，推動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轉型——供求關系層面，不同主體之間基于信息的“互聯”將過去供求雙方之間的中間環節降至最少；交易決策層面，信息“互聯”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信息不對稱”；資源配置層面，“人-物”互聯開創“分享經濟”新模式。（2）文化領域，互聯網成為生產文化產品的重要工具、傳播文化產品的重要載體，同時也成為人類思想交流、交鋒的新場域——價值觀層面，不同網絡社群的形成致使大眾價值觀的多元化發展；話語權層面，互聯網的分權效應明顯，“眾聲喧嘩”成為常態，輿論引導則成為“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3）政治領域，互聯網的“傳聯”功能將原子式的個體通過基于社會化網絡的信息傳輸聯結了起來，進而導致公民、社會和國家三個層面發生深刻變化——公民個體層面，互聯網賦予不同個體之間進行信息交互和關系建構的能力，為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提供了技術支持；社會組織結構層面，人人“互聯”導致社會結構向“社群化”發展；國家治理層面，“互聯”促使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向現代化轉型[103]。“整個網絡社會因此成為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或者說，互聯網“使馬克思關于‘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政治理想以網絡社會的方式得以實現”[104]??。可見，基于“普遍聯系”的哲學原理有助于辨清當今社會日益深化的、以“互聯”為特征的結構性變革，并堅定人們對未來“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政治愿景的信念。

　　（二）有利于更透徹地理解媒介進化引發的傳媒變局

　　保羅·萊文森（Paul Levinson）在其“人性化趨勢”（anthropotropic）理論中將媒介進化的深層動因歸于“人性化”選擇——“我們就是媒介種類的環境。可以說，媒介的進化不是自然選擇，而是我們人的選擇——也可以說是人類的自然選擇。”[105]國內有學者據此將媒介進化的動因歸為“生物動因”：“媒介技術的發展是人類作為生物不斷進化的一個方面，同人類及其他生物一樣，媒介技術的進化在很大程度上同樣遵循‘適者生存’的規律。”[106]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亦是“自然存在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107]作為“社會性存在”和“自然性存在”的“聯合體”，人無論與自然建立聯系還是與社會建立聯系都必須借助一定形式的媒介（或者說媒介技術），從而實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人的延伸”——“我認為技術是我們身體和官能的延伸……無論工具或家具，都是這樣的延伸。”[108]“由于電話問世，出現了耳朵和嗓音的延伸……與電視同時來臨的是觸覺的延伸，或者說感官相互作用的延伸。”[109]在中國古代，自西晉《春秋左傳集解》中“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110]，至清代《中外農學合編》中“蜜蜂為昆蟲一種……又運花粉以媒介”[111]，“媒介”一詞無論外延如何拓展、內涵如何豐富，其詞義都未脫離“建構關系”這一根本。

　　?報紙、廣播、電視等媒介也是“關系的建構者”，由于在技術層面上不具備“互聯”功能，只能充當不同主體關系的“間接建構者”；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各種“互聯”媒體憑借超強的“聯接力”，“傳”“聯”兼備而成為不同主體之間關系的“直接建構者”[112]。?在技術層面上“互聯”功能的有無是當今時代區分傳統媒介與新媒體的根本標志——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既往的“中央控制式”通訊結構轉型為“分布式”通訊結構，此種轉型是新聞與傳播“范式轉型”的技術根源。在媒介進化的“上半場”主要是信息的自由度、保真度得以全面提升，“自由度”指人類信息聯系“跨越時空的能力”，“保真度”指人類信息聯系能夠“達成的效果”，二者構成一種類似DNA分子“雙螺旋”結構在媒介進化的“上半場”起著“支配性作用”[113]。在媒介進化的“下半場”得以全面提升的是信息的便捷度與關聯度。?“便捷度”指人類通過信息建構人與人、人與物的聯系時的方便、快捷程度；“關聯度”是指人類在通過信息建構人與人、人與物的聯系時信息與人的利益相關度。人作為“經濟人”（Economic? Man）[114]受“經濟理性”驅使?以最小成本換取最大利益屬必然選擇。“便捷度”越高越能節省聯系成本，“關聯度”越高越能增加聯系價值。二者以“成本”與“利益”的勾連關系在媒介進化的“下半場”起著支配性作用。正是基于傳者與受者之間的普遍的相互聯系、直接聯系、便捷聯系，整個傳媒格局發生根本性改變：在信息生產與傳播主體上，發生了從專業機構主導到全民上陣的歷史性變化；在媒介管理上，傳統的把關人（gate-keeper）信息管控模式遭遇挑戰；在媒介經營上，傳統媒體的商業邏輯與盈利模式均被顛覆等[115]。一言蔽之，技術賦能使傳者與受者的話語權力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從而導致傳媒格局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可見，基于“普遍聯系”的哲學原理能極大地幫助我們厘清媒介技術不斷進化的真正動因以及媒介形態何以演化的“人性”邏輯，從而深刻理解當今時代的傳媒變局。

　　（三）有利于更科學地指導新聞實踐的“范式”轉型

　　互聯網誕生前，人類的新聞實踐大體分為兩個階段或兩種范式——“作為生活方式的新聞實踐”與“作為職業活動的新聞實踐”，前者通常被稱為“前新聞業或非新聞業”，后者被稱為“新聞業”。作為“前新聞業或非新聞業”的“新聞”是“黷所先習，欣所新聞”[116]，是“新聞妙無多，舊學閑可束”[117]；是“爾來有何新聞，皆望密報”[118]；是“敢問街市上有甚新聞么？”[119]等等。“新聞業”得以架構、成形與19世紀以來誕生的現代印刷、交通和電報等“傳散技術”密切關聯，正如尼克拉斯·魯曼所說，就是因了這樣一些“傳散技術”，才建立起大眾媒體運作的結構性形式框架，并作為一種社會系統分門自立[120]。從此，新聞業不再需要面對面交流，而是形成一種自我生產和再生產的封閉性運作。這種運作體系的特征是以預先設置的框架，構筑成自己獨有的新聞編制流程和傳遞范式；以特定的篩選標準、特定的制作技巧和程序，還有特定的展示方式和樣貌，[121]讓擬想中的新聞和言論，成為媒介呈現的產品。

　　由于決定“新聞業”的“傳散技術”被傳者壟斷，報刊雜志作為“新聞業”的代表，不僅其威力滲透社會各個方面并因之確立自己獨尊的地位，而且還確立了數百年難以撼動的新聞實踐范式——“報學范式”。雖然切特羅姆稱“電報標志著傳播第一次從傳遞中分離出來，并開創了電子媒介的時代”[122]，但“報學范式”與后來依賴廣播電視特別是廣播所建立的“大眾傳播范式”在通訊結構上是“同構”的——“‘大眾傳播’這個新術語，就有了一個最初的和范式意義上的具體參照，并生成其基本含義：大眾傳播不是指傳播來自于大眾、在大眾之中或者與大眾一起，它表示傳播向外散發，從一個中心信源射向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大眾或者受眾。”[123]“報學范式”與“大眾傳播范式”在通訊結構上的“同構性”是報紙與廣播、電視雖相互競爭又共榮共生的根本原因。

　　互聯網的“分布式通訊”結構對傳統媒介的技術 “構-設”是一種革命和顛覆，它意味著一個“根莖狀全球結構模型”的形成；“它還以橫向的，以及縱向的‘超文本’鏈接為基礎，從而使得文本文檔中的物體之間的邊界呈現出無窮無盡的流動態勢”[124]。本來似乎秩序井然中心邊緣分明以線性因果邏輯運轉的社會，突然間就變成了無邊無際的波浪式的涌動：沒有中心，或者是互為中心，此起彼伏，前呼后擁，同聲共享。從此“線性的隱喻”被“聯系的隱喻所代替” [125]，曾經處于“獨尊”地位的“報學范式”和“大眾傳播范式”被新的范式所代替，筆者稱之為“傳聯范式”——“‘傳聯’即‘傳遞／傳播+聯接／聯系’——通過信息的傳遞與傳播在不同主體之間建立聯系；通過不同主體之間的聯接與聯系使信息得以更好地傳遞與傳播。”[126]“傳聯范式”在器物層面以互聯網技術為支撐，在哲學層面則以“普遍聯系”為旨歸。社會理論這些假定存在相互分離的實體和相互分開要素的概念已經失效，諸多網絡所造成的“關系”，同時也只有“關系”，才是根本。[127]因此，“作為一種職業實踐的新聞傳播仍然有位置，作為一個組織信息和知識機構的大眾媒介也不會消亡，但都只能化為‘關系之網’中的一個互聯部分。即便它自身也是一個網絡，也必定被嵌入到更大的網絡，與其他網絡共存并發生相互作用。”[128]同時，作為“生活方式的新聞實踐”在網絡社會又以新的方式被“激活”：曾經的新聞事件的“受眾”雖“身體不在場”但“符號在場”；雖不能“面對面”但能“互動交流”，且隨時隨地隨人進行交流；他們不僅僅是新聞事件的“旁觀者”，也是新聞事件的“記錄者”“傳播者”“評論者”“參與者”，還是“新聞的定義者”與“新聞價值的評判者”。舊的范式正在或已經被顛覆，新的范式正以強大的“聯系的力量”融合所有媒介，甚至整個社會。可見，基于“普遍聯系”的哲學原理，能準確厘清職業新聞活動在網絡社會的地位與作用，并科學指導當今新聞實踐的范式轉型。

　　“要真正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介’。”[129]?“普遍聯系”作為唯物辯證法的總特征之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重要的邏輯起點和奠基石，至今依舊閃爍著真理的光芒。面對當前以互聯網為代表的顛覆性信息技術革命，“緊緊扣住媒介技術、傳播形態和學科的關系，以新的基點、新的思路來籌劃新聞傳播學科的未來，已屬當務之急。”[130]回歸馬克思主義哲學，基于“普遍聯系”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深入推動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研究，既是一種傳統回歸，也是一種理論創新；既能為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向“互聯網范式”轉型提供理論支撐，又能增強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對當代新聞實踐的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131]我們堅信馬克思主義理論能為新聞傳播學的發展提供不盡的哲學滋養與理論源泉；同時期待我國學界、業界面對信息技術革命，回歸馬克思主義，共同推動馬克思主義新聞學與新聞實踐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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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旦：《重造新聞學——網絡化關系的視角》，《國際新聞界》2015第1期。

[2] 〔美〕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傳播革命》，高金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第12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9頁。

[5] 〔美〕約翰·麥克尼爾、威廉·麥克尼爾：《人類之網》，王晉新、宋保軍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頁。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頁。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57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22頁。

[9] 徐必珍、李懷君：《普遍聯系新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0頁。

[10] 老子：《老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頁。

[11] 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古希臘羅馬哲學》，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30頁。

[12] 徐必珍、李懷君：《普遍聯系新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5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8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頁。

[15] 徐必珍、李懷君：《普遍聯系新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7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85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60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6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70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09頁。

[22] 參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0-31頁。

[23] ?RAND? corporation.? Paul? Bar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et?[EB/OL].? //www.rand.org/about/history/baran.list.html?,2011.

[24] ?“包切換”被保羅·巴蘭最初命名為“分布式可適應信件塊切換”（distributed? adaptive? message ?block?s witching），幾乎同時提出這一理論的英國物理學家D·W·戴維斯（Donald? Davies）在咨詢了專業語言學家，并詳細對比了“塊”（block）、“單元”（unit）、“部分”（section）、“節”（segment）等單詞的區別之后，最終選擇了“包”（packet），所以“包切換”實際上是沿用戴維斯的命名。參見郭良：《網絡創世紀——從阿帕網到互聯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0-44頁。

[25] 文頓·瑟夫與鮑伯·卡恩1974年合作發表的論文《分組網絡互通協議》（A protocol for packet network intercommunication）標志TCP/IP協議正式誕生。TCP負責確保數據傳輸的完整性，一旦傳輸發生問題，就會要求重傳相關數據包，直到全部數據安全無誤地傳輸完畢；IP負責為每臺入網計算機都分配一個單獨的網絡地址，以便在數據傳輸中準確地找尋到目標計算機。原文摘要為：The protocol provides for variation in individual network packet sizes, transmission failures, sequencing, flow control, end-to-end error checking, and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logical process-to-process connections. From Cerf V, &Kahn R. A protocol for packet network intercommunic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Vol.22, no.5, 1974.

[26] 《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國發[2015]50號），//www.zyczs.gov.cn/html/xzfg/2018/9/1536891571437.html

[27] 〔美〕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斯·庫克耶：《大數據時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頁。

[28] 《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國發[2015]50號），//www.zyczs.gov.cn/html/xzfg/2018/9/1536891571437.html.

[29] 畢達哥拉斯學派的“萬物皆數”觀點認為抽象的數是萬物的本源，世上一切事物都表現為數，承認并強調數學的對象是抽象的思維對象，與實際事物有區別。但同時該學派認為數僅指整數。參見武錫環、郭宗明編著：《數學史與數學教育》，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1頁。

[30] 羅素有“邏輯即數學的青年時代，數學即邏輯的壯年時代，青年與壯年沒有截然的分界線。故數學與邏輯亦然”的名言。參見莫紹揆：《數理邏輯初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9頁。

[31] 《列寧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頁。

[32] 〔美〕維納：《控制論》，郝季仁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63年，第113頁。

[3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38-539頁。

[34] 劉進田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70頁。

[3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8頁。

[3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頁。

[3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頁。

[38] 《列寧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8頁。

[39] 《列寧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6頁。

[40] 鄔焜：《信息哲學：理論、體系、方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44頁。

[41] 黎鳴：《恢復哲學的尊嚴：信息哲學論》，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第16頁。

[42] 肖峰：《重勘信息的哲學含義》，《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

[4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頁。

[44] 《列寧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0頁。

[45] 〔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38頁。

[4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2頁。

[47] 〔以色列〕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北京：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19頁。

[4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2009年，第533頁。

[49] 參見崔林：《媒介史》，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0頁。

[50] 〔瑞士〕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47頁。

[5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4頁。

[52] 參見鄔焜：《物質思維·能量思維·信息思維--人類科學思維方式的三次大飛躍》，《學術界》2002年第2期。

[53] 〔加〕戴維·克勞利、保羅·海爾：《傳播的歷史》，董璐、何道寬、王樹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50頁。

[54] 參見〔美〕尼古拉·尼葛洛龐蒂：《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1頁。

[55] 〔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弘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569頁。

[56] 齊愛軍：《我國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建構的知識演進路徑考察》，《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7期。

[57] 〔美〕卡斯珀·約斯特：《新聞學原理》，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頁。

[58] 〔日〕杉村廣太郎：《新聞概論》，王文萱譯述，上海：聯合書店，1930年，第1頁。

[59] 郝雨、杜友君：《新聞學概論當代教程》，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2頁。

[60] 張宗厚、陳祖聲：《簡明新聞學》，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3年，第46頁。

[61] 吳高福：《關于新聞起源問題的思考》，《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

[62] 甘惜分主編：《新聞學大辭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頁。

[63] 程曼麗、喬云霞主編：《新聞傳播學辭典》，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年，第31頁。

[64] 童兵：《理論新聞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4-15頁。

[[65]] 朱占春：《人大制度新聞概論》，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第1頁。

[6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頁。

[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頁。

[6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頁。

[69] 《新聞學概論》編寫組：《新聞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頁。

[70] 陸定一：《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載陳建云主編：《中外新聞學名著導讀》，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50頁。

[71] 王中：《論新聞》，《新聞大學》1981年第1期。

[72] 寧樹藩：《新聞定義初探》，《復旦大學學報》（社科版）1987年第5期。

[73] 李良榮：《新聞學概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0頁。

[74] 徐寶璜：《新聞學》，吉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頁。

[75] 范長江：《記者工作隨想》，《新聞戰線》1979年第1期。

[76] 《新聞學概論》編寫組：《新聞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頁。

[77] 《新聞學概論》編寫組：《新聞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頁。

[78] 《新聞學概論》編寫組：《新聞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頁。

[7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44頁.

[80] 《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4頁.

[81] 喻發勝：《文化安全：基于社會核心價值觀嬗變與傳播的視角》，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8頁。

[82] 參見《新聞學概論》編寫組：《新聞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頁。

[83] 〔美〕斯旺伯格：《普利策傳》，北京：新華出版社，1989年，第380頁。轉引自李良榮：《新聞學概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62頁。

[84] 參見《新聞學概論》編寫組：《新聞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頁。

[85] 《新聞學概論》編寫組：《新聞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頁。

[86] 〔美〕波斯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9頁。

[87] 《新聞學概論》編寫組：《新聞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頁。

[8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頁。

[89]] 參見〔德〕尼古拉斯?魯曼：《大眾媒體的實在》，胡育祥、陳逸淳譯，魯貴顯審定，臺北：左岸文化，2006年，第48-49頁。轉引自黃旦：《新聞傳播學科化歷程：媒介史角度》，《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90] 黃旦：《新聞傳播學科化歷程：媒介史角度》，《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91] 俞吾金：《物、價值、時間和自由》，《哲學研究》2004年第11期。

[92] 〔美〕史蒂文?盧克斯：《權力：一種激進的觀點》，彭斌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導論第13頁。

[93] 王中：《王中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12頁。

[94] 童兵主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讀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7頁。

[95] 齊愛軍：《我國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建構的知識演進路徑考察》，《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7期。

[9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頁。

[9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5頁。

[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頁。

[99]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36年，第100頁。

[100] 劉榮、廖思湄主編：《跨文化交際》，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29頁。

[101] 〔加拿大〕羅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麥克盧漢》，何道寬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9頁。

[102] 〔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569頁。

[103] 參見喻發勝、張振宇、黃海燕：《從傳播到“傳聯”：一個新概念提出的學理依據、現實背景與理論內涵》，《新聞大學》2017年第2期。

[104] 喻發勝：《網絡時代輿論功能的回歸與馬克思“自由人聯合體”的網絡實現》，《華中人文論叢》2011年第2期。

[105] 〔美〕保羅·萊文森：《手機》，何道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頁。

[106] 趙雪波、張璐：《媒介進化的生物動因、技術本質及規律》，《現代傳播》2018年第11期。

[10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7頁。

[108] 〔加拿大〕馬歇爾·麥克盧漢著，斯蒂芬妮·麥克盧漢、戴維·斯坦斯編：《麥克盧漢如是說——理解我》，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9頁。

[109] 〔加拿大〕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何道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2011年，第301 頁。

[110]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79頁。

[111] 楊鞏：《中外農學合編》（卷12），清光緖三十四年刻本，第362頁。檢索自愛如生數據庫·中國基本古籍庫。

[112] 喻發勝、黃海燕：《“聯接力”：新舊媒體盛衰轉變的關鍵——兼論傳統媒體轉型的根本路徑》，《出版發行研究》2016年第11期。

[113] 崔林：《媒介進化：沉默的雙螺旋》，《新聞與傳播研究》2009年12期。

[114] “經濟人”概念來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又稱“理性-經濟人”“實利人”“唯利人”，指人的行為動機根源于經濟誘因，都要爭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參見李永彬：《從“經濟人”到“道德人”——論亞當·斯密的經濟哲學》，《經濟研究導刊》2014年第6期。

[115] 喻發勝、張振宇、黃海燕：《從傳播到“傳聯”：一個新概念提出的學理依據、現實背景與理論內涵》，《新聞大學》2017年第2期。

[116] 根據筆者在中國基本古籍庫中的查詢，最早用“新聞”來指代名詞見于《弘明集》中的“玄化東流以慈系世眾生，黷所先習，欣所新聞。”

[117] 蘇軾：《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四部叢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第129頁。

[118] 陳著：《本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96頁。

[119] 趙升：《朝野類要》（卷第四），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89頁。

[120] 參見〔德〕尼克拉斯·魯曼：《大眾媒體的實在》，胡育祥、陳逸淳譯，魯貴顯審定，臺北：左岸文化，2006年，第25-26頁。轉引自黃旦：《新聞傳播學科化歷程：媒介史角度》，《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121] 黃旦：《新聞傳播學科化歷程：媒介史角度》，《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122] 〔美〕丹尼爾·杰·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從莫爾斯到麥克盧漢》，曹靜生、黃艾禾譯，左宇校，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前言”，第2頁。

[123] 參見黃旦：《新聞傳播學科化歷程：媒介史角度》，《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124] 〔英〕約翰·厄里：《全球復雜性》，李冠福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9頁。

[125] 黃旦：《重造新聞學——網絡化關系的視角》，《國際新聞界》2015年第1期。

[126] 喻發勝、張振宇、黃海燕：《從傳播到“傳聯”：一個新概念提出的學理依據、現實背景與理論內涵》，《新聞大學》2017年第2期。

[127] 參見〔英〕約翰·厄里：《全球復雜性》，李冠福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頁。

[128] 黃旦：《重造新聞學——網絡化關系的視角》，《國際新聞界》2015年第1期。

[129] 《列寧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頁。

[130] 黃旦：《新聞傳播學科化歷程：媒介史角度》，《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13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