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國際形勢熱點眾多，大國之間政治、經濟、軍事上互相博弈的勢頭在明顯強化，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秉持“美國優先”的外交方略，繼續執行“烽火外交”，對中國的貿易戰與戰略欺凌、與俄羅斯的軍事安全博弈、對伊朗與朝鮮的打壓、要求盟國（日本、韓國、北約成員國）更多地為安全“買單”等，給世界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促使大量國家重新考慮與美國的關系，以及思考如何在美國的壓力下“站隊”。為了深入分析年度形勢，12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與《世界經濟與政治》編輯部共同舉辦“2019年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形勢年終銳評”，定向邀請一批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中青年學者，展示他們多年深入思考或者正在研究的議題成果與體會。

　　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黨委書記趙芮教授指出，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也越來越走向了世界舞臺的中央，國際問題研究因此迎來了大顯身手的時候。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為此做了很多努力，并已經初見成效。本次會議的關鍵詞是“銳評”，希望與會專家在展示“銳氣”評述的同時，更多地貢獻洞見，在點評事件與議題的同時，提出深刻、有創造性的觀點和政策建議。

　　《世界經濟與政治》編輯部主任袁正清研究員主持了第一節會議。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趙海博士認為，美國前財長鮑爾森在最近的講話中清晰展示了一點：美國外交行為中的軍事邏輯已經超過經濟邏輯占了上風，也就是說，更為強調分出勝負，而不是共贏。這意味著國際關系領域面臨地緣經濟回歸的大趨勢。他認為，未來的戰爭不在戰場上，而是在金融市場、技術和投資等等領域，是一種“不流血、沒有前線與后方之分、但更為殘酷與激烈的競爭”。因此，對于中國來說，現在需要考慮的關鍵點是在“保證國家足夠安全”與“不損害經濟穩定增長”之間尋找均衡點，尤其要關注產業鏈的安全。

　　《世界經濟與政治》編輯部肖河副研究員正在研究日美貿易摩擦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借鑒意義。他認為，不能簡單地將日美貿易摩擦的過程視為日本不斷單方面地讓步，甘愿損害自身的核心利益，最終以《廣場協定》的簽訂為標志使得自身崛起中斷的過程。《廣場協定》引發“失去的十年”，并非日本有意在“核心利益”上讓步，而是沒有充分考慮到自身既有的其他結構性問題，是長期匯率操縱、銀行業轉型、企業相互持股等多重因素的疊加。對美日貿易摩擦的回顧有利于避免從歷史中吸取錯誤的教訓，不能簡單地將其歸納為堅守自身核心利益，更不能認為中國沒有日本與美國之間緊密的政治、安全聯系就天然地具有優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張潔研究員認為，中國海外建港時采取“蛇口模式”并不一定是最優選擇。“蛇口模式”指的是前港（口）+中（工業園）區+后城（市）三者結合的一種模式，源自深圳蛇口的建設經驗。這種模式的投資金額大，建設周期長，風險很大，所謂的地緣戰略價值也需要打上問號。以斯里蘭卡的漢班托特港為例，港口以及相應的機場建成后缺少貨物與人流，故而不得不考慮建設工業園區、吸引國際貨船經停。這讓負責建設的企業與貸款銀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而中國企業在科倫坡港建設中采取了另外一種模式：改造提升現有港口的設施與綜合能力，實現滾動發展，從而通過相對少的投資在短時間內實現盈利。兩種模式的對比，科倫坡港的競爭優勢明顯。雖然東道國普遍喜歡“蛇口模式”，但對中國來說，未來采用科倫坡港模式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中央黨校樊吉社教授側重分析了國際核秩序的松動風險和重構可能。他認為，與冷戰時期美蘇兩極主導的核秩序不同，現時大國戰略競爭取代了協調與合作，有核國家和無核國家之間的默契被打破，國際核秩序出現了松動。

　　國際戰略室主任薛力研究員主持了第二節會議。

　　廈門大學歷史系陳遙博士近年專注于“國際信任力”理論的構建。他認為，權力轉移會導致國際社會三大“系統性信任危機”，主要包括針對崛起國、霸權國和前兩者之間的信任危機。本次發言中他將信任力用于對衰落霸權美國案例的分析。他認為，權力存在四種面孔：強制性權力、交換性權力、信任性權力和吸引性權力，信任力是其中“效率-成本”最優的一種，比較有效地針對以上系統性信任危機。他進而提出了一個信任力公式：信任力=（善意+責任+制度+透明+信譽）×互動。他發現，特朗普政府的信任力在下降，而衰落霸權的信任危機有利于崛起國提高其信任力；但霸權國對信任危機的過度反應可能加劇與崛起國的信任困境。據此，他建議中國政府應順勢而為，從五個指標中提高自身信任力，以推進中國的崛起進程。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樓春豪指出，莫迪2.0時代的印度在內政層面會繼續推動“印度教治國”；經濟層面深層改革的意愿在下降，更趨于保守與民粹主義；外交層面積極作為，強調“印度優先”“鄰國優先”和大國平衡，采取更加靈活的“戰略自主”，即基于議題的“多邊結盟”，美日印澳四國同盟可能成為一個試驗點。對中國來說，這意味著將要面對具有較強對華示強沖動的印度，中印關系維穩成本增大；南亞地緣格局趨于復雜，地區力量格局有利于印度；在多邊體系改革等方面不一定能夠真正獲取到印度的支持和合作。

　　來自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的任琳主任認為，短期內全球治理體系重塑的可能性并不高，主要原因是其投入－產出比太高。對既成體系表現出不滿的美國一方面退出或威脅一些國際組織；另一方面也在要求重置或修改現有體系下的制度、規則與規范，試圖將其利益訴求嵌入到既成規則體系當中。二戰后形成的這套規則體系的確為世界的和平、發展與穩定奠定了基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時應提高自身參與即成規則和治理體系的能力，維護國家利益，并提供智力支持，為改革全球治理體系提出新思路，如治理體系兼容大國利益。還應該把各種新事物、新規則和新標準納入到未來的治理體系中來，以及將市場和主權國家兩種全球治理體系的塑造力都納入治理體系。

　　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家安全研究室主任馮維江研究員把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分成三類，一維經濟社會模式下國家實力的標準是人口；二維經濟社會模式下不只看人口規模，還要看人均資本；現在由二維經濟轉換為三維經濟，加上技術這個維度。如果中國在三維經濟社會模式轉換上落后意味著之前所有成就可能歸零。美國有限制中國技術維度向上升的可能性，而且會發起預防性打擊。

　　馬克思主義世界政治經濟理論研究室主任歐陽向英研究員認為，中俄奉行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原則，彼此之間既在國際層面的某些議題上保持高度的戰略協同，也有各自的國家利益和發展規劃。普京的大歐亞伙伴關系倡議能否在民族認知和國家戰略上得到強有力的支撐，將決定俄羅斯東向戰略轉移是否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俄深化合作的進展與成效。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中國外交研究所所長羅建波教授認為，國家威望對中國很重要，發展“一帶一路”，國際道義和國家威望要契合。形成威望的最快方式是大戰，在大戰終結的時代，通過提升戰略威懾力、規則塑造力、道義感召力和外交謀劃力來塑造國家威望。他認為中國在重大核心利益和原則性問題上，應奮發有為，在不是那么核心的地區和問題上，應量力而行。

　　（供稿：中國社科院大學世界經濟與政治系博士生苗蓓蕾，中國社科院大學世界經濟與政治系教授、世經政所研究員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