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健全公共衛生體系與醫療保障制度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與光明網召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與社會保障研討會觀點摘編（二）

　　2月24-26日，由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和光明網聯合主辦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與社會保障”研討會以通訊會議的特殊方式召開。活動由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主持，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30多所高校與研究機構的40多位專家學者圍繞主題從不同角度提交了書面發言。專家學者觀點鮮明，見解獨到，現予以整理刊發，以饗讀者。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

　　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首先考驗的是當地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管治能力，這就要求解除患者或疑似患者診療費用的后顧之憂。回顧疫情暴發以來的經歷，武漢市、湖北省的前期應對能力是不合格的，而國家醫保局及時做出免除新冠肺炎患者醫療費用的決定則顯示出了主動性。武漢市、湖北省作為此次疫情的暴發地，發現疫情后卻沒有及時公開信息，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反而仍如期召開省市“兩會”，仍照常舉辦萬戶家宴，仍允許人群大規模流動；在中央決定武漢“封城”后，浙江、廣東、湖南三省迅速啟動一級響應而湖北卻只啟動二級響應（后來才提升到一級響應）；在防疫物資普遍極度緊缺且嚴重危及一線醫護人員安全的情形下，當地仍不能實事求是地公開信息并采取政府與社會力量高效協同地配置防疫物資的行動；在患者、疑似患者暴發式增長的情形下，仍未能及時征用當地處于閑置狀態的眾多樓堂館所與學校、體育場館改建臨時醫護中心，等等。

　　認真反思過去一段時間的經歷，可以獲得如下一些重要啟示：

　　（1）習近平總書記與黨中央的堅強有力領導是扭轉疫情局勢的根本保證，全國一盤棋和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作為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重大災難的中國制度優勢必須長期堅持下去并在實踐檢驗中走向更加成熟。

　　（2）地方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如果地方治理能力不足，完全可能產生一將無能累死三軍、一地失控殃及全局的嚴重后果。因此，應當將地方治理能力提升置于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地位，進一步明確地方黨政領導及國家機關守土安民之重大責任，同時不斷完善社會治理機制，并建立相關考量指標與評價機制。（3）加快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包括疫情報告、信息披露、應急響應、指揮系統、部門協同、政社協調、物資與人員調度、防控手段、問責機制等均需要上升到法律規制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層次。特別是要尊重專家意見，尊重流行病學客觀規律，這應成為完善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系的必要內容并確保得到落實。

　　（4）切實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并據此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在這方面，應加快建立健全的醫療保障制度，真正實現公共衛生、疾病預防、醫療服務、醫療保險、醫療救助有機結合、良性互動，切實解除人民群眾在重大疫情中的后顧之憂十分必要。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兼醫保專委會主任委員、中山大學教授申曙光：

　　此次重大疫情是對我國醫藥衛生體系及醫保體系的一次較為全面的檢驗。提三點建議：

　　（1）將衛生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工作來定位，提升整體治理能力，建立適應現代社會的醫藥衛生治理體系。需要建立整體性治理型的醫藥衛生體系，實現各治理主體之間的有機協調，包括相關政府部門、醫療醫藥機構、公共衛生管理機構、社會力量之間的有機協調，并同時加大治理能力建設。包括實現各類醫療機構的縱向協調和橫向協調，實現醫療機構之間按照疾病分類和疾病嚴重程度的分工機制，實現患者的合理分流；建立多方參與的多元共治機制。這次疫情中，各種慈善組織、志愿者組織、醫藥公司、互聯網平臺企業、物流企業等主體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夯實醫藥衛生治理能力的基礎，從人才、治理工具、法治化治理三個層面為治理體系提供保障。

　　（2）堅定目標，打破瓶頸，真正實現分級診療。此次疫情從正反兩個方面更加顯示了分級診療對整個醫藥衛生體系的意義。要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分級診療體系建設，包括提升基層醫療機構在防范、治療、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屬地化管理”水平；積極推進公立醫院改革和基層醫療機構能力提升，公立醫院要改革門診制度，建立不同等級醫院的分工，減少無序競爭，給基層醫療機構更多空間，加強對全科醫生和家庭醫生的培養，發揮其健康“守門人”作用；將健康管理體系的建設與分級診療推進相結合。無論是宏觀層面的醫改，還是分級診療的實現，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給民眾提供一個健康保障網絡，因此需要高度重視建立全民健康管理體系。

　　（3）建立我國的應急醫療救助制度。我國已建立起的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障制度還不能適應因突發性重大疫情等引起的應急醫療，因此應該統籌謀劃，建立我國的應急醫療救助制度。應急醫療保障制度應當具有靈活性、跨區域性和高水平性。當前我國的醫療保障體系以社會醫療保險為主體，但醫療保險制度設計遵循待遇與繳費掛鉤、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原則，在應對應急醫療時將面臨諸多問題。此次國家醫保局出臺的特殊報銷政策是臨時性措施，且各地規則有差異，為了形成統一的、長效的機制，應當建立起適應重大疫情實際需要的應急醫療救助制度。相較于常規醫保制度，這一制度應在病人身份、藥品種類、異地就醫、結算方式等方面實現“ 突破”，以保障病人快速醫治與有效康復，為整個抗疫工作提供良好的條件。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玲：

　　此次疫情防控既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醫改的一次考驗，也是進一步深化醫改的良機。沒有什么體系能完美地應對如此規模的疫情，我們需要“在戰爭中學會戰爭”，所以在這次疫情中暴露出的問題越大，我們之后收獲和進步的可能也將越大。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場戰“疫”中，中國人民的團結、堅強和萬眾一心贏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贊揚。世衛組織總干事稱：中國值得我們感激和尊重。可以說，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么一場超級廣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從武漢到全國，從城市社區到鄉村。全國上下的很多干部、醫務人員和基層社區人員從春節前至今一直奮戰在一線，嚴防嚴控。我們向世界展示了制度優勢，高效動員組織能力、現代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和全民顧大局、講大義的高素質。

　　當然，這次疫情防控也的確暴露了醫改中的一些缺陷。例如，分級診療體系一直沒能真正落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醫院主要還是靠自己創收才能生存和發展。現在所有醫院最好的創收手段就是做大，做大就能做強。由此導致基層越來越弱，大醫院越來越強。基層、公共衛生和醫院體系沒有能夠在第一時間控制疫情蔓延。其次是治理機制和應急能力的問題，表現為各自為政，也就是所謂的“各家孩子各自抱”。這次疫情防控，反映出了各個地方政府在市場之外也是各自為政的現狀。再次，就是醫療資源儲備不足的問題。從“非典”以后，國家就一直致力于建立應對突發公共衛生問題的制度體系，希望把所有環節各方面都準備好以防不時之需。國家雖有儲備一些藥品，但這次不是藥品不夠，而是耗材的極大不足。在這次疫情防控中，我們看到了公立醫療機構的戰斗能力。

　　我一直認為，國家需要兩支部隊，一支是維護國土安全的解放軍，一支是維護人民生命健康的公立醫院白衣戰士。這次大家要對中國公立醫院的醫生充滿敬意。盡管他們不斷遭受來自外界的質疑，甚至是謾罵，面臨信任危機，但是只要一有危機，醫生都是義無反顧地沖在最前線：“不計報酬，無論生死”，為人民健康舍生忘死，尤其這次醫護人員里很多是80后、90后，一代一代地接力傳承。因此，我們要給中國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點贊！他們是守護人民健康的天使，新時代最可愛的人！這次疫情過后，深化醫改應當真正把公立醫院辦好，用制度托起白衣天使的翅膀。整個社會應該尊醫、敬醫、愛醫，賦予醫生們更高的地位，更好的待遇，讓他們能有尊嚴地、體面地生活，這樣我們未來才有一支持續不斷的隊伍來守護人民健康和國家安全。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常務理事、復旦大學教授丁純：

　　要進一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作為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重大威脅事件，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對我國和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形成了巨大的沖擊，是全球化背景下人類遭遇的重大威脅。針對此，中國采取了恢弘、靈活和積極的防控措施，抗疫已經取得了積極的進展。

　　與此同時，我國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和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也有待進一步完善。（1）在目前業已建立起的疾控信息垂直申報系統的基礎上，需要厘清通報流程，制定嚴格的快速申報、反饋時效與應對機制；將各級疾控單位地位提級，實行部門垂直和橫向屬地領導、管理相結合，將其由事業、咨詢單位的性質提升為具有一定行政職權的管理部門；同時給予在重大事項決策時的一票否決權利。（2）重視和大力培養疾控專業人員，提高其在大衛生體系中的地位，在薪酬、晉升渠道上給予一定政策傾斜；鼓勵其下基層，扎實做好相關流行病學研究和疾病防控工作。（3）建議在省、市一級領導干部安排中，安排和選派有公共衛生、疾控學歷和實際工作經驗的分管領導，充實領導指揮隊伍，做到有的放矢、專業預判，精準施策；同時，在公務員隊等伍普及疾控知識，在黨校、行政學院增開相關培訓課程或講座。（4）在黨的領導下，各級政府部門限時制定重大疫情防控預案，建立疫情和突發事件衛生防控處理常設指揮協調平臺。協調衛健、公安、社區管理、物資供應、物流配送等部門，分別制定各自職責，并每年做好演練。在疫情應對預案中，可以更多地考慮政府和民間、市場力量的綜合作用，利用PPP模式，平戰結合、軍地結合、政商結合，以利于效率最大化。（5）針對可能出現的各種重大疫情防控，建立全國層面的衛生人力的統籌、調配預案。在省、市層面也相應地做出預案規劃，設立預備隊，落實到人；平時組織跨省市醫療機構的協同，配合、培訓和演練，并通過薪酬、職務晉升等手段加以激勵；鼓勵和促進軍、地醫務人員的相互業務學習和交流，組織相互協同的演練。（6）省市各級衛健部門制定重大疫情和緊急狀況下的分層診療體系和醫療機構的職能定位預案，并向公眾宣傳告知，以確保在發生重大疾病疫情和突發事件時，能夠在集中精力應對重大疫情和災難的同時，正常的診療服務如常展開，做到應對有序，輕重分離，急緩分開，忙而不亂；發揮城市社區衛生中心和農村衛生所等基層初級醫療服務機構的防控職能。在疫情信息收集、回饋，相關個人防疫、消殺物品分發、防疫指導等方面與基層社區組織相配合，起到疏而不漏，事半功倍的效果。（7）研究與可能出現的重大疫情和災害救治相關的急需的醫療設備、醫藥、輔料等資源的產業鏈構成、轉產可能性，以及制定這些物資生產供應、配送等的緊急調配路徑預案。針對口罩、防護器具、診斷試劑、消殺裝備等相關個人防護設備以及醫護人員的裝備物資應在國家和省市層面建立戰略儲備，以備應急之需。（8）社會醫療保險部門，要制定重大疫情和緊急狀態下的快速應急和理賠及資金儲備預案，保證賠償資金的快速到位。同時注意后續追蹤，防止出現因疫致貧等。同時，應和公共衛生部門一起，投入資金和相關人力物力，大力提倡鼓勵全民健身運動，開展相關的大衛生觀念的宣傳，倡導民眾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商業醫保企業則可開發相關的保險產品，同時完善應急、代位理賠流程，及時賠付。（9）建立重大疫情等重大公共事件中有功醫護人員等的表彰獎勵機制和獎勵基金。對重大預警、公共防疫的重大創新、突破以及在重大疫情和防控救護中傷殘或犧牲的衛生醫護人員予以獎勵，對其親屬予以撫恤資助。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常務理事、西北大學教授席恒：

　　此次疫情讓人們充分認識到，國家的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體系和個體的免疫力，是人們健康的根本保障。作為健康治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醫療保險制度，要以預防性、前瞻性為導向，將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納入醫療保險體系，是保障全體人民健康權益的根本。在現代國家的組織體系下，人類建立了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醫療服務、醫療保險、藥械供應四大系統。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體系是通過公眾公共衛生知識的普及和健康教育，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預防疾病發生、降低患病率的社會動員組織體系，具有典型的公益性。醫療服務體系是人類為了有效治療疾病，減緩疾病痛苦，恢復身體健康，通過專業人士的疾病診斷、治療、康復等過程解除病痛的專業組織體系，也具有明顯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藥品藥械供應體系是為了預防和治療疾病以及病后康復而使用的針對性藥品、藥械、康復輔具等市場供應系統，是典型的市場行為，具有營利性的特征。醫療保險體系是針對醫療服務過程中病患者及其家庭的經濟支付能力不足而建立的籌資組織體系。自從1883年世界上第一個醫療保險制度在德國誕生以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紛紛建立了醫療保險制度，以強制性籌資來化解因個人支付能力不足產生的醫療風險。醫療保險屬于政府行為，具有明顯的公益性和強制性。在人類醫療服務和健康治理的四個體系中，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體系在健康治理中具有基礎作用，而醫療保險體系則具有核心作用，它可以充分運用醫療保險基金的驅動能力和醫療保險機構的行政能力，引導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實現醫療各利益主體的合作收益。醫療保險的邏輯就是全面識別、認知、評估醫療服務和醫保支付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安全風險，通過科學的機制設計和體制設計，實現醫療服務利益相關者的激勵相容，最終實現醫療服務市場的有序化、醫療服務成本與醫療服務風險的最小化、醫療服務合作收益的最大化和醫療服務合作收益分配的合理化。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將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納入醫療保險治理體系，實現預防性醫療保險。只有將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納入醫療保險治理體系，才能將人類的健康目標、個體的防病治病目標、醫療機構的醫療服務目標和藥品藥械商的市場目標有效整合在一起。醫療保險與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的聯動，關鍵是對參保者健康生活方式的有效激勵。科學家經過長期的研究發現，健康長壽的秘訣就存在于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充分的睡眠、合理的飲食、適量的運動、樂觀向上的心態等才是人們健康長壽的法寶。如果能夠對這些影響健康的關鍵指標進行科學的監測，與醫療保險中患病后的報銷比例相關聯，倒逼參保者形成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從而降低患病率，進而降低醫療保險基金支付率。健康指標與個人醫保支付的關聯，使個人的健康訴求與醫療保險的目標訴求相一致。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常務理事、中山大學教授岳經綸：

　　要在積極應對疫情的過程中提高醫保治理水平。推進我國醫保治理現代化的核心要求是，整合碎片化的制度，探索建立全國統一的醫保制度。目前我國的醫保制度碎片化現象嚴重，有必要進行醫保制度的整合，探索建立統一的基于公民身份的醫保制度，不再區分城鄉、職工與居民等不同類別，即凡是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公民都必須納入該醫保制度，切實提升醫保制度的公平性。推進醫保治理現代化的基石是穩步推進省級統籌，積極探索全國統籌。目前我國絕大多數地區的基本醫保停留在市級統籌層次，甚至還有縣一級的統籌單元。盡管2010年頒布的《社會保險法》明確要求逐步實現省級統籌，但是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區達標。統籌層次過低的直接后果就是基金共濟能力低，難以發揮醫保制度的互助性優勢。因此，應當加快推進省級統籌的進度，并積極探索在全國層次上的統籌，進一步增強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推進醫保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是擴大醫保基金支出水平，切實提升醫保的保障水平。現行的醫保制度所規定的參保對象住院報銷比例常常可以達到百分之七十、八十甚至九十，但由于存在著藥品目錄等限制性因素，實際的報銷比例遠不及此。這種現象的根源在于醫保基金相對有限，難以覆蓋所有的醫療需求。國家醫保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基本醫保基金總支出17822億元，占當年GDP的比重約為2.0%，盡管總支出比上年增長23.6%，但是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依然較低。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必要適當提高全國醫保基金支出在GDP中的比重。推進醫保治理現代化的必經之路是加快完善異地就醫結算制度，積極推進互聯網醫療，切實提升醫療服務的可及性。2014年起，我國異地就醫結算工作就開始穩步推進，本次疫情期間采取的先救治后結算等“特殊”舉措有助于打通一些堵點。當前的主要任務在于優化異地就醫結算系統，打破統籌地區的信息壁壘，逐步將所有醫保統籌區及開展門診和住院業務的異地定點醫療機構接入國家異地就醫結算系統，實現聯網運行。在加快完善異地就醫結算制度的同時，醫保部門要結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教訓，積極推動和支持互聯網醫療的發展。

　　互聯網提供無接觸式的遠程醫療服務，不僅可以充分發掘和利用優質醫療資源，減少醫療資源分配不平衡帶來的不利影響，還可以在重大公共衛生突危機情況下減少就醫風險，提高醫患安全。推進醫保治理現代化的技術支撐是優化醫保經辦服務，提高參保對象滿意度。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和現代信息技術的運用，經辦服務效能的提升成為推進醫保治理現代化的重點。當前，首要任務是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醫保信息系統，其次將各項服務推送至互聯網端和移動端，實現業務“網上辦” “掌上辦”。再者，要推進線上線下深度融合，推動醫保服務整體聯動、全流程在線，做到線上線下一套服務標準。用互聯網和大數據作為技術支撐，切實提升參保對象的幸福感、安全感和獲得感。除此之外，本次疫情也為深化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提供了契機，醫保系統作為“三醫”聯動的“牛鼻子”，有效鏈接醫療服務的供方和需方，牽一發而動全局。因此，可將醫保改革作為基礎，由點及面推進“三醫”聯動，最終實現深化中國醫改的目的。具體來說，首先，要建立全國統一的醫保信息系統，集合“三醫”所有的運行要素，借助大數據為“三醫”聯動打下堅實基礎。其次，繼續推進差異化的醫保支付機制改革，合理引導醫療資源向基層下沉，實現“強基層”的目標。第三，完善醫保談判機制，努力實現對醫療服務主體的制約，改善醫藥價格不合理的局面。最后，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強化醫保監管，確保基金的安全和可持續。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常務理事、首都經貿大學教授呂學靜：

　　應當盡快補上短板，增強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面對突發新冠肺炎疫情，經過舉國上下的努力，各個部門非常及時地采取并出臺了有關民生保障的多項政策措施，其力度、廣度、深度都是空前的。現在雖然疫情形勢在向積極方面轉化，但面對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感到與民眾息息相關的保障方面，還應該深入反思，引以為戒，及時整改。如何控制重大公共衛生風險，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提出三個方面的建議：

　　（1）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加強公共衛生體制建設，健全完善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深化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改革。這次疫情突發暴露出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和疾病防治應急體制短板，亟待全力補上。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用較少的投入取得了醫療衛生事業較大的成就，但公共衛生系統在人員、技術、設備各方面都遠遠落后，發展不均衡。特別是新發和再發傳染病等衛生安全防控存在薄弱點，對國家公共衛生安全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有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衛生領域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不到1.7%。這次疫情突發，公共衛生設施短缺凸顯。因此，政府財政要加大對公共衛生設施的投資，提高公共衛生供給質量。

　　（2）重視公共衛生領域的人才隊伍建設，改革公共衛生服務保障體系，進一步提高專業人才隊伍素質。這次疫情突發使我們看到我國的各級醫療機構體系不健全，醫療衛生人員緊缺。應以此次疫情為契機，健全體系，擴大編制，改革公共衛生服務隊伍的薪酬制度，建立薪酬增長機制、公共衛生服務崗位津貼制度等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從而提高我國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質量，使廣大民眾真正享受到高質量的公共衛生服務。

　　（3）將此次疫情中民生保障的臨時有效措施轉化成長久的制度機制。比如新冠肺炎重大災害中的對患者特別時期的救助政策——醫療費全部報銷。我們注意到，早期患病治療是患者自己付費，就出現過由于費用過高，患者及家屬放棄治療的案例。之后國家及時出臺了患者醫療費由國家負擔的政策，才使患者解除了擔憂，真正做到應治盡治。經過這次疫情，應該認真探討臨時實施的措施哪些可以形成長久的機制，一旦將來再有類似的重大災難，民眾則不再擔憂，不再恐慌，更能從容面對。從涉及人群看，以下幾類人群在重大災難到來時，更應當得到有效保障。如：患者保障（醫療費、住院費等）、醫務人員保障（工傷待遇、烈士有福、親屬待遇、臨時補貼等）以及相關服務人員（安保人員、物資保障人員、清潔人員、志愿者）保障等。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西北大學教授翟紹果：

　　以人民為中心，以健康為根本，人民生命健康高于一切。面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了解決資源配置、服務效率、網絡區塊問題，需要通過資源整合、服務融合和網絡耦合等機制，構建共生共識共建共治共享的健康共同體。（1）基于健康風險的共生，應當合理配置和系統整合健康資源，推進公共健康合作治理行動。面對健康的風險因素與健康資源有限性的條件約束，全體社會成員應當通過與健康相關領域的資源整合和服務聯動，結成健康合作治理網絡。向上是國家醫療衛生體制與社會治理能力，向下是落實到個體、家庭和社區的健康管理行動。在微觀上以個體健康管理和家庭網絡為支撐基點，在中觀上以社區健康服務和社群網絡為靶向，在宏觀上以政府健康行動和政策網絡為抓手，從而推動構建健康共同體的全民行動。

　　（2）基于健康需求的共識，應當有效提升和全面融合健康服務，推進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行動。良好健康的實現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個體積極的健康生活行為，但高質量的健康服務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基于人群分層分類，以嵌入、合作、共享等融合方式，推動不同主體、不同類型、不同層次健康服務的深度融合，在服務主體、服務內容、服務水平、服務遞送、服務監測等方面實現政策協同。可以通過重構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實現各級健康服務資源要素的整合；通過構建包對點的專業化服務，實現健康服務供給與聯動機制的磨合；通過簽約購買、政府補助等多種方式實現健康服務包“從近家到進家”的轉變，從而提高國民享有健康服務的可及性。最終構建起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體系，實現健康服務的高質量發展和精細化、優質化提升，最終滿足健康共同體多方面、多層次、多樣化的健康服務需要。

　　（3）基于健康政策的共創，逐步健全和深入完善健康網絡，構建共享“健康中國”的健康共同體。公共健康治理的目標體現在疾病消除、健康維護與健康促進等方面，因此需要在公共健康應急、健康貧困治理、健康管理服務、健康環境改善、健康教育促進等領域結成健康合作網絡，實現維持基礎生存的應急性公共健康治理、維持基本健康狀況的常規性公共健康治理和致力于健康水平提升的主動性公共健康治理的分層分類治理。

　　為此，一是需要不斷完善公共健康應急體系。以降低突發性公共健康危機對生命財產和生活質量的負面影響為目標，制定包括公共衛生服務體系、衛生法律體系、疾病預防控制體系、衛生救援體系、醫療服務體系等方面的應急方案，運用互聯網技術建立全國公共健康危機事件信息庫和監測體系，建立公共健康風險應對的預警防范機制，最終建成“以防為主、防治結合、綜合治理”的公共健康應急體系；二是健全健康管理體系。在人群健康管理的鏈條上，需要建立城鄉居民、公共衛生部門、醫療服務機構、藥品供應廠商、醫保經辦機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社會第三部門等多方參與的健康管理體系，同時通過綜合性的健康管理服務系統的建立，實現通過信息化覆蓋全民全程健康管理與服務，并以健康教育促進公眾的健康責任意識；三是擴展健康保障體系。通過公共衛生、醫藥供應、醫療服務與醫療保障等健康保障體系內部要素的協同配合，組合出優質可及、經濟可支付的健康服務產品，同時通過大健康的共建共治共享來激勵參保者的健康促進行為、醫護人員的健康管理行為、利益相關者的健康適宜行為；四是構建共享“健康中國”的健康共同體。將公共健康作為一種理念融入所有政策設計，通過公共健康在政府、社會與市場等方面的跨域合作治理，形成促進健康的合作行動。在公共健康的應急性治理、常規性治理與主動性治理等策略體系上，在參與全球健康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形成公共健康合作治理網絡，致力于人類健康共生共識共建共治共享目標的實現。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青年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房連泉：

　　應當弘揚優良傳統，在新時期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這次疫情突然爆發，反映了長期以來基層公共衛生的諸多安全隱患。一是飲食安全意識差，消費觀念存在誤區。二是公共場所衛生條件差，治理薄弱。三是民眾防治常識不足，盲信偏信，非理性對待疫情。四是科普教育薄弱，公共責任意識不強。五是公共衛生治理中社會參與少，自主自治不足。新中國剛成立時，醫療衛生問題突出，各種急慢性傳染病、寄生蟲病和地方病嚴重威脅著人民生命健康。建國后僅兩年，新中國領導人集體就創造性地提出了醫療衛生工作的四項基本方針：即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在傳染病防治方面，最突出的做法是動員群眾，開展全民愛國衛生運動。1952年，中央成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運動期間，采取各種資訊傳播手段（如報紙，收音機，小冊子，壁報，漫畫，講演，小組討論，戲劇，街道宣傳，展覽等），鼓動民眾參與公共衛生行動，從清掃街道到滅殺害蟲。在隨后十幾年的運動中，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亂、性病等得到較徹底消除，寄生蟲病（如血吸蟲病和瘧疾等）也大幅度減少，國民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80年代初的70歲，這段時期的中國基層醫療衛生被譽為世界典范。總結歷史經驗看出，愛國衛生運動是一項優良的革命傳統，是國家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成功經驗在于：動員群眾，社會全方位參與，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新時代更加需要發揮優良歷史傳統，弘揚愛國衛生運動精神。

　　建議：（1）以現有疾病防控體系為支撐，加強愛國衛生運動的群眾基礎。應以政府部門為主導，以社區防控為支撐，將自治性的社會組織、志愿服務和企事業單位以及公民個人都納入進來，形成網格化的覆蓋體系。（2）開展一場全國性的公共衛生科普教育活動。應以此次疫情為契機，在全國大力開展科普教育活動。建議在中小學課堂，各種公共傳播渠道中加強宣傳，普及公共衛生基本常識，倡導科學生活方式，加強社會倫理責任教育。（3）以食品安全和環境衛生整治為重點內容，明令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4）加強傳染病預警和信息披露，發揮社會監督作用。要充分發揮信息化社會下大數據技術在疫情預警監測中的應用，借助新聞媒體和社會監督，加大信息公開披露。（5）將加強愛國衛生運動納入重要議程。在健康中國發展戰略和“十四五”規劃中強化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加強統籌協調和經費支持，將新時期的愛國衛生運動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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