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舉行“2021年‘一帶一路’與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研討會。此次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和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亞太安全與外交研究室共同舉辦，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黨委書記張國春、外交部亞洲司參贊張志新出席會議并致辭。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共中央黨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等機構的20余位國際關系學者和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的醫學專家，圍繞新冠疫情后“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大國關系、地區形勢和衛生安全議題展開討論。中國社科院張潔研究員、黃永光編審、肖河副研究員分別主持三個環節。

　　張國春指出，近年來，國際局勢復雜多變，而中美博弈肯定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國周邊的所有問題，從朝鮮半島到東南海、臺灣、南海，再到東南亞、緬甸、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所有這些問題的背后都有美國。因此，中美關系問題也是多邊安全問題，需要從整體把握。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安剛認為，今年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審議的年頭。拜登政府固化、深化了奧巴馬時期開始謀劃、特朗普時期初步試驗的長期戰略競爭，開啟了美國全球戰略和對華戰略高度一體化的時代。中美的長期博弈才剛剛開始。但歷史將會證明，地球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發展的影響，雙方也有一些共識的基礎。但是，當前中美關系正面清單太短，負面清單過長，即便是在很短的正面清單里，也缺乏能穩固雙邊關系不斷改善向好的軌跡。中美在經貿、科技、軍事等領域以及臺灣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近日，美國提出打造“印太經濟框架”，涉及貿易便利、數字經濟、供應鏈彈性、清潔能源等方面，值得關注。

　　對于2021年中俄關系的特點以及中俄美關系的互動，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李勇慧研究員認為，中俄關系經受住了疫情的考驗，兩國關系在國家元首引領下，政治上相互支持，密切交流。今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0周年，兩國元首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條約》延期五年。該條約確定的兩國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條款用法律形式規定了國家交往的原則，這對于中俄深化戰略協作具有重要意義。在經貿合作領域，疫情期間的兩國經貿提質升級。除了戰略大項目順利進行外，兩國還開辟新的合作領域，包括農業、金融、電子商務，還將在科技創新等領域加大投入力度；在人文合作領域，兩國在歷史問題，尤其在共同維護二戰勝利成果上立場一致；在軍事合作領域，兩國在空天、陸地、海上都有密切的軍事合作；在國際戰略協作方面，兩國在許多熱點問題上持一致或基本相同的看法。

　　她認為，中俄關系發展主要驅動力來源于內部因素 ，中俄關系的外部驅動力有美國因素。美俄結構性矛盾非常突出，不過由于拜登的第一要務是遏制中國，同時希望俄美關系是可控和可預測的，因此他希望兩國至少進行有限的合作。普京則是實用主義者，既有強硬對抗理念，也有和西方改變關系的意識。俄羅斯在中美俄三角關系中當前處于相對舒適的區域，它是三角關系中的最大變量，將在中美之間尋求最大的平衡。對此背景下的中俄關系要有兩點認識，一是俄羅斯要爭取利益最大化。二是由于美國對普京的敵意無以復加，因此，在相當長時間內，至少普京在任期間，中俄關系將是比較穩定的。

　　對于岸田文雄當選首相后的日本政府，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呂耀東研究員指出，價值觀外交和人權問題是岸田政府的對外關系重點。“安倍理念”依然對岸田政府有著重要影響，這表現在他積極倡導“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岸田政府力求向更高層次提升日美同盟關系，積極推進印太構想下的美日澳印“四國安全機制”軍演機制化、常態化。尤其是再提所謂“臺海和平穩定重要性”，突破了中日四點原則共識的底線。雖然岸田文雄表示中日兩國需要“對話”，但這更多是從日本利益出發，從所謂的人權問題和臺海問題、釣魚島問題施壓，要求中國做所謂的負責任國家。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需重溫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的精神。回顧歷史，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邏輯起點是“政經不分離”。近年來，種種跡象顯示日本對華政策有搞政經分離的趨勢，這一點需要高度重視。

　　中國現代院南亞所副所長樓春豪博士就中印安全競爭的泛化及其影響評估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印度對華安全競爭泛化的層面表現為四個方面：首先是領域層面，由政治安全向經濟領域延展。印度政府把經濟問題安全化，以“彈性供應鏈”搞所謂的對華產業脫鉤。第二是地域層面，印度“以海制陸”思維越來越重。現在印度越來越覺得在陸上跟中國的較量、碰撞相對處于劣勢，而優勢是其在印度洋地區“態勢感知”以及跟美、日、澳進行閉環式的海上安全合作。第三是互動層面，由雙邊走向多邊，中印安全競爭的第三方因素越來越凸顯，最典型的是美印安全合作。第四是手段層面，從傳統手段向非傳統手段過渡。印度通過介入巴基斯坦國內問題、干擾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等，對沖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中央黨校樊吉社研究員講述了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的核擴散風險和地緣安全影響。美英澳核動力潛艇合作利用了國際防擴散機制的漏洞，即海軍核動力反應堆所使用核材料可以免于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保障監督，這違背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宗旨和精神，帶來核材料和核技術擴散的風險，也可能因此導致核動力潛艇進一步擴散。三國核潛艇合作中，地緣安全考慮超過了對核擴散的關切，體現出美國在防擴散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此種合作是美國戰略重心東移、軍事戰略調整、重構同盟關系的產物，發生在中美關系下行的背景之下，將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形勢產生極為消極的影響。長遠來看，澳大利亞此舉也有損其自身利益，一則澳大利亞因“選邊站隊”致其喪失外交自主性和靈活性，二則美國推動澳大利亞在亞太地區扮演“大副”角色，澳大利亞自身防務開支將大幅上升，但美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回饋澳大利亞則極不確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李枏研究員重點談論了朝鮮半島局勢。他認為，拜登對半島政策有相當大的調整，其對朝政策服務于美國“聯盟優先”的目標，在朝核問題上，美國強調與韓國和日本盟友溝通。在美韓同盟方面，今年拜登政府對韓國的政策，一是修補和重塑同盟，二是注意美韓間的高科技合作，三是加強美日韓三邊的互動。目前，朝鮮半島局勢處于僵持階段，美、韓、朝各說各話，一方的提議都得不到其他兩方的積極回應，韓國選舉開始后的美韓同盟未來發展值得關注。不僅如此，半島形勢同時還受到當前中美關系的大環境影響，由于擔憂陷入所謂的“新冷戰格局”，朝韓在積極籌備，也在致力于危機管控，由此可能出現新的朝韓互動的契機，從而構筑出和平機制。最后，半島局勢已跟臺海局勢密切相關。美國利用美日同盟不斷影響臺海局勢，現亦在將美韓同盟與臺海局勢掛鉤，值得高度關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趙海博士分享了中美關系定義難題與戰略爭論問題。中美都在努力尋找適合定義中美關系根本性的一個詞匯，而在歷史上就長期存在這樣的“定義困境”。由于戰略分歧和各種利益差異，中美各屆政府在認識和定義雙邊關系上都存在差異，如今困難愈發明顯。通過最近的首腦對話，接下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美關系大致可以按照“管控競爭、和平共處”進行定義。在戰略層面強調“修昔底德陷阱”的時代，重新使用“和平共處”一詞意味著雙方需要尋找到合適的方式，有效防控正面、直接沖突，盡量維持地區和世界和平。這是中美領導層在戰略層面優先確認的整體關系出發點。下一步，中美在這一新定義指導下，會進行一系列具體的政策調整。中國需要發展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話語體系，來定義美國在中國國際戰略和外交戰略中的地位，避免歷史上被美國搶先定義并讓中國接受其所安排位置的“慣例”，以達到真正的中美平等、相互尊重。

　　北京大學翟崑教授從三個方面講述了國際關系視角下的“一帶一路”八年知識形態戰略演進和秩序改進。首先是國際關系知識形態“一帶一路”的增長。“一帶一路”自2013年提出以來，已成為21世紀以來國際關系的基準性實踐，會對國際關系產生基本性、體系性、結構性的影響，并給國際關系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刺激。這個刺激體現為“一帶一路”從現實成果轉化為學術研究。第二個方面是中國內外融通發展戰略的“一帶一路”連接，也就是指國內和國際發展更緊密地連在一起。對“一帶一路”八年進行總結的結果就是，中國內外融通發展戰略更加有型。國際關系學界眼光開始向內，更關注國際戰略的國內動力以及國內動力的外溢。最后是雖然我們一直強調經濟合作倡議，但“一帶一路”在創新整合過程中的各種合作形態引起了與西方的沖突。在后疫情時代，“一帶一路”對我們旨在建立的國際秩序是否有優化的作用，是比較長遠的時代命題。

　　中國人民大學王義桅教授主要提出了以下兩點，首先“一帶一路”的激勵效應近些年不斷提升，它改革了新自由主義，是對未來全球化發展模式的探索。全球化修正“脫虛向實”，美歐在國際和國內搞基建，歐盟提出歐亞互聯互通戰略、全球門戶戰略，都與一帶一路”的刺激密切相關。第二，“一帶一路”需要轉型。全球化本身在轉型，區域化合作安排成為重要形式，由強調戰略對接轉向強調機制對接，由強調互聯互通轉向更多強調數字化、綠色和健康的轉型。另一方面，“一帶一路”通過八年的發展，強調高質量、高標準建設本身也會經歷一個過程。“一帶一路”朝數字、綠色、健康絲綢之路三大亮點方向的轉變，更多強調了視野全球化和人類生產生活模式、理念，包括能源結構的調整。另外，“一帶一路”的轉型也與中國發展邏輯的轉型相關，如中國提出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與重癥治療科王廣發主任醫師從技術層面講述了新冠疫情的走向和未來可能的對策。他認為，我們將來肯定面對持續的輸入壓力，甚至會出現更嚴重的疫情。當前，全球仍處于高水平的大流行階段。北半球疫情頻發，有季節性因素，也有德爾塔株的問題。同時，我們周邊國家疫情比較嚴重，俄羅斯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中國北方的輸入性病例，多和俄羅斯有關。疫苗并不能解決全部問題，現有疫苗對德爾塔株的防護作用有所降低。未來我們還要和新冠疫情共存，國家還得采取“清零”策略。在這方面我們是有條件的，中國現在每天的新發病例不到一百。待全球疫情降至低水平，證明定期接種疫苗可以維持高水平的保護作用并由此在國內產生較高水平的群體免疫，可考慮開放。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薛力研究員談論了對新冠疫情的體會。第一，新冠病毒許多特征前所未見。第二，從歷史上看，病毒經過迭代，毒性下降是普遍現象。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非典的最后消失，都不是人類戰勝的，而是自然消失的。第三，預測明年上半年，全球大部分國家對防疫措施將可能會放開。明年下半年底，全世界大部分國家對跨境流通將會放開。

　　在會議總結階段，薛力研究員代表主辦方作總結發言。他表示，許多發言是精心準備的，讓受眾受益匪淺。對于“一帶一路”下一步如何推進，一個值得注意的征象是，在10月31日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中方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具有發展優先、行動導向、互利共贏三個特征，并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深入對接。這個概念可能會被逐漸強化使用。（供稿：中國社科院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席寒婷，教授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