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杰（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

　　《周禮》是儒家重要經典，世傳為周公旦所著，但實際上成書于兩漢之際。《周禮》《儀禮》和《禮記》合稱“三禮”，《周禮》對禮法、禮義作了權威的記載和解釋，對歷代禮制的影響深遠。《周禮》中記載了先秦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禮法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的內容極為豐富。漢末經學大師鄭玄為《周禮》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鄭玄的崇高學術聲望，《周禮》一躍而居《三禮》之首。

　　據《周禮·天官冢宰》記載：

　　“（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關于這段文字，鄭玄注釋為：“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行也；敬，不懈于位也；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

　　這段話翻譯成白話就是：

　　小宰的職責是以六項標準治理官府，公允地評斷官吏的治理能力。這六項標準就是：是否廉潔并且善于辦事，是否廉潔并且推行政令，是否廉潔并且謹慎勤勞，是否廉潔并且公正客觀，是否廉潔并且遵紀守法，是否廉潔并且明辨是非。

　　從西周開始，我國各個朝代都有一套較為嚴格的考核官吏政績及其清廉的標準。從以上六條標準來看，都離不開一個“廉”字，體現了“廉”是為官之本和考核之要的基本精神。

　　第一，廉善。廉善是道德指標，是對從政者個人素質、個人道德品質的嚴格要求。中國文化一直把個體的道德修養放在首位，尋求主動性適應的和諧。這是因為，中華先祖們很早就以高超的智慧悟出了一個真理：靠外界的制約規范個體行為是被動的，而靠內心的道德準則規范自己的行為是主動的。作為一個官吏，首先要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而道德修養最關鍵、最核心的是“善”，是天道之大美、人道之終極。

　　第二，廉能。廉能是才華指標。能者，指能力、才華之謂。我們常說“德才兼備”，其中的“才”便是“廉能”的文化延續。廉能者，意即將才華奉獻于社會，兢兢業業、克己奉公。上古時期，舜挑選管理國家的接班人，經過多方考察、檢驗，最后選中了禹，除了他的美德以外，還有一條很重要的就是“賢能”——“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大禹治水十幾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千古流傳，成為歷朝歷代廉能行政的楷模和榜樣，他“克勤于邦”“汝惟不怠”的敬業精神，在今天更是有著積極的意義。

　　第三，廉敬。廉敬是人文指標，是一種深厚的人文精神的體現。許慎《說文解字》釋曰：“敬，肅也。肅部曰：肅者持事振敬也……敬也。恭肅也。憜不敬也。”中國歷史上賢明有為的政治家和有智慧的思想家，對天道——大自然的運行規律、人道——社會群體相處的守則和心之道（心性）——人類個體素質的終極追求等，都保持著“敬”的態度。廉政文化中的“廉敬”行為，與天道、人道、心性升華之道相適應，表達的是中國文化強大的生命力源自“和諧”——人與自然萬物的相互適應，人與社會群體的相互適應，人與自我身心升華過程的相互適應。

　　第四，廉正。廉正是執政指標，是對官吏們處理行政事務時所提出的要求——公正客觀。許多時候，人們都喜歡把“廉政”直接解讀為“清廉、公正”，可見公正法則在行政過程中是何等重要。《尚書·洪范》曾用詩意的優美語言贊頌公正之道：“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第五，廉法。廉法是禮法指標。中國文字史上，“法”字的最初含義之一，是指自然法則、天地法理以及效法天地等天人合一的思維之法。廉法者，即要求深諳自然萬物生命的運動真理，適應自然法則，適應人類相處法則，應用適應性和諧之道，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與自然、群體和諧相處。適應性和諧法則，是不傷害自然環境、不違背自然規律、不破壞群體規范的法則。在古代，法與禮是一體的。法是最高的自然法則，是自然不可變易的運行秩序和根本規律；禮是人類在文化行為各個方面進行探索、適應自然法則的具體體現，是運用法則達到人與自然、人與群體和諧相處的寶貴經驗。

　　第六，廉辨。廉辨是治理指標。辨，通“辯”，廉辨，是廉政監督官員的重要職務技能，也是每一個行政管理人員的必備行政技能。辨善惡，辨是非，辨真偽……廉辨不僅需要敏銳的眼光、冷靜的頭腦和對事物的把握能力，更需要個人綜合素質的提高和公正、廉潔的思想境界。墨子說，“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善于識別干部是廉政建設的大問題，“廉辨”說到底也是關系到行政公平、執政公正的大問題。

　　那么，“六廉”思想有何歷史意義呢？

　　第一，“六廉”首次提出了系統考核官吏的思想。《周禮》中的“六廉”不是對官吏的一般性要求，而是指對官吏的考核標準。《說文解字》說：“計，會也，算也。”所謂“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即小宰要集中聽取官府中各級官吏的匯報，計算他們的功勞多少，從而達到評斷官吏治理好壞的目的。由于官僚制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萌芽與發展，嚴格考核官吏的思想與制度在這一時期發展迅速。如荀子說：“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于君。當則可，不當則廢”。荀子說的“歲終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即考核官吏的上計制度，在戰國時期已經普遍推行。我國歷史文獻中常把“六廉”也解釋為“六計”，就是明確指出了“六廉”的本質內涵。

　　第二，“六廉”首次提出了廉能并重、以廉為本的思想。先秦以來，關于民本、德、孝、禮、仁、正、儉、忠、敬、義、公、賢、信等概念的探討，大都與廉相關。很顯然，治國單純靠廉是不行的，還必須有通曉法律、執行政令、盡責守職、不懈于位的治國之能才。為了獲得這些人才，春秋戰國時期許多思想家都在強調人才的重要性。如孟子呼吁“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荀子說“無能不官”。春秋戰國許多國家在官吏的選拔、任用和管理上，都出現了新的制度，其目的就是為了選拔治國安邦之才。

　　《周禮》正是將長期以來關于廉的思想與新的時代需求結合在一起，形成了關于官吏廉能并重、以廉為本的思想。我國歷史上后來德才并重的嚴密考核、考課制度，就是由此發展而來的。

　　我國古代廉政思想與文明產生相伴隨，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廉政思想不斷豐富發展，春秋戰國以后，逐漸與廉政制度相結合，成為秦漢至明清歷代王朝反腐倡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也成為歷代清官廉吏廉政行為的精神源泉。

　　在豐富多彩的廉政思想中，《周禮》的“六廉”思想尤其值得重視。我國歷史上廉政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內容，官吏廉政行為的基本特點，都可以從《周禮》中尋找到根源。“六廉”思想是對古代廉政思想的繼承和總結，對我們今天的廉政建設也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