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怡曦；畢經緯（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習近平總書記在論及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問題時強調，應“拓寬研究時空范圍和覆蓋領域，進一步回答好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對于中華文明發展演進的考察，不應僅局限于中原，還應關注周邊地區的文明進程。商周時期，中原與周邊地區青銅文明均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青銅器紋飾以其豐富多樣的形式、鮮明的藝術特征與深厚的精神意蘊，集中體現了中國青銅文明的輝煌成就。考察中原與周邊地區青銅器上的虎形象，對于認知中國青銅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中原青銅文明中的虎

　　飾有虎形象的中原青銅器主要發現于河南大部、山西中南部、陜西關中及山東大部分地區，可分為虎形器、虎紋、虎形附件三類。其中，虎形器為整器作虎形，可分為兩型：一為抽象型，包括蹲坐式與匍匐式；一為寫實型，包括虎作站立狀與虎口銜動物形。虎形器采用圓雕技法，流行于商代晚期至戰國中期，共16件。虎紋可分為“虎食人”紋、立虎紋與虎首紋三型。虎紋采用浮雕、線刻技法，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共18件。此外，虎形附件可分為臥虎、立虎、虎首、爬虎、虎噬動物、顧首虎、團虎形象七種形態。虎形附件采用圓雕技法，裝飾于青銅器的蓋、足、捉手等處，流行于商代晚期至戰國時期，共63件。

　　中原青銅器虎形象的發展分為三期。第一期為商代晚期，主要有抽象型虎形器、“虎食人”紋、臥虎形附件。該期虎形器數量較多，虎紋與虎形附件數量較少，虎形器與虎紋風格均較抽象，裝飾器類主要有觥、鉞、弓形器等。第二期為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主要包括寫實型虎形器、虎首紋與臥虎形附件、立虎形附件、虎首形附件等。該期虎形象趨于成熟，數量眾多，類型豐富，風格較為寫實，裝飾的器類主要有鼎、簋、壺、尊、匜、盆、盤、節約、車轄、戈等。第三期為戰國時期，主要有站立狀寫實型虎形器、虎噬動物形附件、團虎形附件等。該期虎紋基本消失，虎形器與虎形附件數量也急劇減少，裝飾器類主要為敦、戈、鉦等。

　　根據裝飾技法的差異，中原商周青銅器虎形象分為立體虎飾與平面虎紋。立體虎飾，一方面以動態手法呈現虎匍匐、攀爬、顧首或與動物搏斗等動態場景，突出了虎的速度與力量；另一方面對虎的基本形態加以夸張，如虎耳上翹，眼圓睜，口大張，尾較為粗壯。基本遵循了動物紋裝飾藝術中的“造意”法則，將自然界中的虎轉變為青銅器虎形裝飾時，對虎的主要特征與屬性予以加強，在充分展現虎形象威猛有力等特點之余，又不失其造型上的生動凝練。

　　平面虎紋多以單獨紋樣形式呈現，如單體的立虎紋及虎首紋，使主題更為明晰，少數則以適合紋樣形式呈現，如“虎食人”紋對虎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抽象變形，并運用了“以平面表現立體”的技法。此手法似沿虎首向尾部剖開，將其整體展開置于左右兩側，以便將虎軀體的各個部位盡可能地在平面上展現出來。此外，在青銅器上裝飾紋樣時應兼顧器物造型特征，以使紋飾與造型和諧統一。如虎形附件裝飾在壺底部，多采用臥虎形象，裝飾在豆腹部邊緣，則多采用爬虎形象。

　　北方青銅文明中的虎

　　北方地區飾有虎形象的青銅器主要發現于河北與北京北部、內蒙古中南部、甘肅東部及寧夏南部等地區。北方地區青銅器虎形象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西周早、中期的數量較少，多采用圓雕裝飾手法，其中單體虎蹲臥、站立、行走形態較多，群體動物組合中，虎噬動物或與其他動物互搏形態較多。其虎形象的裝飾與題材具有北方草原氣息，如林格爾縣范家窯子墓出土的虎噬羊紋飾牌。

　　北方地區青銅器虎形象部分類似于中原的虎首紋、立虎形附件、虎噬動物形附件等，但中原流行的蹲坐式虎形器、匍匐式虎形器、“虎食人”紋等基本不見于北方地區。可見，北方地區青銅器虎形象與中原的有相似之處，但數量與類型的多樣性不及中原，且流行時段較晚。如朱開溝墓地出土銅戈上裝飾的虎首紋，以及北方地區流行的虎噬動物飾件等。因此，北方地區青銅器虎形象的出現與流行可能受到過中原地區的影響。與此同時，北方地區虎噬動物形象數量眾多，具有固定模式且發展序列完整，中原地區虎噬動物形附件與之相似，但數量較少，流行年代略晚于北方地區。故中原青銅器中部分虎形象可能也受到過北方地區的影響。

　　綜上，北方青銅器虎形象在受到中原影響的同時，也具有自身特色的裝飾風格，并發展了對虎這一紋飾的偏好，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中原地區。可以說，北方青銅器一方面受中原青銅器影響，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選擇、創造與發展。

　　南方青銅文明中的虎

　　南方飾虎形象的青銅器主要分布于江西、湖北、安徽、湖南及四川等地區。

　　江西新干商代晚期大墓出土青銅器上的虎形象數量眾多，兼有虎形器、虎形附件與虎紋三類，采用了圓雕、浮雕、透雕、線刻多種裝飾技法，與中原虎形象表現手法類似。其虎形象多以卷云紋、雷紋、鱗紋來表現軀體的斑紋，整體紋飾風格較為繁縟華麗，與殷墟青銅器紋飾總體風格一致。但新干大墓出土的伏鳥雙尾虎以及鼎上所飾立體臥虎附件、虎形扁足等形象均不見于中原地區。由此可知，新干虎形象既受中原青銅文明的影響，也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

　　安徽、湖南等地區發現有“虎食人”母題紋飾青銅器，年代基本不晚于殷墟二期。南方“虎食人”母題紋飾中的“人”多表現全軀，人的四肢動作均清晰可見，“虎”則張口露齒，身上的斑紋刻畫細致，寫實感較強，且多裝飾于器物的主要部位，如安徽阜南出土的龍虎尊、日本泉屋博古館收藏的虎食人卣。中原地區“虎食人”母題紋飾主要出土于安陽地區，不見“虎食人”器物或附件，僅存在“虎食人”紋。“虎食人”紋中的“人”僅表現頭部，“虎”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抽象，且多裝飾于器物的次要部位，如后母戊鼎上的“虎食人”紋裝飾于鼎的立耳外側。

　　總之，中原與南方青銅器上的“虎食人”母題紋飾差異較大，且南方地區“虎食人”青銅器的年代早于中原地區。據此推測，在早期“虎食人”紋樣中，虎與人的形象均繁復而寫實，用作主體紋飾。傳入中原之后，整體紋飾較為簡省，多作為次要紋飾。此外，湖北隨州葉家山M111出土獸面紋镈鐘的鐘體兩側飾有4個虎形附件，虎作站立行走狀，年代為西周早期，與中原地區鈕镈上裝飾的顧首虎形附件的數量、造型、裝飾位置均不同，具有地域特色，且年代早于中原地區。可見，南方地區“虎食人”等母題紋飾對中原青銅器產生了影響。

　　四川地區出土的巴蜀青銅器虎形象多見于青銅兵器，包括戈、劍、矛等器類。四川峨眉符溪出土銅戈上的虎紋，與中原商代晚期婦好鉞上“虎食人”紋中的虎形象有相似之處，且均作為兵器上的主題紋飾，同時與甘肅靈臺白草坡M2出土銅戈上的虎紋造型一致，裝飾位置亦相同。白草坡M2銅戈年代為西周早期，早于符溪銅戈。此外，中原青銅兵器所飾虎形象比巴蜀地區虎形象更為多樣。因而，中原及其鄰近地區青銅兵器所飾虎形象可能對巴蜀青銅兵器上的虎形象有一定影響。

　　綜上所述，中原與周邊地區青銅器虎形象各具特色，其中周邊地區熱衷以紋飾表現自然場景，而中原則多以之表達思想觀念，由此產生了不同的藝術路徑。但中原青銅器虎形象形態多樣，裝飾器類豐富，鑄造技藝高超，年代也大多早于周邊地區，在周邊地區青銅器虎形象的出現與流行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周邊地區青銅文明也對中原產生了一定影響，如北方青銅器上的虎噬動物形象在中原青銅器上出現，南方地區“虎食人”紋樣飾于中原青銅器上。但中原青銅文明處于核心地位，周邊地區對其影響層次較淺，如“虎食人”紋樣傳入中原，多飾于鼎耳等次要位置，基本未作為禮器上的主體紋飾，而北方虎噬動物形象也未成為中原流行的裝飾風格。總之，中原與周邊青銅文明聯系密切，共同形成了以中原為核心的多元一體青銅文明格局。

　　（本文系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中國古代青銅器發生學研究”（19XKG00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