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靖東閣（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這為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當今社會正在經歷數字化轉型。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移動互聯網等新興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也深刻影響著人文學科的研究、生產和傳播。大數據時代，教育研究需要借助數字技術，創新研究范式，增強教育學知識生產的科學性。教育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必須繼承和發揚人文主義傳統。數字科學與人文研究方法的結合，成為“全球性的、超越歷史和媒介的創建知識和意義的路徑”，這就是大數據時代教育研究的新圖景——數字人文。

　　教育研究需要數字技術

　　長期以來，教育學以質性研究為基調，教育研究充滿了主觀、模糊、情感和偶然，其科學性備受質疑，然而這一切都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發生改變。數字技術的不斷成熟以及教育大數據獲取的便利，讓教育研究也朝著數據密集型科學的方向發展。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教育研究的科學性、普適性和客觀性得以提升。

　　首先，“基于數據”保證教育研究的科學性。傳統教育研究遵循“觀察教育現象—提出研究假設—收集相關資料—得出研究結論”的技術路線，由于不同研究者對教育問題的理解有差異，因此提出的研究假設并不一致，最終得出的研究結論也就五花八門。這正是人們詬病教育研究缺乏科學性的原因。而“基于數據”的教育研究摒棄了從“主觀”出發的研究路徑，從海量數據中歸納、總結教育規律，用數據表達觀點，夯實了教育研究的實證根基。

　　其次，“全景描述”確保教育研究的普適性。與傳統教育研究的小樣本分析和局部探究不同，建立在大數據與數字技術基礎上的教育研究，可以對教育現象進行全景式呈現。教育問題與人密切關涉，具有顯著的復雜性，這就需要對與教育問題密切相關的要素進行數據搜集和分析，如此才能較全面地反映問題的實質。這樣一來，基于教育大數據的研究結論就更具普適性，而不再是僅憑局部數據得出適用特定范圍的論斷。

　　最后，“技術主導”保障教育研究的客觀性。傳統教育研究體現為研究者對教育問題的觀察、分析和詮釋，不可避免地會將人的價值觀念卷入其中，教育研究也就成了人的主觀表達，與“價值無涉”的科學精神相悖。大數據時代的教育研究需要處理海量數據，并非人類智能所能做到的，因此數字技術開始主導教育研究過程。而技術具有價值中立性，不攜帶任何情感、觀念，研究結論也就較為客觀。

　　繼承人文主義傳統

　　先對教育現象進行數字符號抽象，進而利用既定計算程序對數據進行整理、分析和歸納，各種相關關系和可視化圖表成為教育研究的表達形式，數據和計算剝離了人的觀念，教育研究開始走上自然科學式的研究道路，研究者也更推崇數理邏輯和計算思維。馬克斯·韋伯說：“再也沒有任何神秘莫測的、無法計算的力量在發揮作用，人們可通過計算掌握一切，而這意味著為世界除魅。”因此，在數理邏輯下，教育世界變得清晰、簡單。

　　然而，教育學的人文科學屬性，決定了數字技術增強教育研究具有一定限度。不可否認，數字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育研究的科學性，開拓了研究視野，但是教育問題遠非單純依靠數字技術就能描述和解決的。人的自由、尊嚴、價值、民主、理性等因素無法用數字衡量，教育研究需繼承人文主義傳統，深入生命的內部來對生命的歷程加以“體驗”“重演”“理解”和“解釋”。

　　其一，從學科屬性來說，教育學歸屬于人文科學，在該領域，對于同一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和觀點，才是一種科學的研究態度。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針對歷史學研究曾說過：“史料本身是不變的，但是歷史學家對史料的理解則不斷變化。”也就是說，史料是早已存在的事實，不會發生變化，對于史料的解讀卻因人而異。在這方面，教育學與歷史學相似，對于同一教育現象或教育問題，具有不同哲學觀、價值觀、教育觀的研究者的解讀會有所差異。

　　其二，從教育的實質來講，教育是人的精神活動的外化，它包含事實和價值兩方面的內容，教育研究既有教育事實研究，也有教育價值研究。對于教育事實，可以通過數字編碼、數據分析的方式進行研究，但是對于教育價值問題卻不能如此。教育構建者賦予教育的目標期待、教育活動的直接參與者投入的情感、教育活動中傳播的價值觀念等因素不能或無法準確用數字表達。因此，數字技術只能局限于研究教育事實問題，教育價值問題則需要堅持人文科學的研究范式，而人文科學的研究范式必定包含著對生命的敬畏、理解、關懷、尊重和詮釋。

　　人文研究與數字技術相融合

　　大數據時代，數據庫、應用程序、數字工具已經對人文學者可利用的資源類型和研究方法產生了巨大影響，人文研究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因此，人文科學研究需要適應這種變革，主動借助數字技術對現有研究方法進行拓展，但同時教育學也要堅守人文科學的屬性，在研究中繼承人文主義傳統。于是，當傳統人文遇上數字技術，數字人文就產生了。

　　數字人文致力于將數字技術融入人文學術研究中，為人文學科領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數字人文為教育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要保證教育的數字人文研究科學、有效，需要數字人文研究者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教育的數字人文研究者需要加強數字信息技術素養。人文學者一般缺乏必要的信息技術基礎，他們對數字技術或許非常陌生，無法有效利用技術解決本領域的問題。這就需要教育研究者具備一定的數字技術基礎，從而能夠參與到工具開發、數據庫建設、程序編制等環節中，掌握數字技術的算法原理。

　　第二，教育的數字人文研究者需要避免技術迷戀。數字技術能夠幫助研究者解決人文學科領域已經存在而傳統人文學科研究方法無法攻克的問題，這容易讓研究者陷入“技術萬能”的迷信。研究者只有正視數字技術并合理應用數字技術，才能有效“與數字技術抗衡”。

　　第三，教育的數字人文研究者需要堅持主觀判斷。在教育學中，對于價值、文化、觀念的重要性以及深層意義等問題的探究是必要的，研究者在關注可證實、可量化事實的同時，也要強調主觀判斷，避免讓技術取代研究者做出抉擇，否則就會使教育的數字人文研究僅停留在工具層面。因此，研究者需要進行一些批判性和反身性思考。

　　（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課題一般項目“我國教育研究的范式梳理與‘中國經驗’研究”（BAA20002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