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烏云畢力格、吳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能缺少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提出建設中國古典學學科和學術研究體系的設想。當然，“中國古典學”這一概念并非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首創，之前裘錫圭、劉釗、林沄、曹峰、朱漢民、孫玉文、傅道彬、魯國堯等學者都曾對“中國古典學”的概念、范疇以及研究方法等問題進行深入討論。2010年，《光明日報·國學版》刊登了文章《國學=中國古典學》，在朱漢民的主持下，林慶彰、姜廣輝、李清良、吳仰湘、鄧洪波等學者提出以“中國古典學”定義原來的“國學”，以推進“國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學科建設。他們認為，“國學”可以用“中國古典學”這樣一個學理性更為清晰并且能在中外學術交流中通用的概念來重新界定。我們知道，北京大學也早已著手進行“古典學”教育，中國古典學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在其主辦的刊物《國學學刊》上，陸續刊載了孫顯斌、沈衛榮、張齊明等學者討論中國古典學的文章。

　　作為“國學”教育的實踐者和“國學”學科建設、學術研究體系的探索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時刻關注學界動態，積極吸收學界的意見，虛心向學界請教，在結合自身實踐經驗和學術理念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設中國古典學的設想。

　　第一，從名稱上來說，我們認為“古典”一詞并非源自西方，而是我國固有的概念。《尚書》是我國最古老的經典之一，其第一篇為《堯典》，第一句話為“曰若稽古帝堯”，《說文解字》云“典，五帝之書也”，“稽古”則是“考古”之義，顯然這已經具有“古代經典”的含義了。而“古典”作為一個詞，大約出現于兩漢時期，主要有兩種含義：一指古代典章制度，如荀悅《漢紀·孝元皇帝紀下》中云“孝文皇帝克己復禮，躬行玄默，遂致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二指古代典籍，如《后漢書·樊準傳》中云“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對于古代典籍和制度的研究其實是中國古代學術研究的主流，我們認為這也是“國學”研究的主流。“中國古典學”的概念其實并不是必須比照西方“古典”的含義才能成立。中國古典學就是研究中國古代典籍以及典籍中所記錄的內容、內容所反映的社會、社會所代表的文明的學問。當然，我們現在的研究材料已經不限于古代典籍，舉凡考古發掘的器物、遺址以及圖像等都攜帶著古代文明的信息，同樣可以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但不管怎樣，對傳世經典進行跨學科的考證和闡釋，仍將是中國古典學研究的基本工作。

　　第二，從時段上來說，我們認為“古典”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在《尚書》纂輯的時代，“五帝之書”為“古典”；到孔子的時代，周代的禮樂文明以及文獻成為“古典”；到兩漢時期，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也成為“古典”。以此類推，歷史在不斷前進，而“古典”的內容也在不斷擴充。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古代典籍以及對古代典籍的研究一直保留延續至今。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古典學研究的時限無需比照西方古典學將自身限定于古希臘和羅馬時期的做法，而是應該根據我們自己的歷史將時限一直延伸下去。至于研究的下限應該定在哪里，我們認為可以參考黃永年對古籍的界定方法。黃永年在《古籍整理概論》中提出，社會性質的變化并不意味著學術文化也隨之立即產生變化。因此，他將古籍的下限斷到清朝末年。同時，他還認為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容和形式上依然沿襲“古籍”模式，則也應該算作“古籍”。我們認同他的觀點，并進一步認為，中國直到新文化運動之后才實現了語體革命，因此凡是用文言文，也即所謂“古典語言”寫作的書籍應該都可以納入中國古典學的研究范疇。中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的文明共同鑄造了中華民族的燦爛歷史。因此，我們認為除了漢語典籍之外，所有歷史上在中國境內的非漢語文獻同樣應該納入中國古典學的研究范疇，而這一部分內容在時段上同樣要求我們將中國古典學的研究時限向后延伸。

　　第三，從研究領域上來看，傳統的中國古典學問研究方法，即經史研究傳統在清代已經發生轉變，從傳統史學中衍生出對上古史和邊疆史地的研究，從傳統金石學中衍生出對民族語言文字以及考古學的研究，而傳統小學滋養了中國語言文學的研究。這些都表明，傳統的中國古典學問研究在其自然的發展脈絡中，會根據歷史的需要進行自我革新。時至今日，中國學人的學術視野更為開闊，除了傳統經史子集的研究之外，對于邊疆史地、民族語言文字、宗教人類學、考古文物乃至其他國家古代文明的研究，都應該成為中國古典學的研究領域。這也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自建院以來一直秉承的“大國學”理念。也就是說，我們既要關注漢語古典，也要關注用民族語言文字記錄的古典；既要研究中原文明，也要研究邊疆地區的文明與歷史；不僅研究中國的古典，也要研究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對話。所以，“中國古典學”這一概念應該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對于中國古典”的學術研究，這直接延續了“大國學”的理念；二是“中國的古典學研究”，這有利于學科建設和融貫中外文明。

　　第四，從方法論上來看，我們一直提倡“文字—文本—文獻—文化—文明”的研究思路。因此，中國古典學的研究方法毋庸置疑是上承乾嘉考據學以來中國學者所樹立的研究方法。乾嘉考據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發展脈絡自然演進的結果，同時其理念與方法也與西方古典學的研究方法異曲同工。這說明，在人文學術研究領域，中外的方法是可以相通的。在當代，一方面，我們要繼承乾嘉考據學方法，并在中國固有學術發展脈絡中加以推進和創新；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積極吸收國內外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特別是語言學、語文學、考古學、人類學等學科的方法，在此基礎上創建并發展出中國古典學的方法論。

　　第五，從學科建設的角度來看，我們希望能夠在“交叉學科”門類下申請“中國古典學”一級學科。盡管對于人文學界之外的學者來說，“國學”研究或者文史哲的貫通研究并不屬于典型的學科交叉研究，但不少人文學者都能感受到原有學科壁壘對于人文研究所造成的阻礙與桎梏。呼喚打破學科壁壘，貫通文史哲，開展學科交叉研究，越來越成為人文學界的共識。因此，向人文學界之外的學者做出說明、爭取理解，也是亟待開展的工作。另外，時至當下，新技術越來越深地介入學術研究中。數字人文和人工智能研究已經成為世界性的話題，而它們都不能缺少人文學科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在數字時代的新文科建設中，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必須充分重視與新技術的結合。所以，我們認為，將“中國古典學”作為一級學科，納入“交叉學科”門類之下，是一個最佳選擇。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中國古典學的概念、范疇和方法不僅繼承了中國傳統學術的豐厚遺產，也符合中國自身的人文學術發展脈絡。更重要的是，中國古典學以中國古代典籍與文明為研究對象和關注中心，可以融會舊有學科之長，消弭圍繞“國學”所產生的種種爭議，使關于古代中國的研究超越學術分科的界限，達到圓融無礙的境界。我們相信，中國古典學學科和學術研究體系憑借“文字—文本—文獻—文化—文明”這一貫通而又綜合的研究思路，將成為一種新的人文研究范式，也可更新人文學科人才培養方式，促進對中華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創新性闡發。

　　一百年前，北京大學成立研究所國學門，當時的中國學人除了“整理國故”的責任之外，更希冀中國學術能夠振拔于世界學術之林。時至今日，我國學術發展日新月異，如何在新的環境下開拓出更加廣闊的天地，是每一位學人應該思考的問題。當下，中國各高校的國學院和相關研究單位早已走出“整理國故”的老路，踏上“再造文明”的新途。這一文明絕不是另起爐灶，割裂中國古代文化傳統，而應該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如今，我們提出建設中國古典學的理念和設想，希望借此接續中國綿長悠久的學術傳統，并在此基礎上將一切優秀文化成果融會貫通，開拓出新的進路，讓中國的人文學術研究能夠引領世界學術潮流。中國古典學，不僅僅是“國學”，也是國際性的學問；不僅僅是“古學”，也是面向未來的學問。因此，中國古典學的學科建設，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