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笑遠（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

　　《先秦儒家道德哲學十論》（王正著，世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5月版）作者認為，若按照傳統哲學發展史的方式呈現先秦儒家的道德思考，必然會進行機械的分割和刻意的劃界，這將大大降低研究的廣度、深度和厚度，不如回到先秦儒家的問題意識本身，即以問題的方法研究先秦儒家的道德哲學。

　　基于此，作者從先秦儒家道德哲學中提煉出十大問題：天人之辨、人禽之辨、仁義內外之辨、仁禮之辨、義利之辨、群己之辨、君子小人之辨、義命之辨、王霸之辨、儒法之辨。圍繞這十大問題，全書主要選取孔子、孔門弟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論述展開。如第四章“仁禮之辨”，作者首先對西周禮樂文明進行總結和反思，特別提到了春秋時期，面對現實的禮崩樂壞，當時很多士大夫認為，如果只是簡單地從典章制度上恢復周禮是不可能的，必須重新賦予禮樂文明的內涵與深意，并重新在人心中建立起禮樂文明的根基。這一思路對孔子以仁統禮，進而達到仁禮雙彰的思想具有重要影響。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還是禮，目前學界尚有不同看法。作者經過詳細的考辨后認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對孔子來講既是一個根本性、中心性的概念，又是一個廣延性很大、概括性很廣的范疇。在仁之中，既包含情感的基礎、意志的動力，又包括道德的行為、政治的實踐。若人沒有仁德作為內在根據，禮樂文化就無從談起，禮樂制度更會只剩個空殼。因此，將仁——人的內在道德主體性——先確立起來，這是優先于循禮等道德行為的，而這個仁的主體建立更關乎孔子整個道德、政治思想體系的建構。

　　孔子對于仁禮關系的處理，影響到弟子子游，以及后來思孟學派的子思、孟子。該書認為，在孔子那里，一方面仁、禮都很重要，但同時仁確實具有先在性和基礎性；而這樣一個內在化的傾向，經過孔門弟子、子思、孟子的處理后，成了儒者對仁禮之辨的一個基本看法，這一看法也成了后世的主流。不過，荀子對這一看法持不同意見，他更看重禮。這是因為，談到仁禮之辨不得不提起以荀子為代表的禮學派，他們雖然也承認仁的極高價值，但是更強調禮在道德實踐、政治實踐中的現實意義。所以有必要將他們的仁禮之辨單獨予以探討。作者自覺運用比較研究法發現孔孟和荀子對仁禮之辨論述的差異性，進而呈現出先秦儒家內部不同思想家觀點的異同。

　　全書通過內部對比、橫向對比、古今對比、中西對比，凸顯出先秦儒家道德哲學的價值，如第二章“人禽之辨”。無論是孟子還是荀子，他們的人禽之辨都是從人倫這一點展開的，只不過孟子更注重人倫中所體現的內在于人心靈的道德意識和價值判斷，而荀子更看重人倫中所體現的人的分別意識和禮的規范。這種差異是在對人倫予以肯定下的具體差別。實際上，孟子對人倫中的角色倫理之分別有清醒意識，所以他有五倫的劃分；而荀子也對人倫中的道德意識有所認識，如他曾指出惡人是欠缺道德意識的，即“心如虎狼，行如禽獸”。

　　為了進一步辨析人禽之辨，作者又引入先秦諸子中道家、墨家的觀點，將其與先秦儒家進行對比研究。因為道家從根本上提倡自然主義并否定人倫道德，所以他們基本是反對人禽之辨的。消除人禽之辨是道家非人倫道德的自然主義的基本傾向。正是因為有道家人禽之辨的觀點，才襯托出人禽之辨對儒家構建道德哲學的重要意義：如果不能確認人與禽獸的根本差異，人的道德獨特性就無法證明，進而人類世界的道德普遍性也就無從談起。而在墨子看來，人禽之辨的根本在于人必須付出極大的后天努力才可以生存和發展。因此，墨子的道德哲學乃至政治哲學就是消除一切有害于人后天努力的因素，建構起一個最有利于人努力的社會。墨子雖然認可人禽之辨，但因立論角度不同，最后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

　　作者將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與西方道德哲學進行比較后得出，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既突出人的仁、禮、義的道德獨特性，又不忽視人自身難以逃避的動物性的欲、情、身，這表明儒家的道德哲學既沒有身心二分、遺忘肉體的弊病，又將人置于個人與社會之間，正視人的獨特性和依賴性的關系。

　　先秦儒家道德哲學確立了道德的至上性，而對道德威脅最大的就是利，因此義利之辨是儒家必然面對的問題。事實上，義利之辨不只在先秦時期是一個重要問題，放在當代也仍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那么，先秦儒家的義利之辨又能給今天的我們帶來什么啟示呢？作者將其與西方道德哲學進行對比研究后發現，先秦儒家對義利之辨采取嚴格判分的態度，它不是簡單地割裂義利，而是提倡將道義論與功效論結合的義利觀。

　　孔子的義利之辨在判分義、利的同時，也要求合理的私利和對社群公利的訴求。義利之辨在思孟學派那里得到凸顯，主張人的道德行為絕不應當摻雜任何自私自利的動機，而須是純粹的道德之事，但孟子其實也為一般的生活之利留有空間。荀子主張的義是具有社會組織意義的，所以它自然就要求公利而反對私利，不過他反對的私利是反對過分的、擴張性的私利，而非為了生活的一般之利。因此在儒家看來，沒有公利的義是不可能的，沒有義的私利是絕對不可取的，公利和義正是相合一的。顯然，面對因義利矛盾而產生的問題，先秦儒家的義利之辨給出了優于西方道德哲學的觀點和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