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果（南方科技大學人文科學中心）

　　隨著對“新文科”討論的擴展與深入，跨學科作為其基本特征逐漸成為學界共識。回應信息科技時代要求，站在人的全面發展的角度，積極探索科技與人文融合的途徑和方法，成為“新文科”跨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跨學科并非消解學科，恰恰相反，其真正意義在于突破現代分工過細所導致的學科專業壁壘，依托人類整個知識系統，重建文科與其他學科的血脈聯系，吸納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推動自身學科理念的更新。與傳統文科時代的跨學科實踐不同，“新文科”的跨學科不再只是一種工具或手段，而是參與到學科建構之中，具備了某種本體論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文科”之于傳統文科，無異于一次跨學科的“系統重啟”，對文學學科而言自然也不例外。

　　首先，跨學科的本體論建構推動文學研究走向新的學科自明。文學從人類知識總體中分離出來以后，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而發展為一個圈層化的學科體系。這一體系確立了各級學科疆域，在一定時期內有效促進了學科的發展，但也容易切斷文學與人類知識母體甚至學科內部“圈子”間的聯系，使文學淪為一座文科“孤島”。因此，突破圈層閾限的跨學科很早便應用于文學研究之中。然而在很長時間里，跨學科只是作為一種拓寬視野的手段存在，研究者的學科理念并未因其而有太大改變。在“新文科”背景下，隨著智能終端設備的廣泛應用、互聯網的普及與信息技術的發展，學科間的資源共享更加方便快捷，學科合作與交融成為常態。在這一語境下，跨學科給文學研究帶來的不只是方法論的襄助，更有以他者眼光重新審視自身、探求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聯系和區別的深層反思。一方面，文學與其他學科均為人類知識總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應自覺探求學科匯通及建立交叉學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學科分化長時間內還將繼續存在。因此，在尋求學科融合的同時，文學也應緊扣審美解讀、鑒賞品評、情感體認等核心任務，避免文學研究衍變為其他學科的研究。

　　其次，科技與人文的深度融合刷新了文學研究的問題域。數字技術的普遍應用和互聯網的飛速發展，為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帶來了全新命題。比如，“數智時代”的文學應何去何從？如何面對數字化帶來的海量文本？人工智能創作可否視為新的文類？數字人文方法能否有效應對文學研究的新任務？凡此種種，都已溢出原有的學科經驗范圍，亟須得到新的回答。如果說本世紀初研究者對上述問題仍不乏猶疑甚至拒斥的話，那么隨著“新文科”對科技和人文交叉融合的積極探索與正面演示，越來越多研究者意識到文學與科技的匯通已經成為時代課題，并逐漸接納了上述問題。由此，學科論域也得到了新的拓展。

　　再次，人的全面發展理念有助于啟發跨學科研究者，使其勇于回應數字時代文學新命題的挑戰，甚至重新激活相關經典論題的探討。以作者問題為例，在以往的文學創作論中，作者被視為文學素養高、表達能力或想象力突出，以靈感、游戲或勞動體驗等為內驅力追求原創的主體。而數字時代文學作者的巨大變化，便是人工智能（AI）作者的出現。例如，“微軟小冰”在2017—2020年間先后出版了三本詩集和一本網絡趣語集，也曾在《華西都市報》文學副刊“浣花溪”開設詩歌專欄，其文學活動與人類作者幾乎已經沒有分別。但“小冰”這個作者，既不能與微軟團隊開發的人工智能框架直接畫等號，也不能說是計算機算法，將其認定為負責研發的技術人員同樣難以成立。它更像是上述各方的一個綜合體，散發著與人類作者全然不同的技術氣息。傳統文學研究者不太容易認同這樣的作者，“新文科”培養的跨學科人才卻可以就其存在的合理性展開探究。一旦AI作者的合法性得以確立，就將反過來檢視傳統作者理論的準確性：如果技術可以造就作者，那么將文學作者局限于人類個體層面是否合理？文學作品的原創性是否真的存在，一向神秘的作者“靈感”與“想象”是否與AI算法功能相通？如果將這些思考置入“陌生化”“互文性”等理論框架之中，則原本似乎已解決的作者問題又將重新進入論爭之中。

　　總的來說，“新文科”與數字時代的文學研究高度契合。在學科發展慣性與時代嶄新課題的雙向作用下，文學研究急需一場學科刷新，以完成自身的重新定義與時代定位。雖然“新文科”的跨學科倡導、科技人文訴求與人的全面發展理念無不向傳統文學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戰，卻也為文學賦予了新的活力與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