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賈誼的文學史地位主要體現在他的賦作，特別是存世完篇的《吊屈原賦》和《鵩鳥賦》，針對其創作旨意和藝術特色已有比較深入的分析和解讀，但其賦體性質還存在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以《吊屈原賦》為例，文學史家的界定主要存在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屬騷體，一種認為兼有屈原、荀卿賦作兩種體制。持騷體者，如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以下簡稱“章、駱編本”）稱，“在傳統的以抒情為主的騷體賦方面取得較高成就的是賈誼”，“此賦前半多用四言句，后半多用楚辭體式的長句，可見他在學習楚辭的同時又能有所變化”。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也稱：“《吊屈原賦》是漢初文壇的重要作品，是以騷體寫成的抒懷之作。”持兼具兩種賦體性質者，如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以下簡稱“游編本”）稱：“漢初騷體的楚辭逐漸變化，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故賈誼的賦兼有屈原、荀卿二家體制。”兩種意見構成了重新研判《吊屈原賦》賦體性質的基礎，也意味著文學史基本結論的再審視，是推動古代文學研究“再出發”的重要路徑。

　　厘分賈誼賦體性質的兩個層次

　　賈誼賦作兼有屈原和荀卿兩種賦體性質的判斷，民國年間即有署名“鴻墀”的學者認為：“賈誼是溶合屈荀二人之作品而成一種新的賦體。”章、駱編本注意到了《吊屈原賦》存在不同于騷體賦的句式，將之視為賈誼在騷體基礎上的“有所變化”，言外之意是創作求變的結果，但未進一步闡述該“變化”的內涵。游編本則將該“變化”視為一種新的賦體在孕育形成，將此新賦體界定為兼具騷體和荀卿賦體的性質，不過同樣認為此“變化”是以騷體為基礎。相較而言，后者針對賈誼賦體性質的概括頗具深度和史識，至今還沒有一種文學史著述能夠超越。他敏銳地捕捉到賈誼賦作具有“混合形態”的屬性，不宜用單一的賦體性質予以體認，《吊屈原賦》即為典型個案。

　　當然，放在戰國至漢初賦體文學創作的鏈條里予以觀察，游編本的認識似乎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賈誼賦體性質的界定，應處理好賦體傳統影響與作家主觀能動性之間的辯證關系，不宜過于強調作家自身追求變化的“創造力”，而忽視文學傳統的影響。故不妨厘分為兩個層次予以分析《吊屈原賦》的賦體性質：第一，探討賈誼賦作具有荀卿賦體性質的依據及其學理性；第二，辨析荀卿賦體的特征，是賈誼以騷體為基礎追求變化的結果，還是反映了漢初存在的兩種賦體創作傳統的影響。

　　界定為荀卿賦體性質的依據

　　賈誼賦作“變化”的最明顯特征是句式的變化，即《吊屈原賦》前半部分是基本整齊的四言句式（不計“兮”字），后半部分則為標準的楚辭體長句。

　　重點分析前半部分的句式表達，《史記》錄本作“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讬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阘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铦。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鱸，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此四言句式的賦作特征，章、駱編本視為騷體之外的新“變化”。事實上，騷體賦如《懷沙》和《橘頌》也有四言句式。《橘頌》寫道：“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不同的是，《橘頌》的四言句式并不整齊（不計“兮”字），賈誼賦作趨向更整齊。再者語法結構也有所不同，《橘頌》的四言句式多為修飾語，如“紛缊宜修，姱而不丑兮”，而《吊屈原賦》則多為主謂或動賓結構，如“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是動賓結構，而“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阘茸尊顯兮，讒諛得志”則為主謂結構。

　　整體而言，單就形式而認為賈誼的四言句式是騷體之外的一種“變化”，顯然欠妥。但若就其表達的語法搭配而言，則可以稱得上是一種變化，即騷體的四言句式語法搭配服務于抒情文學的功能，“獨立不遷”“深固難徙”都是對橘堅貞品格的歌頌揄揚。而《吊屈原賦》的語法搭配則服務于敘述化的文學功能，實即漢賦的鋪陳，如“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鉛刀為铦”，從不同角度反復書寫賢愚不分、黑白顛倒的現實。這隱約透露出同是四言句式，但在相同句式表象下折射的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賦體，賈誼確實在騷體之外標舉出新的“變化”。

　　游編本指出該“變化”具有荀卿賦的性質。以荀子《賦篇》為例，《箴賦》寫道：“有物于此，生于山阜。處于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簪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里。夫是之謂箴理。”這與《吊屈原賦》前半部分句式相同。《賦篇》與《吊屈原賦》都具有明顯的鋪陳敘述化色彩。《禮賦》從各個角度對“禮”反復書寫，稱“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與《吊屈原賦》從不同的角度反復書寫世間黑白顛倒如出一轍。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稱：“屈原言情，孫卿效物。”所謂“效物”，即鋪陳性的“體物”書寫，與屈原重在抒情的騷體賦有別。

　　游編本將賈誼賦作的“變化”界定為荀卿賦性質，認為賈誼賦作是騷體賦和荀卿賦的“集合體”，是很有卓見的文學史判斷，在學理性上是站得住腳的，也是對《吊屈原賦》賦體性質最精準的把握。此后的《中國文學史》著述，大都未再承襲該觀點，也未展開進一步的闡釋，不能不說是文學史書寫的一種“退步”。

　　沿襲荀卿賦體傳統

　　賈誼賦作的荀卿賦性質，是賈誼創作求變的結果，還是一種賦體傳統的呈現？即騷體和荀卿賦體這兩種文學傳統融匯在了賈誼身上，他只是自覺地予以運用。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在戰國、秦至漢初的賦作源流中進行審視。

　　劉勰《文心雕龍·詮賦》云：“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漢初賈誼之前的賦家有陸賈，《漢志》著錄陸賈賦三篇，皆亡佚。《文心雕龍·才略》有所作《孟春賦》（存目）云：“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辨之富矣。”學界對“選典誥”有不同的理解，筆者認可楊明照、周勛初兩位先生的解釋，他們認為《孟春賦》的文辭選自《尚書》的典、誥，推斷《孟春賦》的句式主要是四言。除陸賈外，《漢志》還著錄了一篇趙幽王賦，當即《漢書》本傳里的趙幽王歌。此歌的文辭，《漢書》錄本作“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強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托天報仇！”不計“兮”字，亦基本屬于整齊的四言句式，與《孟春賦》相同。此歌鋪敘其事，亦可視為賦作，與屈原筆下《橘頌》《懷沙》的賦體性質是不同的。

　　劉勰將陸賈和賈誼的賦作視為秦雜賦的傳統，但不認為它們與騷體賦存在淵源關系，這一判斷值得注意。何謂秦雜賦？《漢志》著錄有秦時雜賦九篇，現無一篇存世，不清楚雜賦的創作面貌。但秦雜賦與荀卿賦著錄在一起，印證兩者之間的賦體性質相同，推斷秦雜賦也是四言句式。現存李斯的刻石文辭七篇，基本都是四言句式，筆者頗懷疑此七篇就在著錄的秦雜賦九篇里。刻石文辭都是頌美秦德，《漢志》著錄的秦雜賦下一條目錄就是《孝景黃帝頌》十五篇，名為“頌”卻為賦體，恰可證刻石文辭與之屬同一性質。

　　漢初賦作沿襲荀卿賦體傳統，《吊屈原賦》的四言句式正是在該傳統影響下賈誼自覺繼承的結果。

　　要之，從荀卿《賦篇》開始，就有一種四言句式的賦體傳統。這種賦體主要在北方流行，經過秦雜賦，至漢初的陸賈、賈誼時代依然盛行，故賈誼筆下四言句式的荀卿賦體性質，并非在騷體基礎上“變化”的結果。這也揭示出深化、拓展文學史研究的一種方法，就是從基本的文學史結論出發，重新進行有理有據的觀照和思考，這也是克服碎片化研究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