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夏汀（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郭小良（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時強調：“要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弘揚延安精神，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發揚斗爭精神，為實現黨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團結奮斗。”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陜甘寧邊區建設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結晶和精神成果。其主要內涵包括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延安精神的形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逐步走向成熟。可以說，延安時期的新聞宣傳實踐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推動力，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時空場域。新聞事業作為社會事業的一部分，深刻反映著社會經濟水平和歷史的進程。延安時期，社會基礎薄弱使新聞事業的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從實際出發、克服困難，創設新聞事業發展所必需的社會條件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領導新聞事業發展所做的主要工作。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靈魂，就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創刊。這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張大型綜合性中央機關（日）報。該報的創刊，建立在兩大基礎之上，一是黨早期開展革命實踐中領導新聞宣傳工作的經驗，二是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指導新聞宣傳工作。《解放日報》創刊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年來領導新聞宣傳工作承前啟后的標志性實踐成果。《解放日報》創辦時，黨內“左”傾思想抬頭，抗日戰爭正處于相持階段，各抗日根據地進入最困難的階段。

　　面對嚴峻的內外形勢和任務，創刊后的《解放日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努力呈現黨報作為思想斗爭武器的作用。報紙刊發的社論、評論等對世界政治局勢、中國抗戰的時局作出重要論述和判斷，闡明了黨在內外斗爭中的基本立場，在很大程度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多年以來，以新聞宣傳工作推動黨的建設和革命工作的一條根本經驗，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指導新聞宣傳實踐，持續推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使之成為新聞事業發展的“定盤星”和“壓艙石”。從早期創辦的《新青年》《每周評論》《湘江評論》，到1921年黨成立以后的《向導》《紅色中華》《新中華報》，再到黨在革命根據地建立的以黨報為中心的報刊宣傳系統，都堅定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方向，并致力于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進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本土化探索，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這些都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新聞宣傳歷史實踐和基礎，而延安精神也正是從黨成立以來的歷史實踐中走來，是偉大建黨精神在延安的升華。

　　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

　　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線作為延安精神的重要內涵，要求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沖破教條主義的束縛，探索事物運動發展的客觀規律。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領導《解放日報》改版工作，使黨的新聞宣傳工作在“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線指引下健康發展。改版前的《解放日報》存在脫離群眾、缺乏黨性、文風八股不鮮活等問題，脫離了陜甘寧邊區的客觀實際，陷入主觀主義的窠臼。為此，黨中央決定對《解放日報》進行改版以增強報紙的黨性、群眾性、組織性和戰斗性。從1942年4月1日發表社論《致讀者》開始，到1944年2月16日發表社論《本報創刊一千期》，延安《解放日報》用近兩年的時間完成了從一張“不完全的黨報”到一張“完全的黨報”的轉變，實現了從“清涼山人辦報”到“全黨辦報”和“群眾辦報”的轉變。

　　作為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構成，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實質上就是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過程。1942年3月中宣部下發的《為改造黨報的通知》指出：“報紙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宣傳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反映群眾生活……如果報紙只是或者以極大篇幅為國內外通訊社登載消息，那這樣的報紙是黨性不強，不過為別的通訊社充當義務的宣傳員而已，這樣的報紙是不能完成黨的任務的。”針對《解放日報》初期出現的問題，黨內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座談、有效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這都是黨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指導新聞事業發展的體現，也是黨在思想上逐步走向成熟的體現。

　　延安《解放日報》的改版是黨報發展史上的第一次改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影響深遠。它解決了報紙黨性不純、群眾性不鮮明、文風八股不鮮活等一系列問題，鑄就了黨報發展模式、錨定了黨的新聞事業的發展方向。從本質上來說，改版是黨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線，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新聞宣傳實踐并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延安時期新聞宣傳工作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是黨對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性質、功能、發展規律的認識走向成熟的表現。歷史地看，《解放日報》的改版歷程融匯于黨在延安時期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嵌入在延安精神形成的歷史周期里，是對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在新聞宣傳領域的具體貫徹，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歷史實踐。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群眾辦報的基本內涵包括“為群眾辦報”和“讓群眾辦報”兩層。其中，為群眾辦報集中體現了黨領導的新聞事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新聞宣傳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應在群眾，堅持新聞工作的群眾性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要求，也是黨在長期新聞宣傳工作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基本經驗。

　　《邊區群眾報》是黨在延安時期創辦的一份大眾化的讀物，曾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機關報。創立初期毛澤東就曾表示，要在“群眾”二字上下功夫、做文章。把群眾的需求作為報紙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延安《邊區群眾報》的創辦與文藝大眾化和陜甘寧邊區社會文化環境緊密相連，其編輯方針集中體現“群眾”二字，是新聞事業群眾性的有力踐行者。1946年4月，在《邊區群眾報》創刊6周年之際，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在賀信中指出，“這個報紙是陜甘寧邊區群眾公認的好報紙……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讀容易懂，并且說出了邊區群眾要說的話，講出了邊區群眾要知道的事情。這就是為群眾服務，當得起‘群眾報’這個光榮的稱號”。

　　另外，為了普及科學衛生知識，保障人民群眾的健康生活，《解放日報》增設《衛生》專刊。如聽到一個學生讀了《衛生》專刊關于“為啥不敢喝冷水？”和“怎樣防止上吐下瀉？”的文章之后，一位老先生說：“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報上登載的這些治病救人的新道理，這樣的藥方多給我們介紹些。”有時候群眾遇到猶豫不決不能立刻判斷的事，就會習慣性地“要聽報上怎么說”。這也說明黨辦的報紙在群眾心中已經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和權威性，群眾對于信息的接收和選擇具備了一定的能動性，開始根據自身的需求選擇性接受信息。在判斷力資源非常有限的社會歷史環境中，這無疑是為人民服務的生動新聞宣傳實踐。

　　全面發展以黨報為中心的新聞事業

　　陜甘寧邊區生態環境惡劣，經濟社會發展相當落后，新聞事業發展面臨巨大困難。面對經濟封鎖，如何建立滿足革命形勢需要的縱向和橫向新聞宣傳體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成為解決問題、實現突圍的重要精神利器。比如，陜甘寧邊區面臨缺乏紙張的局面，造紙工人用延安當地的馬蘭草生產出了馬蘭紙，解決了報刊印刷缺紙問題。經過長期努力，黨在延安時期的新聞事業成就矚目，媒體不同層次地分布于陜甘寧邊區各個地區，不同程度地發揮著新聞宣傳、思想教育和社會動員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延安時期新聞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從陜甘寧邊區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出發，探索和建立了適應革命形勢發展需要、各個層級全面覆蓋的新聞宣傳體系。

　　延安時期的新聞宣傳實踐過程艱苦卓絕，成果重大，影響深遠，鑄造了新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模式。這一過程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內生動力和實踐構成，同時也受延安精神的指導。黨在延安時期領導新聞宣傳工作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覺推動了延安精神的形成；新時期的新聞宣傳工作更要增強歷史的主動性、思想的自覺性，從延安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做好輿論引導，持續推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中國化和時代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新聞教育研究”（21BXW02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