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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靜(華僑大學外國語學院)
囿于日本島國的環境與古代落后的航海技術,古代日本無法像古朝鮮那樣批量把學生送入太學。故此,書籍傳播成為古代日本汲取中國文化的重要手段。《周易》是我國最古老的經典著作之一,儒家尊其為“群經之首”,道家將其列為“三玄之一”。《周易》是較早傳入日本的中國書籍之一,且日本的《周易》版本也是當前保存較為完整的漢籍之一,曾對日本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梳理《周易》在日本的流播,一方面,可以窺視古日本文化被中華文明涵化的脈絡,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可以豐富我國域外漢籍的研究路徑,為國內相關領域研究提供參考、佐證。
較早東傳日本
遠古時期,落后的航海技術還不足以征服浩瀚的大海,中國與東方島國的先民不可能形成較為順暢的往來,文化交流更是受限于交通的不便而互滲極微。首本《周易》書籍具體何時經何人之手傳入日本,已無從考證。南北朝之前,中、日文獻中未見關于日本《易》文化的記載。據《宋書》九十七卷列傳第五十七夷蠻“倭國”條載,倭王于“順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觀其表,文章流利曉暢,用典得當自然,如“王道融泰”“帝德覆載”等用語中顯見引用《易》《禮記》等儒典的痕跡。另據《日本書紀》載,繼體天皇7年(513)7月,百濟“貢五經博士段楊爾”,繼體10年(516)9月,百濟“貢五經博士漢高安茂”,應邀請赴日本傳播經學。所謂的“五經博士”是漢武帝在朝廷中設置的學官,主要傳授《詩》《書》《禮》《易》《春秋》等,后來百濟也模仿漢朝設立了五經博士,百濟的五經博士抵達日本意味著儒家經典輸入日本。據此記載推知,最遲在南北朝時期,《周易》文化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
日本現存最早的漢籍目錄——藤原佐世撰《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成書于889—898)中關于“易”的中國典籍有33種共177卷。由此可大體推知,隋唐時期,《周易》書籍已較為系統地傳入日本。
《周易》理論影響政治
圣德太子是日本歷史上負有盛名的政治家,作為推古天皇的攝政,他確定了《十二階冠位制》和《十七條憲法》。《十二階冠位制》以“德、仁、禮、信、義、智”的秩序規定“冠色”,其冠色分別為“紫、青、紅、黃、白、黑”,再以顏色的深淺分為大小兩級,共十二階,取意于易經十二宮與五行德運。《十七條憲法》是在干支紀年中的甲子年發布的,這也是基于圣德太子對陰陽學說的信仰。中國古代陰陽思想認為革命之事必于“甲子”“辛酉”之年興起。“十七”這個數字也是基于中國的陰陽思想而形成的,即將“陰”的極數“八”與“陽”的極數“九”相合而成,可謂是對《周易》陰陽理論的活用。
據《日本書紀》載,天武天皇時期設置了陰陽寮,同時也初次設置天文臺(占星臺)。陰陽寮類似我國古代的國子監,是當時的天文、科學研究中心。701年,根據日本大寶律令,陰陽寮由中務省管轄,屬于日本政府機構。陰陽寮由朝廷派出的陰陽頭掌管,下設陰陽博士、天文博士、歷博士、漏刻博士。在這里陰陽師們觀測日月星辰等天文變化,制定歷法,觀測云色與風向,卜定都城,判斷吉兇,并禁止百姓擁有陰陽道的專門典籍。
宇多天皇887年即位,他從888年起聽大學博士善淵愛成的《周易》講義。現存于日本東山御文庫的《周易抄》多認為是宇多天皇學習周易時的親筆手抄本。《周易抄》是日本現存最早的漢籍訓點資料,它為我們研究古代日本人的漢籍學習方式提供了典例。
融入文化與科技
早期,《周易》在日本的傳播方式主要是官方講學,傳播受眾涵蓋文人官僚、皇室成員等。日本757年施行的《養老律令》中明確規定《周易》為大學寮的教學內容之一,且將其列為儒家經典之首。據《續日本紀》記載,在天武天皇時期設置的政府機構陰陽寮內,陰陽生必讀的首要經典即為《周易》。日本奈良時期的學者、政治家吉備真備(695—755)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人物,留唐十九載,將許多典籍帶回日本,其《私教類聚》(770)一書中闡述了易學思想及“內教五戒”“外教五常”的教育理念,是日本僧侶中內典、外教并重之典范。
古代日本的僧侶精通內外典籍,他們不僅是佛學的忠實傳播者,也是日本接受漢學的主導者。他們留學隋、唐歸日后,內教、外典兼修,把在中國收集到的漢籍帶回自己所在寺院,對《周易》書籍和文化在日本的保存與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留學僧旻是史料記載中較早傳播《周易》的日本僧人之一。推古16年(608),留學僧旻奉圣德太子之命隨小野妹子遣隋,留學24年,其間除了學習佛教,還鉆研儒家經典《周易》。他目睹了隋朝的敗亡和唐朝的興盛,回國后擔任天皇顧問,為蘇我入鹿和藤原鐮足等人講解《周易》。大化元年(645),他與高向玄理一同被任命為國學博士,且參與了“八省百官制”的立案。
自南北朝起,《周易》經“五經博士”傳播至日本后,在文人官僚、陰陽師、天皇、僧侶等主要知識層中傳播開來。他們不僅學習《周易》的理論,還將其融入古代日本文化與科技。天皇運用《周易》的理論在政治上建立君臣有別、天下大和的官階制度與思想體系;在大學寮、陰陽寮中,將《周易》列為必讀的書籍,且將它的理論運用于天文、地理與卜測的術數。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日本館藏泰山府君祭祀文獻研究”(19BZJ050)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