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顧農（揚州大學文學院）

　　東晉、劉宋之際的陶淵明（365—427）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隱士之一，也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鐘嶸《詩品》）。他從41歲棄官歸隱，直到63歲去世，始終生活在故鄉的田園之中，沒有再入官場，這在古代社會是非常罕見的特例。

　　但是這里也還有些復雜有趣的情況，很值得追敘、回味和思考。

　　讓我們從他的一個稱號“陶征士”（或“征君”）說起。在中國古代，民間人物凡是不從通常的出仕途徑出來、由低級小官做起然后慢慢向上晉升，而是由朝廷直接下文征聘、一下子就獲得較高地位的人物，被稱為“征士”或“征君”——不管他后來出山了沒有。在野的士人能得到朝廷的征聘，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陶淵明先前多次當過官，而自從他拋棄彭澤令回鄉以后，他就變成民間士人了。陶淵明曾被稱為“征士”，是因為他歸隱之后曾經得到過朝廷的征聘，有可能重新出山。但此事后來沒有實現。

　　最早以“陶征士”稱呼陶淵明的是他一位年輕的朋友顏延之，其在誄文中提到“有晉征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又道是“有詔征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陶征士誄》，《文選》卷五十八）關于陶淵明何時被征，這里說得比較含糊，應當尚在東晉，但又似乎離他去世不遠——這時已經是由晉入宋（劉宋王朝）了。誄文一向著重頌揚感嘆，敘事不必像傳記那樣講究準確具體。

　　沈約《宋書·隱逸傳》為陶淵明立傳，明確記載“義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義熙是東晉的年號，凡十四年（405—418）。由此可知，陶淵明確乎是“有晉征士”。

　　后來唐修《晉書·隱逸傳》為陶淵明立傳則稱：“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頃之，征著作郎，不就。”李延壽《南史·隱逸傳》的陶淵明部分說：“義熙末，征為著作佐郎，不就。”皆與《宋書·隱逸傳》大體合轍。

　　但是蕭統在《陶淵明傳》中的說法不同于沈約，這里將傳主榮獲朝廷征辟一事系于他去世的那一年或稍前：“元嘉四年將復征命，會卒，時年六十三。”如此，則是新興的劉宋王朝禮聘陶淵明出山。蕭統是第一個為陶淵明編集子的人，掌握的材料非常豐富，沈約《宋書·隱逸傳》自然一定是看到過的，但他在這個重大節點上不取舊說而另有記載，其說法當有可靠的根據。鐘嶸《詩品》稱陶淵明為“宋征士”，同蕭統的記載即恰好彼此呼應。

　　這樣一來，關于陶淵明被征聘就有“兩說”，一說在東晉義熙末年，征為著作郎（或著作佐郎），不就；一說在元嘉四年陶淵明去世前不久，不知道打算請他擔任什么職務，而他“將復征命，會卒”——看來他大有可能同意出山，但遺憾的是，老先生身體已經很不好，不久就去世了。事情的真相應當是陶淵明先后兩次被征聘：一在東晉義熙末，這時陶淵明五十多歲；一在劉宋元嘉初年，他去世前不久。

　　陶淵明是義熙元年（405）十一月歸隱的，到義熙末年仍堅守故園，根本不考慮復出，這種執著于“自然”、不愿受官場束縛的人生態度在他詩里也留下過痕跡，其組詩《飲酒》的第九首寫道：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褸茅檐下，未足為高棲。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尚同”就是隨大流、吾從眾的意思，陶淵明的一位鄉下朋友勸告陶淵明說：大家都講做官，你跟著走就好，不要不識時務啊。陶淵明對此表示感謝，但說：我的本性就是樂于隱居，不想勉強自己，不打算走回頭路。我們不談這些，還是來喝酒吧！

　　“吾駕不可回”在詩里是陶淵明對那位“田父”之規勸的回答；而在生活中，則應是對“有詔征著作郎”的答復。

　　至于陶淵明晚年何以忽然表示也可以考慮出山，看不到什么具體材料，推測起來，似乎可以提出三點解釋。一是老先生靜極思動，覺得自己的車駕其實也未嘗不可以“轉換方向”。如果不是猝然離世，陶淵明最后的形象也許會發生轉變。二是他晚年經濟上比較緊張，這應當是他重新考慮出山的一個重要動因。早年陶淵明多次出仕，又多次退隱，其間的邏輯往往是經濟上可以過得去，就回家享受自由自在的鄉村生活，經濟窘迫了，就出仕弄些收入來養家糊口。（參見拙作《陶淵明何以忽仕忽隱》，《中華讀書報》2020年6月17日“瞭望”版）三是正如蘇軾所說，“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東坡題跋》卷三《書李簡夫詩集后》）他是一個瀟灑的人，何況現在不是自己去求官，而是朝廷來禮聘，更有什么不可以去的！晚年陶淵明在對劉宋官員顏延之的談話中說：“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陶征士誄》）做人必須圓通一點，不必死守什么教條。這些話自然是他對年輕朋友的教誨，同時應當也是他晚年人生態度有所變化的說明，正可以用來解釋他對朝廷的征聘為什么大有接受的可能。

　　進退自如，哲人卷舒，謝絕拘執，當變則變。斯人陶淵明很是靈活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