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娟（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教授）

　　作為古代絲綢之路上的“總湊”之地，敦煌不僅是多民族匯聚之地，也是中外使節和商人長期生息之地，更是東西文化交融薈萃之地，其兼容并蓄的文化滲透到當地人們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工藝美術是手工業發展的高級形態，其中積淀、蘊含著各歷史時期的審美意識、造物思想、技術發展和文化交流等因素，凝結和融匯著數千年的智慧經驗、思想體系與創新精神。敦煌石窟中散布著豐富的社會生活形象資料，藏經洞出土了諸如彩塑、紡織品、刺繡、書籍及漆木器等眾多工藝美術實物，敦煌文書中也有大量與工藝美術相關的工匠、工藝制度、名物等信息。這些圖像、實物、文獻反映了中國古代絲綢之路工藝美術的發展狀況、面貌和特征，也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對其進行整理研究，不僅可以為中國工藝美術史研究提供新材料、補充新內容，也可為呈現敦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積極作用提供具體化、客觀化的成果。

　　敦煌石窟現存壁畫約有五萬平米，其營建歷時千年，完整地記錄了中古時期現實社會不同階層人們生產生活、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同時也再現了古代器物、家具陳設、服飾、紋樣等諸方面設計造型及風格發展變化，反映了中西造物設計的相互影響與融合發展，其畫面的真實性和強調日常生活細節的特性，都可為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圖像史料。

　　敦煌石窟中保存了數以萬計的古代服飾資料，不僅數量巨大、內容豐富，且序列完整，反映了不同時代、民族、階層的衣冠服飾的基本面貌。繪于石窟中的9000余身供養人畫像都是真實描繪的人物肖像，既有高官顯貴、高僧大德，也有平民百姓、普通僧尼，匈奴、鮮卑、吐蕃、回鶻、于闐、西夏、蒙古等少數民族人物匯聚一堂，他們所著衣飾，大部分描繪結構清晰，華麗精致，反映了中古時期服飾的時代特色與發展演變。石窟內佛、菩薩等神祇服飾雖與真實生活有一定差距，但也是研究外來服飾民族化改造和中西服飾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以往的中國服飾史研究中，敦煌石窟服飾資料的重要性已經凸顯，沈從文、周錫保、孫機、段文杰等人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都對其有所利用。近幾年北京服裝學院的研究團隊在梳理研究的同時復制出具有代表性的敦煌服飾，也有設計師將敦煌服飾特征融于潮流服飾的設計開發，在國內、國際舞臺展示具有東方美學傳統服飾的獨特魅力。敦煌服飾資料的價值不僅凸顯于中國服飾史的建構與充實，對當代服飾設計也有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作為日用品的中國家具多為木制，易損耗，因材料原因在古代家具研究中宋以前的家具實物非常少見，因此不得不依賴繪畫等遺存的幫助。敦煌石窟的故事畫和經變畫中描繪了許多室內場景，展現了中國古代室內家具和陳設的樣貌。這些家具圖像種類豐富，包括臥具（床、榻），坐具（席、繩床、胡床、椅、墩、筌蹄、木杌、佛座），承具（桌、案、幾），屏具（屏風、圍屏），庋具（函、柜、箱、盒、奩），架具（經架、燈架、衣架、蓮花架、手巾架等），陳設裝飾（帷幔、椅披、桌簾、桌圍、帳、褥、枕、隱囊、地毯等），不僅生動展現出中古時期中原與西域地區的家具形態，也見證了中國人起居方式的千年演進以及本土家具與外來家具樣式的融合發展。在以往涉及家具史的研究中，敦煌石窟的家具圖像資料一直是重要的圖像證據，對于北朝到宋元時期家具史的建構與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敦煌石窟中描繪了大量的日用器物和佛教供器，如各類玻璃器、金銀器、漆器、盤、碗、燈具、玩具等日用器物，菩薩、弟子和供養人手中拿的凈瓶、花瓶、香爐等供器。敦煌壁畫雖描繪的是佛教藝術，但壁畫中的器物圖像都是從當時生活中汲取素材進行描繪。例如窟中描繪的數百件玻璃器皿，其中一些的器形、顏色、大小和紋樣與同時代出土的玻璃器皿相吻合，證明敦煌石窟的畫工在描繪這些器物時，是以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器物為摹本，這些圖像是研究中古時期器物的形態造型、文化信息的重要資料。對這些圖像進行分類排比、繪制圖譜，并將其與出土文物、其他石窟和墓葬中同類圖像進行對比分析，就可能勾勒出各種類型器物的基本特征、發展演變以及中外器物設計相互碰撞、影響的痕跡。

　　在敦煌石窟中，具有裝飾功能的圖案是石窟藝術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敦煌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特性，使敦煌圖案的題材極其豐富，花草、飛禽走獸、幾何、云氣都可看到，囊括了通常所見裝飾中所有的形式，因此敦煌石窟也是一座古代裝飾圖案的資料庫。敦煌圖案不僅“窟窟有匠意，壁壁有創新”，且承繼關系明確，發展脈絡清晰，不僅展示出古代建筑、染織、服飾、佩飾等方面的裝飾風格及制作工藝的發展變化，也反映了中西裝飾藝術交流和融合發展的狀況。例如，中國傳統裝飾系統中最具大唐風范的寶相花，其形成過程與發展序列在敦煌圖像中就可以看到，從印度傳來的蓮花紋樣，進入敦煌石窟以后，外來的影響痕跡逐漸減弱，更多地吸取了來自漢地的風格和傳統，又吸收融合了忍冬、牡丹、茶花花形和葡萄、石榴的造型，兼容中西紋樣于一體，最終熔鑄出中西合璧、渾厚大氣的寶相花。敦煌圖案既有鮮明的外來文化的浸染，又與中原傳統文化有割不斷的聯系，是絲綢之路沿線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文化豐碑，因而在中國工藝美術史的建構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古代工藝美術研究中，文獻可以解說實物和圖像，補充圖像和實物不足的缺陷，其功用不可替代。然而，史料的缺乏卻是中國工藝美術史研究中突出的問題。古代文獻雖浩如煙海，但中國人更看重經邦治世、典章制度、道德學術等大事，而工藝美術所屬手工業相關的文獻史料極為罕見。相比而言，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中有關工匠、工藝組織及名物等史料遺存較為豐富，為揭示敦煌工匠的基本狀況、工藝制度、工藝產品等相關問題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工藝品從設計、制作到使用，都與人的關系緊密，其研究避免不了要涉及相關的設計師、制作者和使用者，但因為相關記載的匱乏，在實際的研究中這些信息的獲知十分困難。但敦煌文獻和石窟供養人題記中有不少關于敦煌工匠的記載，如記載和歌頌建窟功德主的碑、銘、贊、記資料中有關“良工”和“巧匠” 的描述，官府和寺院的收支賬目中關于工匠的役使和供給記錄，籍賬類文書中有關于敦煌各類工匠稱謂的記載。敦煌文獻中的工匠技術級別涉及都料、博士、匠、生等，如S.6452《辛巳年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庫借貸油面物歷》是發現于藏經洞的便物歷，年代為982年，其中記載：“廿九日，粟兩碩于氾都料邊買銀子用”，“壬午年正月三日，酒壹翁，打銀碗博士吃用”。從此文書中我們可以獲知晚唐五代時期敦煌從事金銀器皿制作的工匠稱為博士，在金銀器工藝行業中還設有都料之職。都料一職在敦煌文獻和石窟題記中多有出現，根據姜伯勤、鄭炳林、馬德等人的研究，都料主要存在于規模較大或技術水準要求高的行業中，在唐五代敦煌手工藝行業中地位高于其他級別工匠，處于領導地位，通常由官府任命。這些體現工匠職業類別、技術級別等相關情況的文獻材料揭示出晚唐五代敦煌高度組織化的手工藝制作環境。

　　根據敦煌文獻的記載，唐五代時期的敦煌店肆林立，手工業種類繁多，行業間區劃分嚴格。為了對這些手工業進行有效管理，歸義軍政府設置了一系列專門的管理機構，例如行市設有專門的市壁師管理，管理紡織業的是宅司，各宅設有宅官、判官，宅官一般由押衙兼任，而宅務一般由都頭擔任。還有一種作坊司也是管理手工業的官府機構，在敦煌文書中記載較多。例如，敦煌文書P.3347《后晉天福三年（938）張員進改補充衙前正十將牒》反映出在作坊工作的工匠是按隊劃分，工作優異者擔任隊正、隊副及可以擢升衙前正十將，充列到將官體系。此類文獻為我們了解敦煌手工業制度方面的問題提供了資料，如果以更廣闊的視角將其與唐宋時期中原及其他地域的工藝制度進行對比研究，將有助于對中國傳統工藝體制形成更加深入的認知。

　　此外，敦煌文獻中各種簿冊、字書等雜用文書數量較多，其中在一些寺院籍賬、什物歷、破用歷、入破歷、貸絹契、唱衣歷、施入疏等文書中保存有具體的器物詞匯，內容也非常廣泛，涉及服飾、家具、器物、交通工具、紡織品等，是彌足珍貴的名物研究資料。如《俗務要名林》殘卷是流行于唐代的通俗詞小詞典，內容所及大多與名物有關，其中不同的部類聯系著不同的知識領域，如男服、女服、采帛絹布與唐人的服裝與紡織生產有關，珍寶與工藝器物有關。《雜集時用要字》內容也涉及衣服、靴器、冠幘、車、鞍、門窗、舍屋、屏障、花釵、彩色、纈等名物。敦煌文書P.3432正面為龍興寺點檢歷，由“龍興寺卿趙石老腳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養具并經目錄等數點檢歷”起始，說明是敦煌吐蕃時期的寺院財產目錄，其中內容涉及工藝美術品有彩塑、幡、金銀器、香爐、家具等。名物的考索，表面上是追本溯源、名稱考訂，實際上是對器物的設計思想、材質、結構、裝飾、形制予以綜合分析，進而揭示其發展演變的脈絡軌跡，詮釋隱藏其中的文化內涵。敦煌文獻中與工藝相關名物資料的解讀闡釋不僅可以豐富我們對古代器物文化的認知，更能以小見大、察微見著，為中國古代工藝美術史的研究提供新的佐證材料。

　　敦煌工藝美術實物史料主要有彩塑、紡織品、藏經洞書籍裝幀、漆木器、竹木硬筆書寫工具等，雖不如圖像遺存品類豐富，數量多，但因是出土文物，來歷可靠，年代明確，不僅能為工藝美術研究提供可靠的實物依據，也為復原古代的工藝技術提供了真實可靠的基本材料。

　　紡織品通常是工藝美術研究的重點，因其不僅僅是一種質料，是含有重要工藝與藝術信息的實物材料，如纖維的種類、染料的工藝、織造的結構、刺繡的針法等；同時，它又是藝術設計作品，蘊含有色彩、圖案、款式、題材等信息。敦煌是中國古代紡織品遺存的主要出土地，莫高窟出土了為數不少的紡織品，藏經洞也保存有一大批絲絹制作的繪畫、幡、巾櫛等工藝品。這些紡織物的品種非常豐富，絲、麻、棉、毛無一或缺，絲織品中當時常見的絹、綺、綾、錦、妝花、緙絲等織物及染纈、刺繡等都有出土，且常見于內地的如定綾、吳綾、川錦等這些絲織名品都在其中，涵蓋了當時絲綢生產技術的方方面面。此外，敦煌出土的紡織品的圖案也極為豐富，其中還有不少可以與壁畫上的服飾畫案相對比。這些遺存為研究中古時期的紡織材質、技法、圖案紋樣、印色染色以及工藝復原等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實物依據。

　　敦煌彩塑也是敦煌工藝美術實物史料中的重要遺存。由于鳴沙山的崖壁是粗糙的礫巖，不易雕刻，所以古代的工匠就地取材，發展了敷彩的泥塑，工藝成熟獨特。敦煌石窟保存的古代彩塑之多、歷時之久、技藝之精，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比較罕見。各時期不同風格的彩塑藝術，反映著不同時代的工藝技術、藝術表達、時代審美的發展變化，為我們研究中古時期彩塑工藝和發展提供了實物材料。

　　藏經洞出土有從4—14世紀的5萬多卷文獻，其中裝幀設計的式樣十分豐富，有卷軸裝、梵夾裝、旋風裝、經折裝、包背裝、粘葉裝、縫綴裝、蝴蝶裝、線裝及一些尚待研究的裝幀形式的發現。有一些裝幀方式已經湮滅于歷史。這些材料的發現豐富了我們對古代中國書籍裝幀史的認識，也值得關注。

　　總體而言，敦煌工藝美術史料是一支重要的造物文脈，是中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也是中華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資源。敦煌工藝美術史料已經較早地介入古代工藝美術的研究中，成為描述和建構完整中國設計史的重要材料，如何利用豐富的敦煌工藝美術史料，也是今后中國工藝美術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冷門絕學”研究專項課題“敦煌工藝美術文獻整理與研究”（2021ZJX00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