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二旺（南陽師范學院歷史學院）

　　漢代的畫像石與畫像磚在全國有著廣泛分布，尤其在河南南陽、山東、陜西、江蘇徐州等漢文化昌盛的區域。漢畫像大多出土于畫像石墓或磚墓，少數見于祠堂、闕等地面建筑材料。此外，漢畫像還有壁畫、帛畫、器物畫等多種載體。在題材豐富、風格多樣的漢畫像中，車馬出行是常見的主題，伴隨車馬出行隊伍的還有迎謁、送行等場景，彰顯了兩漢時期的禮儀文明。

　　出行場景類別與車馬出行制度

　　根據漢畫像中車馬出行圖的刻畫，其內容大體分為以下幾類：一是以寫實手法反映漢代各種社會出行活動，如出使拜見、祭祀喪葬、生活出行等，如內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山東嘉祥縣武氏祠畫像等，都對死者生前經歷有一定描繪；山東微山縣出土畫像石上的送葬圖、安徽靈璧縣出土的牛車殯葬畫像等，都是對死者送葬場景的描繪。二是后人想象死者在陰間生活的富貴出行場景，形式上同第一種出行情況差別不大，但并非墓主真實活動的反映，如陜西米脂縣官莊的車馬出行圖中，有用模板制作的多名騎吏和多輛軺車，這與畫像磚中的車馬出行圖類似，一般不是特定的墓主專用。三是升仙或神話類出行的場景，如河南南陽河伯出行、鹿車升仙畫像等。

　　寫實的車馬出行難以判斷是墓主真實經歷還是虛構，但無論怎樣，都是源于當時的真實場景。尤其是由多輛車馬組成的車隊，前有導從，后有護衛，浩浩蕩蕩。其目的多是炫耀墓主人的身份高貴或家庭富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代的出行禮制。車騎出行，因出行者的地位、級別不同，場面和規格也各不相同。漢代制度對此有嚴格的規定，不準逾越。

　　據《漢官儀》記載，天子出行的車駕次第稱為“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之稱。大駕由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仆駕車，隨從車輛八十一乘。漢代貴族官僚完整的出行隊伍有一定的組合模式，遵循出行禮制的要求。

　　車馬出行的導從禮制

　　車馬出行的隊伍一般由前驅（先驅）、主車、屬車、護從及后殿四部分組成，前導和護從合稱為導從，還有的把后殿作為屬車或護從的一部分。漢畫中完整的車隊比較少見，有的僅有前驅和主車，沒有屬車和護從。現僅以導從和主車進行探討。

　　導從之禮在先秦就已經存在。如太仆等職官都有充當前驅的職責，周王出入時，太仆“自左馭而前驅”。此外，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則前驅”。漢承秦制，官僚貴族都配備一定數量級別的車馬或軍人導從。作為前驅的導斧車一般用于縣令以上的官員，而伍伯和騎吏則是充當前驅和護從的軍人。高規格的出行往往是斧車、騎吏、伍伯并用，導從人數有禮制限定。

　　導車作為重要的前驅，有軺車、斧車等，且規格較高。山東沂南漢墓中室北壁橫額西段車馬畫像中，導斧車同騎兵、步兵導從一起使用，導斧車上坐兩人，一把戰斧高高立于車上，駕車人居前，乘車人居后，兩桿長長的棨戟斜置于車尾。導斧車前有二伍伯、二騎吏開道，隊伍前有二人迎迓。在漢畫像中，導斧車形制有一定差異，但車上均立有斧鉞。

　　伍伯是導從中的步兵，他們作為前驅，往往充當開道的作用。《古今注·輿服》載：伍伯為一伍之伯。五人曰伍，五長為伯，故曰伍伯。根據后漢禮制，作為先驅的伍伯人數各有不同，公為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都是四人，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都是二人。在四川的畫像磚及山西離石馬茂莊二號墓門前室南壁橫額畫像中，均有六伍伯為前驅的刻畫。六伍伯規格介于公與二千石官員之間，應該為卿一級官員的規格，可惜史書闕載。伍伯所執器物在史料中并沒有詳細描述，但漢代畫像補充了文字記載的不足，可見伍伯所執器物有棨戟、便面、棒、刀、劍、弓弩、矛、盾、幡，等等。

　　騎吏作為導從，同樣用于高規格出行。騎吏的數量也有禮制規定：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為前導，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騎吏二人為前導，“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揵弓韣九鞬”。河南唐河縣針織廠漢畫像石墓出土了三幅車騎出行畫像，均前有二導騎，說明此墓的墓主人生前可能為縣令或縣長級官吏。山東沂南北寨漢畫像石墓墓門橫額右側畫像局部有四騎吏扛持棨戟夾車而行的場景。四川出土有多塊騎吏畫像磚，二騎吏、三騎吏、四騎吏均有刻畫。

　　負弩矢先驅的場面在漢畫中有不少反映，如河南南陽唐河縣針織廠漢墓出土的一塊左門楣畫像石刻車馬出行圖，最前面為二導騎，兩名騎手均一手馭馬，另一手高舉矢弩，兩輛軺車隨后，第一輛車上有羽葆建鼓，除馭者外，車后一人正執桴擊鼓，極具動態。第二輛車上有兩人，一為尊者、一為馭者，車后車隊最后有一人持矛恭送車隊。

　　主車及車馬出行規格

　　跟在前驅之后的一般是主車和屬車，再后是護從或后殿。主車只有一輛車，屬車的有無及多少根據出行者的地位而定。乘坐主車的出行者往往身材高大，面部較突出。

　　主車駕車馬匹數量和車馬的裝飾都有禮制要求，數量從一匹馬到四匹馬不等。山東長清縣孝堂山石祠有一“大王車”出行隊伍，刻畫人物117人，馬74匹，車8輛，駱駝和大象各1頭。學者大多認為，“大王車”應是諸侯王一級的貴族用車。該石祠另一幅“二千石”車騎出行圖中，前有二導騎，一人執戟，一人扛旗。其后是執棨戟的兩個伍伯，主車隨后，在乘車的尊者身旁刻有“二千石”，證明墓主人是俸祿為二千石的高級官吏。出行規模與其身份相符。

　　山東蒼山縣元嘉元年畫像石墓前室的西壁下層為車馬出行圖。出行車馬行列由一導騎、三軺車、一從騎組成，正自右向左行進。第二輛四維軺車即主人所乘的主車旁題“淳于鴻卿車馬”，可知墓主名叫“淳于鴻”，由于“卿”與“丞”通，淳于鴻生前的最高官職應為丞。漢代丞的官秩在二百石到一千石之間，淳于鴻作為丞有騎吏兩人，比較符合身份。

　　河南南陽市王莊畫像石中有一幅車騎出行圖。主車由三馬挽結，前有八騎吏分前后兩隊排列。根據后漢禮制，只有公及二千石以上官員才會駕三馬，導從四騎吏的出行規格，而八名騎吏顯然超出了這種規格，且八名騎吏均右手持盾控韁，左手持刀上舉，服裝統一，動作一致，就連行進的馬匹也列隊整齊，馬腿邁動一致。據此推斷，這幅圖反映的應為正在閱兵或舉行重大禮儀活動的儀仗隊，而非普通的車馬出行。

　　山東臨沂市白莊畫像石中的一幅車馬出行圖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應該是接續下層的同一出行隊伍，共有7輛車、8騎吏、4伍伯，其出行顯現了完整的車隊，不僅有前驅導騎、導車、主車、屬車，還有迎賓與送行場景。

　　從車馬出行看禮儀文明

　　民間的車馬出行在漢畫中也有刻繪，在四川邛崍市出土的一塊畫像磚上，有一馬拉棚車，御者牽馬于左側步行。車里坐一婦人、一孩童。車輛的兩旁有三人手執便面夾車跟隨，車的右下部有一犬，應當是主人所養。由畫面可以看出，婦人和孩童得到了很好的禮遇與呵護，可見應來自富有之家。

　　并非所有車馬出行圖都能體現出墓主人身份，到了東漢時期，隨著車輿制度的破壞，士大夫以及富人僭越禮制的現象時有發生。而表現陰間生活的車馬出行，則是生者希望墓主死后的靈魂在另一個世界過著更加美好尊貴的生活。車馬出行畫像一方面印證了史書記載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彌補了史書記載的不足。如漢代輿服制度的史料并沒有關于導卒裝束、手執儀仗禮器、馬匹的裝飾等具體情況的描述，而漢畫像則使人們更加直觀地看到漢代禮制的具體實施和禮儀器物的使用情況。我國迄今出土的車馬出行畫像涉及出行、備車、迎賓、閱兵等多種題材，是了解漢代車馬出行禮制和社會狀況的重要材料。

　　漢畫像的內容極為豐富，涉及漢代的政治軍事、教育文化、物質經濟、精神信仰、日常生活等諸多層面，呈現了漢代的禮儀文明、社會百態與漢代人的人生期望、喜怒哀樂。車馬出行畫像從一個層面反映了漢代的官方出行禮制、民間出行禮俗，彰顯了漢代的禮儀文明，給后人留下了史書文字所無法傳達的寶貴形象資料。

　　（本文系2022年河南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研究重大項目“漢畫中的禮文化研究”（2022-JCZD-16）、2021年南陽師范學院漢文化學科群項目“漢代文明社會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