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長山（華東政法大學數字法治研究院院長）

　　經過多年的建設和發展，我國的數字法治實現了從工具到目的、從賦能到能動、從局部到一體、從技術到權力的系統轉型，在平臺架構支撐、數據要素賦能、算法輔助質效的基礎上，形成了三大核心機制。

　　平臺運行機制。在“政府即平臺，公民即用戶”的數字政府理念下，打造了“一網通辦、一網統管、一網協同”的政府平臺。在“數字賦能監督，監督促進治理”、“業務流程再造、組織架構重塑、訴訟制度變革”的改革戰略下，打造了從“接近正義”邁向“可視正義”司法平臺。司法過程不再局限于物理上的結構性設置和實體運行，而是從場域化走向了場景化，附加了數字化的意義展示、體驗分享和“可視正義”。當事人可以遠程臨場，以非同步的方式完成訴訟，實現超時空的“錯時審理”；庭審過程由封閉單一、機械受動的“面對面”場域化，轉變為靈活自主、多相界面、情境互動的司法場景化。在訴訟服務上，形成多功能、集成性、智能化、線上線下融合的一站式訴訟服務模式；在平臺載體上，實現內部平臺整合對接，外部數據互聯互通，形成系統集成、集約高效、信息共享的平臺建設模式。使司法運行從線下走到了線上，轉向了開放的、包容的平臺模式，消解了因物理時空條件局限而導致的正義實現難題，使物理意義上的“接近正義”邁向數字意義上的“可視正義”。在傳統的分配正義之外，加持了數字正義。但是，這些平臺機制也需要進一步優化，在平臺交錯與兼容整合、技術外包與公民參與、一體辦案與分工制約、執法司法效率與直接言辭原則等方面，應該做出更多的探索和完善。

　　數據業務機制。伴隨著“業務數據化、數據業務化”的快速發展，數據業務已成為數字行政和數字司法的重要領域，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和數智水平。數智治理有利于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發生基礎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改變，從而促進數字政府、數字社會和數字法治建設。但是，數據權屬、數據類型、數據利用等相關法律問題和社會風險日漸上升。各部門、各領域的數據共享過程如果沒有或者不能遵守基本的數據安全“紅線”，人們將難免受到無限的數據透視和隱性控制，公眾的人格尊嚴也將遭遇嚴重的危機。無感監控、穿透性執法、大數據掃黃等等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如何做到比例相稱、權益平衡，就是一項重要的時代任務，需要遵循以下衡量標準：一是不再局限于“物理時代”的正義判斷和權利觀念，而更多地按照數據分享與控制的數字發展規律，確立保護與利用并重、包容審慎的主導原則，維護數字化服務中的平衡互惠和權利交換，從而反映和展現數字正義價值。二是遵守數字行政所“必要”“必需”的底線邊界，防止“技術賦能”名義下的超范圍、超限度、超強度的數字權力擴張。三是恪守科技倫理，確保公平公正，尊重數字人權。

　　算法決策機制。數字法治的關鍵是自動化執法司法，其初衷是在“制度鐵籠”之外，打造出新型的“數據鐵籠”，用以關注公權力，保障私權利。然而，其運用事實上并沒有那么理想。在數字化轉型的進程中，從技術賦能走向了技術賦權，信息革命以強大的技術變革力量，創造出以往物理時空中從未見到過的巨大虛擬空間和數字利益，消解了傳統的權力合法性理由，政府、商家和民眾的利益博弈很多都超出了現有法律框架和范圍，各方競相把這些利益和空間轉化成為自身的權利。對于政府而言，技術的權力化可能演變成一種超強的監控形式，在數字時代多元化、扁平化和去中心化背后，權力擴張的傾向卻在涌動，政府/社會的二元結構也轉化成政府/平臺/社會的三元結構，平臺成為“公共基礎設施”和“守門人”。平臺擁有龐大的權力資源和能量，突破了權利空間而邁向了權力領域；它們立足于社會又高于社會，不同于國家卻與國家相關聯，成為社會治理中的一個重要主角。在政府平臺建設和運行過程中，政府對外發包、購買服務，而科技公司、頭部企業等參與平臺建設，從而形成扁平化、分布式、節點性的行政結構。這樣，行政結構已不再是政府與公民之間那樣簡單的對應關系，而是形成了公權力、私權力、私權利的三重交疊互動機制。無論是算法行政、智能司法，還是平臺算法決策，都需要納入數字正當程序，使權力規范透明地運行，有效解決算法決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問題，促進算法公開性、可解釋性、可責性的落地，并建立公民知情權、異議權、建議權、監督權的保障機制。

　　事實上，無論是現代法治還是數字法治，其核心都在于限制權力、保護權利、遵守規則和程序。這就需要確立“以人為本”的數字法治理念，構建中國特色的數字法律體系，探索適宜的數字正當程序，落實共建共治共享機制，保護數字弱者權利和數字人權，培養數字公民能力，維護數字正義，從而打造數字法治的“中國模式”，貢獻中國的數字法治方案，促進全球數字法治共同體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