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軼峰（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亞洲文明研究院院長）

　　歷史意識，指關于人類社會經驗關聯性之感覺、知識、意象。此種意識本身為歷史經驗組成部分，故其深層傾向，需在特定文化傳統中理解。雅斯貝斯比較世界文化，認為于公元前5世紀前后，多個文明中“產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們思考范圍的基本范疇……無論在何種意義上，人類都已邁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軸心期覺醒，各自獨立發生，非由一點播散，因而各有理路，此為后來世界文化多樣性重要基礎。此一覺醒之共性在于，所涉各個文明皆以自己方式，進入對于宇宙、世界、生命意義、社會合理性、道德境界通體認知之自覺，形成各自知識探索之思想路線，從而提升知識擴展速率，文明氣質升華，并將文明推送于特定文化方向而使其他可能性邊緣化。雅斯貝斯的觀察與中國歷史情況基本契合。其語焉不詳者，在于究竟各文明軸心期時代覺悟由怎樣要素構成及如何引導各自后來文化、歷史演變。劉家和先生則指出，中國軸心期時代文化覺醒突出“歷史理性”特色，此與同時期歐洲文化注重“邏輯理性”構成對比。此種“理性”，一指“人對于事物的性質與功能的思考與論證”；二指“事物自身存在的理由與理路”。理性即為人憑借自身能力推究事物原理和價值并據以選擇行為之自覺，歷史理性即指通過人類以往經驗探究事物之所以然之自覺。此一傾向，構成中國文化特色之一。

　　從往事中求證道理之歷史意識一以貫之，歷史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核心地位

　　歷史理性初非歷史學專業觀念，乃體現于關于宇宙、社會、政治、文化、倫理各領域思考之整體、通達意識。劉家和先生曾就其與國家政治密切融合進行討論，指出：周人探究“天命”可以移易之理，曉悟由“民視”“民聽”認識“天視”“天聽”之反思路徑，形成德政思想。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將道德理性與歷史理性統一，使民本政治價值理念與歷史學一起走向發達。在此過程中，個人倫理、政治理念、歷史詮釋與書寫得以會通。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然而并非各家皆能達到同樣程度統合性，儒家獨能其事，與其系統整理、詮釋先前時代歷史典籍相關。孔子時代歷史典籍已多，周有志，晉有乘，鄭有書，楚有杌，孔子博覽眾書，而擇取其至關緊要者，以高度現實關懷心態，整理詮釋，所有前代經驗，用以發抒本人政治理念。故云：“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司馬遷稱：“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因而孔子所為，根本而言，為歷史學與政治學融通之事，由是奠定中國傳統歷史學經世精神。儒家成就歷史學，歷史學亦成就儒家。

　　此一傳統，為司馬遷于漢初完成《史記》之基礎。《史記》上承孔子，“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此種目標，超出追述往事、求取直接經驗教訓局限，直指天下至道。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非僅個人雄心，且為歷史理性精神訴求。此中已含今人所謂“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之意。此種精神于整個文化中一以貫之。歷史學以“載道”為本，故與古代政典一體而不能分割。章學誠所謂“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亦為此意。由此可知，從往事中求證道理之歷史意識一以貫之，歷史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核心地位。

　　中國文化重視人事、經驗，倚重歷史學而形而上學薄弱，此為中歐文化精神分殊之一端

　　前述情況，在中國史學史中不過常識，但與西方史學史比較，立顯巨大差別。西方早有史學，同時即有歷史意識，然而邏輯理性占主導地位，歷史意識只能從屬。劉家和先生曾經引述柯林伍德關于歐洲古典時代“本質主義”及其“反歷史”性的論說，指出這種傾向與中國古典時代的歷史理性迥然有別。雅斯貝斯亦有類似看法：“相形之下希臘科學并不鐘愛真實事物，觀念、類型、形式和前世知識引導它們偶然選擇了其攻擊點，這使它們忽略了大量的真實。這也適用于它們對經驗對象和希波克拉底許多著作的輕視態度。”注重“觀念、類型、形式和前世知識”便于發展形而上學，而“忽略了大量的真實”則導致對人類具體經驗之輕視。歷史學于歐洲固有獨到成就，但在古典時代，沒有成為認識事物根本途徑，在中世紀時代，復受神學支配。及至現代世界觀展開、歷史意識充分覺醒時代，歷史學確立合法知識地位，仍需經歷復雜探討，需通過使歷史學側身于科學方得實現。而歷史學既然并非因自身獨到認知價值而成立為合法學科，畢竟仍是附庸。因此，歷史學思維乃至所有論證，恒需依賴科學、哲學知識體系及邏輯方被認可。此一進展于當時之結果，即歷史學之過度科學主義化，此為歐洲19世紀歷史學主要成就與局限共同根源。20世紀以來，西方史學理論界批判19世紀歐洲史學所揭，如所謂線性歷史思維、“客觀主義”等等，皆此之屬。然而西方晚近反省雖多新見，卻于歷史客觀性、歷史認知可能性多所懷疑、否定，其種種“轉向”之說，亦多含擺脫歷史思維之意，其間滯礙，不一而足。究其本源，要在對于歷史學作為合法知識之猶疑，再度熾興。前后波折，皆與歷史學在歐洲文化傳統中長期附庸、獨立根基虛浮有關。

　　中國文化重視人事、經驗，倚重歷史學而形而上學薄弱，此為中歐文化精神分殊之一端。劉家和先生曾指出，西方史學重普世史、共時性、空間，中國史學重通史、歷時性、時間。此為歷史理性與邏輯理性兩種文化精神取向在歷史學本身發展中之后果。充分注意歷史意識在整個中國文化中融會所有知識之軸心作用，當可體察中國古人歷史意識何以深沉。此種意識，不僅在于其努力把握變中之常，常中之變，前赴后繼書寫古往今來歷史經驗，而且達于終極關懷。中國古人重人事，“敬鬼神而遠之”，歷史學并未從屬于宗教。其于個體生命局限性之安置，既然無法寄托超自然存在，實際著落于歷史書寫。是以中國古人敬畏歷史，將“名垂青史”視為獲得永恒之路徑。劉知幾言：“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冒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未干，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茍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后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讀史至此，雖可追問言者是否過度自信，甚至睥睨眾生，然而著史鄭重其事，乃至不為當世名利之境界暨史書關系“不朽”之義，不可小覷。近人論史，雅好虛名，時或以發行、點評、閱讀量為說，甚乃曲為迎合，凝重虛浮之間，不啻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