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成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教授）

　　摘要：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新境界，需要梳理百余年來一代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創新成果及其探索經驗。孫伯鍨先生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上的學術貢獻突出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開創了馬克思哲學研究的“深層歷史解讀方法”，超越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以及西方學者人道主義解讀范式，實現了研究方法的自覺與創新；其二，在理論具體層面揭示了馬克思哲學發展演進的完整邏輯，以學術性、學理性彰顯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成過程及其理論實質，推進了更高水平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其三，其始終追求真理的情懷，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治學品格，不盲從傳統、不迷信權威、嚴謹踏實的治學態度，注重在條分縷析的邏輯剖析中呈現馬克思哲學文本思想力量的扎實風格，彌足珍貴。總結、繼承孫先生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理論創新與學術貢獻，對于進一步提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蘇聯哲學教科書體系；人道主義解讀模式；孫伯鍨；深層歷史解讀方法；馬克思哲學生成邏輯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恩格斯超越西方兩希傳統的積極成果，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要完整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精神實質，離不開專家學者對其進行極其艱難的再詮釋。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歷了特殊的路徑依賴，與此同時，百余年來一代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也始終在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進行深度耕犁，為呈現馬克思主義哲學本真精神作出了獨特學術創新，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作出了突出貢獻，孫伯鍨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作為當代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孫伯鍨先生自覺秉承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治學品格，不盲從傳統，不迷信權威，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等領域躬耕不輟，孜孜以求，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理論原創性的、高水平的學術成果，極大地提升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水平，并在國際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界展現了中國學者的風采。孫伯鍨先生所奠定的獨特學術范式和研究傳統，具有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影響著一代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學人。尤為突出的是，孫先生開創了“深層歷史解讀方法”這一全新研究范式，以此方法對馬克思哲學不同時期經典文本進行了深度解讀，在“理論具體”層面呈現出馬克思哲學生成發展的完整演進邏輯，有力地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精神與理論實質，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擺脫了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乃至西方學者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范式的路徑依賴。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開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新境界，需要梳理、總結百余年來一代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創新成果及其探索經驗，因此，梳理、考察孫先生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理論創新、學術貢獻和優良傳統，對于進一步提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一、“深層歷史解讀方法”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范式創新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百余年來的發展歷程表明，基于近代中國社會的特殊矛盾及面臨的現實挑戰，自20世紀30年代末直到改革開放為止的很長一段時期，我國學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路徑依賴。突出表現在人們往往把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當作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介，看成“解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好范本或唯一模式”而賦予其“準經典”的地位，甚至把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當作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導致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所固有的概念、范疇以及理論邏輯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思維深處，由此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不自覺地形成了“原理+論證”或“論證+原理”循環解釋這一傳統范式。質言之，此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就變成了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中擇取某些內容來論證教科書原理。

　　歷史地看，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具有歷史進步意義，它試圖通過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系統詮釋彰顯出歷史理性，通過對一系列范疇及其內在邏輯的建構彰顯出科技理性，通過對人類美好未來的論證彰顯出現代進步意識，通過對歷史主體的確立弘揚人的主體能動性。在當時中國社會特殊歷史境遇中，它有力地促使人們在思想認識上破除封建迷信特別是等級觀念的束縛，促使人們擺脫歷史循環論以及依賴賢明君主實現自身解放等落后、保守意識，進而喚醒、激發了無產階級以革命的形式改變舊世界進而實現自我解放的熱情，為化解近代中國社會矛盾，促使近代中國社會完成現代轉型，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啟蒙作用。

　　但另一方面，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也存在著時代局限，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其一，教科書哲學將馬克思恩格斯“畢生的著作看作一個不變的整體”，在此基礎上梳理概括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征、內容與實質，因此便無法系統揭示上述結論的論證過程，更無法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成歷程與邏輯，同時存在將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歷史敘述的片段與它們本身的邏輯和思想的前后關系割裂開來”的局限。而我們知道，圍繞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征、內容與實質的論證，則是比概括出其結論更為重要的課題。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圍繞人類歷史發展規律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哲學探索，并非一個同質性的過程，而是經過了不斷的自我超越歷程，如果不去揭示這一生成歷程，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質和活的靈魂的把握。其二，教科書哲學在某種程度上又很容易使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機械化、簡單化或教條式的闡釋，從而極易讓人們形成預成論、決定論、歷史目的論和歷史經驗論等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范式。預成論理解范式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成不變的終極真理。歷史決定論理解范式認為人類社會和歷史的發展受某種因果性法則的支配，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類歷史發展客觀規律。歷史目的論理解范式認為，人類歷史發展是由自身特殊目的所主宰的過程。歷史經驗論理解范式滿足于馬克思哲學文本中某些概念或表述的字面涵義，共時性、同質性地面對馬克思哲學不同時期文本。顯然，這些范式在強調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客觀性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遮蔽了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并不能完整準確地彰顯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質，因此亟需我們在反思中以更為科學的研究方法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學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成果不斷被介紹到國內，其研究范式特別是圍繞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提出的重大問題及其回答，對中國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隨著《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文全文于1932年問世，西方學者提出以“兩個馬克思”觀點為代表的關于馬克思哲學思想發展分期問題，以對該問題的探討為研究熱點，首先開啟了以人道主義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實質的思潮。具體表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編纂者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朗茲胡特、邁耶爾，以及比利時社會民主黨人德曼等學者，指出“人的本質的全面實現和發展”才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中心思想和最終目的，由此以人道主義思路解讀馬克思不同時期著作的理論實質及其思想發展，提出了“兩個馬克思”論，認為存在著以“人道主義的馬克思”為代表的“青年馬克思”，以及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后的馬克思以及恩格斯以后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代表的“老年馬克思”，進而指出馬克思“詳細闡述階級斗爭理論、剩余價值學說”的后期著作“暴露出他的創作能力的某種衰退和削弱”。自20世紀50年代之后，以弗洛姆、埃·蒂爾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大多不贊同“兩個馬克思”論，而是強調“青年馬克思”和“成熟馬克思”的思想的統一性，但又把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統一于人道主義理論，并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人道主義理論解釋和概括整個馬克思的思想，認為只有基于人道主義理論才能闡明馬克思晚期著作的全部意義和理論實質。此一時期以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悉尼·胡克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在批判斯大林主義、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遭遇時，也把“關于超越階級、政黨或派別的狹隘界限的人類自由”的人道主義，與以宣揚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為代表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區分開來，以此來界劃馬克思不同時期的著作及其思想變化。

　　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界又興起“反人道主義”思潮，法國結構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以《德意志意識形態》為坐標，指出“從1845年起，馬克思同一切把歷史和政治歸結為人的本質的理論徹底決裂”，認為《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前的馬克思思想是人道主義，屬于反科學的“意識形態”，而《德意志意識形態》才標志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成為馬克思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人道主義理論徹底決裂后才達到的“科學的歷史理論”。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盡管在理論上反對人道主義，但并沒有否認人道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存在的必要性。日本學者廣松涉則認為，《德意志意識形態》標志著馬克思思想發展從異化論邏輯轉向物象化邏輯。如上所述，總體而言，西方學者的研究大多認為存在“兩個馬克思”，由此或者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歸結為人道主義，主張“回到青年馬克思”；或者以人道主義作為一條主線把“兩個馬克思”統一起來。還有學者即使指出馬克思在理論上拒斥人道主義，但是也承認人道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存在的必要性。

　　可見，面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理解范式與西方學界研究范式的理論局限，中國學界迫切需要思考如下重大問題：如何真正超越傳統解讀范式，以科學方法加強馬克思哲學經典著作的研究，準確闡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基本觀點，進而完整呈現馬克思主義哲學本真精神。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孫伯鍨先生在其系統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代表性著作《探索者道路的探索》的緒論部分，概括了西方學者圍繞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基本觀點與解讀范式，明確指出大多數西方學者把人道主義作為研究和探討馬克思早期著作的主要內容，根本上在于他們“不能客觀地、科學地對待他們所研究的課題，不能正確揭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如何從它的理論前提中逐漸脫胎和誕生出來的具體歷史進程”。為此孫先生在批判繼承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和西方學者研究成果基礎上，首先注重研究方法自覺與創新，并依此展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理論闡釋創新的艱難探索。

　　孫伯鍨先生首先奠定了“深層歷史解讀方法”這一研究范式，其核心是強調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應自覺“深入地鉆研文本，分析每一時期、每一階段不同文本中的問題提法、解決思路、特殊語境以及每一個重要哲學術語的具體內涵，運用歷史主義發生學的方法進行分析和推理，從中發現馬克思思想的深層變化”。換言之，強調對于馬克思恩格斯不同時期經典著作中的每一個核心概念、每一處經典表述，其背后的具體涵義是什么？從中如何把握其主題、中心線索、理論旨歸乃至整體邏輯，進而如何呈現馬克思哲學探索的邏輯進路？對這些重大問題的解讀就不能僅僅基于概念、問題、觀點的字面含義，而應該深入到對文本深層邏輯的探討，基于宏大思想史視野，并著重在微觀領域也即“理論具體”層面彰顯馬克思思想的邏輯變化，從中凸顯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實質。因為“如果僅僅停留在術語的字面含義上，而看不到在不同時期的文本中同一個術語（如社會、社會存在）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學觀點，那我們將不能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質”。的確，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概念，如果不去了解它在馬克思恩格斯不同哲學文本中的具體含義，從中彰顯出馬克思思想的變化，是很難把握馬克思哲學的實質的。比如，“市民社會”（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本來是黑格爾法哲學中的概念，主要指客觀精神發展過程中“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它形成于現代世界，在該階段“特殊性與普遍性既分離又相互束縛和制約”，“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人便成為特殊的人達到目的的手段”，含有“需要的體系”“通過司法對所有權的保護”“警察和同業公會”三個環節。但是這一概念在不同時期馬克思哲學文本中多次出現，馬克思哲學又不斷賦予其新的含義，《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指出“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此處的“市民社會”意指依靠經濟關系聯系起來的體現自然屬性的個人，也即處于對抗性關系之中的個人，追求私人利益的、孤立的個人，實際上是指生產關系視野缺失下所看到的孤立的個人。《德意志意識形態》指出“由此可見，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此處的“市民社會”則指社會發展各歷史時期的經濟制度。這一概念涵義的變化恰恰反映了馬克思歷史觀的發展變化。再比如《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的“終結”一詞，其德語原文“Ausgang”蘊含著作為“盡頭”“結束”“出口”以及與之相反的“開端”“出發”等多重含義，具有辯證意味，因此只有深入解讀該經典著作的內在邏輯才能理解“終結”一詞的具體語境。總之，只有按照歷史主義發生學的方法深入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才能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要義和精髓，彰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思想魅力。這恰恰是孫伯鍨先生“深層歷史解讀方法”及其哲學探索之所以取得理論創新的重要原因。

　　著眼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與理解史，可以看到孫伯鍨先生“深層歷史解讀方法”及其哲學探索，實現了如下幾個方面的理論創新：

　　第一，不預設任何解讀模式或現成結論作為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介”，而是直接面對馬克思哲學文本，通過扎實的文本研究做出中國學者自己的獨特思考。

　　第二，倡導以歷史主義發生學的方法對馬克思哲學文本進行深度解讀，通過揭示馬克思主義哲學發生、發展的完整邏輯進路，呈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實質。孫伯鍨先生指出“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哲學觀點的形成和發展，是完整準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一個必要前提”，因為“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到其晚年筆記表明，馬克思哲學思考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復雜的過程，只有對不同時期馬克思哲學文本進行解讀，將宏大思想史視野與具體到對某一部文本的微觀解讀有機結合起來，從中呈現馬克思哲學思想發展的邏輯演進與生成歷程，才能把握其本真精神。歷史主義發生學方法同時強調在探索馬克思哲學思想生成過程時要抓住解讀馬克思恩格斯不同經典著作的一條主線，即呈現馬克思恩格斯如何在生產方式變革中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實質，實現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有機結合，進而創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第三，強調著眼于與傳統西方哲學相比較的視角呈現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的實質。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大多是批判性著作，其特點是在對西方兩希傳統的批判中確立哲學新視域，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對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指出“從黑格爾學派的解體過程中還產生了另一個派別，唯一的真正結出果實的派別。這個派別主要是同馬克思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直接表明馬克思哲學探索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于 “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破立結合”。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吸收了人類文明的積極成果，通過對人類客觀歷史進程的研究超越了一切舊唯物主義和觀念論哲學，在哲學變革中超越了以往囿于純粹思辨領域的傳統哲學，徹底改變了哲學思考的方式，為哲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路向。因此，孫伯鍨先生指出“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是怎樣從它的德國理論前提中逐漸脫胎出來的，就不能了解它的來龍去脈，而不了解其來龍去脈的馬克思主義，顯然是僵化的、不完整的、不全面的”。換言之，只有始終基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對象的深入研究，進而在思想比較中才能真正彰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實質。

　　第四，強調從經典著作產生的具體時代背景中呈現其內在邏輯。任何哲學思想及其發展均是現實社會發展狀況的直接反映，代表著時代精神的精華，馬克思主義哲學更是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不了解世界歷史進程以及馬克思哲學生成的時代背景，必然將制約我們對其理論實質的正確把握。只有注重深入解讀每一部經典著作產生的現實背景，才能更為全面地彰顯其內在邏輯和理論實質。

　　第五，強調保有學術前沿意識和現實關切，注重在與當代西方學界的理論對話中作出中國學者的獨創性研究，進而呈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真精神。

　　正是基于上述研究方法創新，孫伯鍨先生的哲學探索擺脫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以及西方學者人道主義思路等解讀范式的束縛，在學術性、學理性層面系統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生成的復雜歷程與內在邏輯轉換，從中彰顯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活的靈魂，擺脫了之前長期存在的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某種教條式理解，為開創、奠定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科學范式和獨特傳統作出了突出貢獻。

　　二、在“理論具體”層面彰顯馬克思哲學完整邏輯及其基本精神

　　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實質蘊含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中，正是由于孫伯鍨先生創造性地提出“深層歷史解讀方法”，對不同時期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進行了深度解讀，厘清了蘊含在每一部文本中的復雜語境和多重邏輯，進而才在“理論具體”層面揭示出馬克思哲學思想發展的演進邏輯和完整過程，從中呈現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精神和活的靈魂，在一系列馬克思主義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上作出了獨創性思考。茲擷取其中幾個領域加以論述。

　　（一）深刻揭示黑格爾學派解體的原因，進一步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出場的思想史背景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場源于黑格爾學派的解體，孫先生從現實和理論雙重維度系統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出場的思想史背景，指出就現實而言，在19世紀初的德國基督教占統治地位，因而一切都滲透著宗教的性質，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決定了其要表達自己的革命要求，就必須把哲學當做自身的思想武器，因此反對宗教的斗爭就成為政治斗爭的主要形式。就理論而言，黑格爾哲學本身的內在矛盾構成了資產階級思想家所能借以利用的突破口。一方面，黑格爾辯證哲學清除了康德的二元論和費希特的主觀唯心主義，克服了謝林同一哲學的非理性主義的邏輯矛盾，用最徹底的唯心主義精神解決了思維與存在的同一問題，一躍成為德國的官方哲學。但另一方面，黑格爾哲學化解人與外部世界之間矛盾的途徑是“唯心主義地把人和外部世界都精神化”，認為“人與周圍現實的對立不過是自我意識和它的對象化的產物之間的對立，只要被看作‘自我意識’的人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認識到周圍現實在本質上不是和他相對立，而是和他相同一，那末異化便會被揚棄，矛盾就能得到調解”。顯示出其革命方法根本不具有現實性，其哲學中實則蘊含著革命方法和保守體系之間不可克服的矛盾。孫先生指出具體到黑格爾宗教哲學，就表現在其“宗教中的所謂圣父、圣子、圣靈‘三位一體’，在哲學里就表現為辯證的三段式——理念的辯證運動的象征。宗教中作為人身結合的基督，在哲學中則是結合著精神和自然界的具體概念”，因此其基本方面是徹底理性主義，同時又為宗教保留地位，黑格爾哲學的內在矛盾最終導致其哲學的解體 。由此，孫先生指出通過彰顯黑格爾哲學辯證法的革命性進而指導未來社會發展，便成為青年黑格爾派的基本訴求，也構成馬克思早期哲學出場的重要背景。上述研究為我們把握馬克思哲學出場的背景提供了具體而又宏觀的視野。

　　（二）完整闡明青年黑格爾運動的邏輯演進，為呈現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提供更為廣闊的思想史背景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場源于黑格爾學派的解體及隨之而來的青年黑格爾運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成熟與變革則是其真正超越青年黑格爾派的結果，由于宗教批判是青年黑格爾運動的主流，而揭示從施特勞斯到鮑威爾再到費爾巴哈，青年黑格爾派所經歷的從泛神論批判到無神論批判再到唯物主義批判的前進運動，便構成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成熟的重要前提，孫先生從以下幾個方面系統探討了這一思想發展歷程。

　　首先，孫先生認為施特勞斯拉開了宗教批判的序幕，首次將矛頭直指基督宗教，通過“神話起源說”考證否定福音書故事的歷史真實性及其神圣意義，使宗教問題被納入歷史的范疇，而不再屬于理性和邏輯的真理。因此，施特勞斯在反對基督教正統派的同時，又反對了把宗教理性化的保守黑格爾主義，由此通向了徹底的無神論。

　　其次，孫先生指出布·鮑威爾批評施特勞斯基于泛神論立場，把圣經故事和基督教看作是歷史發展的無意識的結果，實則把宗教的起源歸結為“實體”，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上帝的存在，結果是在宗教的起源上排除了人們有意識活動的作用，實則在消滅宗教的斗爭中否定人們自覺批判活動的意義。孫先生指出，在鮑威爾看來，圣經故事是“自我意識”的產物，表明自我意識從盲目的自然崇拜中解放出來，成為絕對的能動的主體。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鮑威爾僅僅“把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改變為普遍的自我意識”，實際上割斷了自我意識和現實世界的聯系，并沒有真正超越黑格爾哲學。

　　再次，恢復唯物主義的哲學權威是青年黑格爾派超越黑格爾哲學的必然結果，也構成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成熟的重要資源。孫先生認為，費爾巴哈放棄黑格爾哲學的思維前提，指出黑格爾“不是從直接的感性存在開始”，因為感性對象被黑格爾看作“確證著自我意識的思想的外化”，因此其哲學實際上是從“邏輯的開端”也即“思想的對方的思想”開始。在費爾巴哈看來“在哲學上最根本的東西應該是人和自然”，神的本質根本上體現為“清除和擺脫了個人局限性的人的本質”，理性的任務就是把宗教所確立的一切關系完全翻轉過來，把神的屬性還原為人的屬性。孫先生指出，費爾巴哈沒有用黑格爾的方法反對其保守體系，而是從整體上和根本上批判了黑格爾哲學，通過宗教批判使哲學重返現世和人事，無疑對于超越德國觀念論具有積極意義。但由于費爾巴哈否定了黑格爾的辯證方法，無法基于歷史的辯證發展去解讀自然界和人，陷入了歷史觀上的唯心主義。

　　孫先生認為，赫斯把對異化根源的考察深入到經濟領域，基于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發展為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在這里公共命令與個人自由、現實生活與宗教不再對立。赫斯認為宗教奴役雖然是最根本的奴役，但金錢統治社會生活就像上帝統治天國一樣，只有從符合人性即符合“類”的概念出發，通過道德說教的途徑，呼吁信仰“愛和人道的宗教”，依賴人們的良心發現就可以實現人的自由與解放。盡管這一結論不被馬克思所接受，但是其金錢異化的觀點對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產生過啟發作用。

　　孫先生進一步指出，施蒂納則以“唯一者”否定了費爾巴哈的“類”。“唯一者”就是獨一無二的大寫的“我”。我是唯一的實體，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自由的，應當拋棄限制個人自由的一切宗教、道德、法律、國家與社會，各種意識形態觀念和設施。未來只能訴諸把國家消解為原子式的各自獨立的利己主義者的自由聯盟——“唯一者聯盟”，才能實現人的自由。施蒂納把青年黑格爾運動的一切理論建樹都統統否定了，這是青年黑格爾運動合乎邏輯的產物。

　　由上孫先生創造性地高度概括了青年黑格爾運動的邏輯演進：從限定在精神領域內的“自我意識”到一般的“人”再到“自我意識”與“人”加以綜合的“唯一者”這一不倫不類的怪物。上述解讀無疑為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提供了完整的思想史背景。

　　（三）以馬克思超越費爾巴哈與黑格爾哲學為中心線索，系統彰顯出馬克思早期哲學的演進邏輯

　　馬克思恩格斯圍繞人類歷史規律探索所經歷的思想歷程，根本上體現為批判地繼承黑格爾的辯證法與費爾巴哈所開啟的唯物主義，在革命性變革中真正實現唯物主義與辯證法有機結合，進而創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孫伯鍨先生運用“深層歷史解讀方法”對不同時期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進行深度解讀，通過彰顯每一部文本的復雜語境和多重邏輯，系統地揭示了上述過程。

　　孫先生指出，基于19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德國社會背景，馬克思開啟其哲學批判的道路，從追隨康德、費希特構建法的形而上學體系，到尋求“獲得一種更加現實而具體的哲學世界觀”，由此轉向黑格爾哲學，與此同時馬克思也開啟了批判繼承黑格爾哲學的過程。

　　馬克思哲學探索早期，認同自我意識哲學反映了爭取自由與解放的時代精神，遂把自我意識哲學轉化為意志力量進而改變現實作為自身基本理念。由此馬克思的哲學批判活動最初就從伊壁鳩魯派、斯多葛派和懷疑派哲學體系的研究開始，這集中體現在其博士論文階段。馬克思借助對德謨克里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比較，以黑格爾辯證法思想為伊壁鳩魯原子論的能動性原則作合理論證。在馬克思看來，伊壁鳩魯自然哲學貫穿著本質和存在、形式和質料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示著觀念和物質、個別自我意識和外部現實之間的對立和斗爭。正是通過這種對立和斗爭，抽象、個別的自我意識（人）才不斷地克服抽象的純物質（外部世界）而使自己的本質對象化，從而獲得最后的實現和肯定，由此確立起作為人的獨立與自由的象征的個別自我意識在哲學中的主導地位。孫先生指出，馬克思在其博士論文中對伊壁鳩魯哲學的能動性原則的強調和彰顯，為其確立唯物主義立場之后，將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物質與運動、必然與自由等統一起來，進而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提供了可能。

　　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重要階段，這是馬克思經過《萊茵報》時期的理論與實踐探索而不斷開啟的。此一時期經過現實斗爭，馬克思認識到黑格爾國家學說與國家現實存在巨大鴻溝，從而開啟了對黑格爾國家學說展開批判的政治批判階段。孫先生指出，由于沒有科學的方法論武器，馬克思此時不得不站在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立場，認為批判的任務是要從現存的非理性的現實中引出理性的東西作為“理想使命”和“最終目的”，盡管這里所說的理性已經不是抽象的絕對觀念或自我意識，而是自覺的人類意識，但意味著此時馬克思沒有拋棄理性主義的出發點，面對現實中的實際問題，盡管確立了民主主義的政治立場，但還是堅持唯心主義的觀點。另一方面，馬克思盡管賦予“理性”“意識”等精神性的東西以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但在具體分析各種社會和政治問題時也在多處得出近似唯物主義的結論，因而大大超出了費爾巴哈。

　　《巴黎手稿》時期是馬克思哲學探索的關鍵時期，馬克思認識到經濟研究對于批判黑格爾哲學的重要性，認識到古典經濟學家理論的內在矛盾，基于費爾巴哈人本學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現象的非人性質，開辟了通向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道路。具體表現在《巴黎手稿》不是像費爾巴哈那樣僅僅批判宗教，而是批判了私有制和雇傭勞動，批判了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現實關系；研究了工人階級的生存條件和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受到的非人待遇；把勞動規定為人的本質，把私有財產的揚棄看作人類解放的根本條件，這些都大大超越了費爾巴哈。但此時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之所以應該遭到揚棄，并不是因為它和歷史發展的規律相矛盾，而是因為它和人的本質相矛盾，他把勞動規定為人的類本質，又根據人的類本質推演出本來意義上的、非異化的勞動（自由自覺的勞動），從而使勞動具有了超歷史的、形而上學的性質 。意味著馬克思此時還未能把辯證法真正置于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而正是經歷此一時期，馬克思認識到基于人本主義思路無法認識全部經濟現象，而只有基于全面生產理論才能破解歷史-自由之謎，由此才歷經《神圣家族》《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哲學探索，到《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

　　孫伯鍨先生正是自覺以“深層歷史解讀方法”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進行扎實的文本研究，緊緊圍繞馬克思恩格斯實現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有機結合這一中心線索，注重呈現每一部文本的內在邏輯和思想史定位，進而才揭示出馬克思哲學生成的復雜歷程與完整邏輯，從中凸顯馬克思哲學的學術性與科學性，界劃出馬克思哲學與傳統西方哲學之間的根本區別，并科學地總結指出“在人類認識史上，真正的歷史科學是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誕生才出現的。在這之前，人類對于歷史的解釋，或者是由神的觀念出發，或者是由人的觀念出發，歸根到底都是從一定歷史時代的意識形態出發，因此從根本上說都是唯心主義的。”孫先生還特別強調指出，馬克思哲學的變革的積極成果就體現為作為“全部馬克思主義的‘靈魂’”的唯物辯證法，它以“實踐的革命的方法論”取代了傳統西方哲學觀念論體系，由此孫先生在思想比較中進一步彰顯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實質。

　　孫伯鍨先生學術視野開闊，學識淵博，著作等身。但囿于篇幅，以上僅僅概括了孫先生圍繞馬克思早期哲學生成過程研究所取得的學術創新，而孫先生關于《資本論》及其手稿、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等領域的學術貢獻，則未能論及，只能另寫專文加以系統探討。

　　三、孫伯鍨哲學探索的精神品格與當代啟示

　　孫伯鍨先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首先在于他始終保有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以及畢生追求真理的情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構成孫先生矢志不移推進馬克思主義研究創新的動力，而信仰是一種能力，在理論上彰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又不斷堅定著孫先生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兩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呈現出孫伯鍨哲學探索的鮮明品格。

　　其次，孫先生始終致力于以科學方法還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來面目，擺脫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以及西方學者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方法的路徑依賴，進而作出了中國學者的理論創新。孫伯鍨先生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治學品格，不盲從傳統、不迷信權威、嚴謹踏實的治學態度，是其取得學術創新的又一重要源泉。

　　再次，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是學術研究取得創新的關鍵。正是由于孫先生對德國古典哲學、青年黑格爾派以及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有著深入研究，他才能對馬克思哲學生成與發展過程研究的每一具體領域，都能做到在條分縷析的邏輯剖析中呈現出馬克思思想的內在邏輯和思想力量，由此又彰顯出孫先生思維縝密、思想深邃這一哲學探索的顯著特點。同時，孫先生文風樸實，文筆優美，又使其敏銳而又深邃的思想更能打動讀者。

　　最后，廣博的學術視野是學術創新的基本要求。孫伯鍨先生學術視野開闊，能自覺與當代歐美馬克思主義研究前沿成果展開對話，進而使其能在思想碰撞與交流中彰顯當代中國學者的學術貢獻與研究特色。

　　總結孫伯鍨先生的學術貢獻和精神品格，帶給我們如下有益啟示：其一，要學習孫先生矢志探賾真理、追尋正義的情懷，始終保有對人類命運的深刻關切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其二，要自覺沉潛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孜孜以求真理、懷有人文理想、學術激情以及甘坐冷板凳的堅韌意志。其三，創新是哲學研究的靈魂，要自覺與國內外學術前沿進行對話，自覺關注現實社會變遷，進一步激活馬克思哲學文本的當代意義。

　　人類歷史進入21世紀，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新技術層出不窮，以智能化、數字化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對人類歷史進程產生重要影響，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面臨著新的社會矛盾，世界格局加速演變。在此背景下，批判吸收西方學界研究成果，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精神深入分析國內外社會變化，為創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作出應有的貢獻，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光榮使命，為此需要我們自覺繼承孫伯鍨先生的學術精神，作出無愧于時代要求的理論探索。（參考文獻及注釋略）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構建研究”（20ZDA02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