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邢夢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講信修睦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之一，是中華民族處理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關系的道德原則和價值理念。歷史上，中國人以信為本、以和為貴，對內對外講求誠信、崇尚和睦，展現了泱泱大國的寬宏胸襟。探討講信修睦在中華民族發展歷程中的精神支撐和價值指引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講信修睦的內涵及意義

　　“講信修睦”語出《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講信者，談說忠信之行。修睦者，修習親睦之事。”意思是講究忠信的行為，修習親睦的事情。《禮記》將“講信修睦”視為大同世界的特征，要求人與人、國與國達致親密和睦的境界，講求天下一家、民胞物與、協和萬邦。這種價值理念千百年來深深鐫刻在中華傳統文化的血脈之中。

　　講信修睦是構建友好和諧人際關系的道德準則。“信，誠也”，講信意味著誠實無欺、恪守信用。孔子認為，如果做人不講信用，就像車子沒有車軸無法行走一樣，不能立身于世間。“睦，目順也”，亦有敬、和、親、厚、密等解。孔子要求弟子躬行五種品德，“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也曾以“文行忠信”來教化弟子，其中充分體現了講信修睦的價值要求。孟子也指出“修其孝悌忠信”，倡導待人以忠、處世講信、為人親厚，從而贏得人們的親近和尊敬，建立起友愛的關系。當然，講信修睦要符合道義，古人尤為強調“循義”，“義”是講信修睦的前提。有子說“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講信修睦要以“義”為準則，合義則必履，違義則非守。

　　講信修睦是維系社會和諧、促進社會團結的紐帶。講信修睦是人與人建立友好關系的基石，也是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若以講信修睦作為社會交往的守則，就能夠營造團結友善的社會氛圍，達成事業成功。例如歷史上的晉商，其經營方式如行幫、朋合營利、伙計制等，都是本著合作互助的原則，依賴人格信義和親鄰之間的友好互助。在經商過程中，他們積極維護同鄉的利益，推行“同鄉互助”原則，營造和順友好的營商環境，同時，注重行業名聲和信譽，與經商對象建立信任和睦的關系，進而獲得持久的發展。管子言，“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告誡各行各業的人都要誠信責己、和睦待人，才能各食其所，構建和諧友善的社會關系。

　　講信修睦是促進國家富強的精神動力。“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誠信是國家的根基，是人民行事的根據。荀子曾強調講信修睦對國家治理和建設的重要性，指出“張其義”“齊其信”是施行王道、建設和諧國家的關鍵。他舉例說：“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這些國家偏居一隅，遠離周朝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之所以能強大起來，就是因為以信立國、親厚百姓，贏得了人心，凝聚了力量。為政者必須修身正己、取信于民，營造和睦的社會環境，方能上下團結一心、共同奮斗，實現國家富強。

　　講信修睦是推動對外和諧交往的重要準則。“誠信者，天下之結也。”國與國之間想要和睦交往，也需以講究信用、友愛親厚為基礎。《尚書》記載，帝堯“允恭克讓”，有誠信、恭謹、克己、禮讓的德行，不僅使九族親睦和順，而且使天下的百姓也都能友好和睦。帝堯的四種道德品質，正是講信修睦的價值體現。相反，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做到講信修睦，就會眾叛親離。《左傳》講道：“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也，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普通人尚且不可作出不守信用的事，如果會合諸侯也不守信用，則必然不會成功。古人在處理外交關系上講求“懷遠以德”，管仲建議齊侯以禮和德為基礎與諸侯修好，“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與其他國家保持和睦親順的關系。因此，講信修睦對于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意義重大。

　　講信修睦與中華文明精神特質的塑造

　　講究誠信，謀求和睦，在歷史演進過程中深植于中華文明精神特質中，與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價值理念密不可分。

　　講仁愛、重民本是中華文明精神特質之靈魂。“仁者愛人”“仁及草木”，故能“親睦九族”“遠人來服”。講信修睦是君子仁人的價值追求，若能以信德行于天下，為人親厚友愛，則能為人所信任，此即為“行仁”。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孔子所言的“五者”即恭、寬、信、敏、惠，全部體現了講信修睦的價值觀，所以，講信修睦的要求內在于“仁”的理念之中。講信修睦還體現于民本思想中，民心向背是政權穩固的根本，講信修睦是獲得民心的前提。“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如果不能做到講信修睦，政府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可見，講信修睦作為治國之要的倫理準則，在中華文明精神中促成了以仁立身的價值指南，形成了重民、愛民的政治傳統。

　　守誠信、崇正義是中華文明精神特質之基石。中華傳統文化強調整體主義的價值取向，守誠信、崇正義是人立身處世之本，是社會和諧之基，與講信修睦的價值要求是相通的。“君子貞而不諒”，講信修睦不能拘泥于小信，必須講大信，在民族大義面前，以崇正義為先。講信修睦與崇尚正義是密不可分的，必須以正義為標尺，所謂“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以“義”為前提的講信修睦也是經商的重要原則，荀子力贊“良賈”，認為“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呂不韋更將“義”看作是“萬利之本”，以崇正義為前提的講信修睦才能真正持久。

　　尚和合、求大同是中華文明精神特質之精髓。講信修睦作為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的世界。“民無不足不贍之患，而有親遜和睦之風，故圖謀蔽塞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門戶之扉從外合而不關閉也。”這種社會理想充分反映了講信修睦的處世之道和價值追求。講信修睦、協和萬邦也是中國古代外交的基本原則，在對外交往中推行“教化”的方法，“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自身較高的文化修養和德行來進行感召，而不是使用武力手段迫使其屈服，體現了對外關系中講信修睦的價值運用。荀子有言：“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如果能夠行忠信、明仁義，做到講信修睦，那么天下人都會來歸服；反之，如果不能講信修睦，那么也將失去對外的友好關系。《群書治要·傅子》中舉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齊襄公失信于部將的“瓜熟之約”，楚國對內失信于民、對外斷絕與鄰國友好關系等例子，充分說明沒有做到講信修睦的嚴重后果。“信以守物”“上下和睦”，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以和為貴”“國雖大，好戰必亡”的箴言，更有“化干戈為玉帛”“睦鄰友好”“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回溯人類文明史，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講信修睦、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造就的尚和合、求大同的文明特質起著重要作用。

　　總之，曾櫛風沐雨但仍巍然屹立于東方的中華民族高度重視講信修睦理念。《群書治要·傅子》中有：“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天地顯現其誠信，則四季運行和諧；日月顯現其誠信，黑夜白晝便交替正常；天子體現其誠信，則各個諸侯國便安定和睦；諸侯講究誠信，則國內和平；君子踐行誠信，就可以安身于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充分挖掘講信修睦對于身心和順、社會和諧、國家安定、世界和平的時代價值，不僅能夠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營造良好的道德環境，也能夠為世界各國合作共贏、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道德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