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立國（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

　　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寫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談道，“對德國的許多青年著作家來說，‘唯物主義’這個詞大體上只是一個套語，他們把套語當做標簽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一把這個標簽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可見，許多年輕的德國人只是用唯物主義的“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建構成“一般體系”。與此不同，“我們（馬克思和恩格斯——引者注）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方式構造體系的杠桿。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這種歷史觀要求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的存在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法律、哲學、宗教等的觀點。

　　超越“一般理論”闡釋

　　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重述回應了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一個常見誤解。長期以來，歷史唯物主義都被視為關于歷史必然過程或一般社會理論的哲學范疇。其中，諸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階級與剝削等，也都被闡釋為脫離了任何經驗過程的“一般理論”。這種解讀造成了一個根本性的難題：盡管歷史唯物主義為了解釋社會發展，不可避免地要進行一定的科學抽象和范疇建構，然而，一旦運用這種基于科學抽象的“一般范疇”來歸納經驗對象，就陷入了運用超歷史的邏輯并據此代替對具體對象作歷史分析的錯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把唯物史觀“當作不研究歷史的借口”并簡單抽象化為可以隨處套用的萬能公式。而馬克思指出，一切生產階段所共有的、被思維抽象出的一般規定當然是存在的，但用這些“一般規定”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論述生產時特別強調“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相聯系的，而非任何抽象的“生產一般”。換言之，理解生產或社會活動的“一定的”性質，是超越唯心史觀進入“現實的歷史”關鍵，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傾向就要求從“一般理論”“一般規定”上升到具有歷史特定性的具體理論、具體規定中。

　　如果說《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仍更多地停留在生產方式的“一般理論”中，那么，當馬克思1858年進入政治經濟學批判時期，這種生產的“一定的”性質才被具體地把握到。馬克思此時意識到，為了把握這種社會過程的具體性，這種考察不能從生產制度的最原始階段開始，而是必須指向最發達形態，也即資產階級經濟形式。資產階級社會作為“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對表現其社會關系的諸種范疇的理解不僅指向資產階級社會的深層結構，“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馬克思稱之為“向后思索法”，其真正意涵在于通過分析資產階級經濟的內部結構和歷史性質，揭示社會自我揚棄的根本趨勢。因為“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后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并且因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這樣，歷史唯物主義就從關于歷史的“一般理論”過渡到關于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和社會過程的理論，而要認識資產階級社會的本質，就必須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中介。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政治經濟學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理論分析”，是理解現代社會的入口。但由于政治經濟學“以異化的本質為根據”“把異化的本質活動的特殊范圍固定下來”，由此也就把諸如私有財產、雇傭勞動、貨幣制度等都視為市民社會的既定前提接受下來，并在人們的頭腦中固化為一些非反思的自然認識。對此，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以認識論的方式來提出問題的，即：這一關于具有歷史特定性的物化的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客觀認識何以可能？我稱其為馬克思的社會認識論問題。作為社會認識論的歷史唯物主義，不僅通過對形塑近代認識論總問題的抽象主體性和抽象客體性（思維和存在）的社會生產方式的批判，實現“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合理解決“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并且，基于社會認識論所確立的真正知識，也蘊含著變革資產階級社會關系、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的訴求。因此，歷史唯物主義具體化，并不是一種價值無涉的冷冰冰的實證科學，而是以人在異化世界中的生存革命為旨趣的“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

　　重建認識對象

　　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革命的基礎在于認識對象的重建。馬克思認為，國民經濟學一開始就從錯誤的方法論（經驗主義）出發建立了錯誤的認識對象（經驗表象），進而產生出一些具有拜物教性質的知識，成為對商品生產的無意識表達。相反，科學的社會認識超越了經驗論的表象思維，跳出任意一個孤立實事或歷史發展的環節，進展到對“具體總體”的認識上。馬克思把認識對象確立為“總體”（totality），深意在于強調“部分”不僅作為“總體”的要素而被規定，并基于“總體”的有效性而被再生產。在資產階級社會認識的語境中，這意味著不是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某一“部分”存在，而是把“資產階級社會總體”存在作為“對象”。因為“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或“思想具體”，當然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而馬克思的“資產階級社會總體”概念是最能表達這一理解的范疇，因此是社會認識論的對象。

　　把“資產階級社會總體”作為對象，具有超越國民經濟學和黑格爾哲學的雙重內涵。如果說國民經濟學停留在經驗表象上，以異化的社會關系為認識起點，陷入拜物教中，那么，黑格爾則代表了社會認識論中的唯理論謬誤。黑格爾固然把握到了作為哲學的認識對象的真理的“總體”特質，但他卻把這個過程理解為“思想的自我運動”。結果，“正在理解著的思維”和“被理解了的世界”代替了現實的人和現實世界成為認識對象。馬克思則認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盡管馬克思對辯證法運用仍明顯地體現了黑格爾的痕跡，但在如何理解“認識對象”問題上，二者卻截然不同。對馬克思而言，“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這就是說，盡管“思想具體”是通過思維過程所生產的結果，但這并不意味著范疇能夠獨立于實在、理論抽象可以脫離于現實具體和現實對象。相反，現實具體、現實對象就是馬克思的認識對象，只不過，對這個對象的捕獲經歷了“兩條道路”（“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的完整過程，才在思維中概念化為合理性的規定。因此，馬克思對經驗主義的批判并不意味著否認了現實具體和現實對象作為認識的客觀性來源，“思維具體”作為在認識中發生綜合的結果，也不代表認識對象是意識的內在性之物。對馬克思而言，唯物史觀始終把感性世界及其對象性本質的揭示作為“真正的實證科學”的起點，而當它經由認識論的完整規定，就邏輯化、系統化為“真正的知識”。

　　從《資本論》的成熟表述來看，馬克思從總體性視角對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批判，打破了受物化意識主宰的實證思維，它不再把“經濟實事”視為可量化的既定存在，而是視為一個始終處于以資本再生產為中心的結構化和總體化的存在。在此，以往關于思維和存在、主體與客體“二元論”的認識論擬設全部消失了，表面上看馬克思似乎更加遠離了哲學，但其深意則在于把思想、知識、政治、階級等要素全部還原為產生著“資產階級社會總體”的內在“進程”。正如阿爾都塞指出的，“資產階級社會總體”作為在深度和廣度上充分發展的復雜的社會形式、一個“十分發達的總體”，是不能夠被還原為任意一個單一原因的。相反，它是由思想、知識、政治這些“多元”要素所組建的。而與此同時，就馬克思社會認識論的目標而言，它對“資產階級社會總體”的客觀分析，本身也意味著通過對社會“進程”的主動參與推動社會結構的變革。

　　社會認識論的路徑

　　作為歷史唯物主義具體化的路徑，社會認識論把哲學的目光從超驗存在轉向“資產階級社會總體”這一現實存在上，其宗旨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走向科學社會主義。對于馬克思而言，如果說通往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存在于資產階級社會內部，那么，正確認識和積極揚棄資本主義的普遍性就十分必要，因為它是關聯著構建社會主義的新文明的內核。

　　那么，什么是資本主義的普遍性呢？對于這個問題，歷史唯物主義呈現了客體向度和主體向度兩種認識視角。在認識的客體向度上，資本主義的普遍性，在于它是迄今為止人類生產力的最發達階段，其創造的大量物質財富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個生產的歷史階段。正是在發展生產力的意義上，資本主義走向了“文明過度”——它在創造龐大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創造了大量貧困的無產者階級，引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說明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已經太過狹隘，無法再容納下它本身所生產的財富了。馬克思認為，只有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才是實現社會主義新文明的方向。如果說這種具有辯證法色彩的表述還太過于虛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論述股份公司與合作工廠中又明確地表示了一種工人治理的可能性：在工人的合作工廠中，資本和雇傭勞動對立被揚棄，工人作為聯合體利用生產資料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從歷史性的觀點來看，這種工人合作社作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是自然而然地從資產階級生產方式中產生的，“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工廠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社會主義生發的根源就在于，使資本主義的普遍性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實現出來。

　　在認識的主體向度上，對“資產階級社會總體”的認識還同時指向工人階級的自我認識。盧卡奇認為，馬克思正是在物化批判中看到了意識的一種新形式——階級意識。階級意識是一種總體化的力量，它克服了以往哲學中意識和現實、思維和存在二元關系，不再關心思維是否客觀地“反映”了現實，而直接就意味著一種“實現”：其中，一旦工人階級達到對自身所處地位的真實關系的“認識”，他就能夠不再被物化為“勞動力商品”，而是轉化為改造世界的行動主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社會認識論不是對世界的靜觀和省思，而是革命實踐的理論。或者說，社會認識論的基本目標，就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客體性力量和階級主體的認識，構建一種矛盾且處于辯證發展中的社會總體的知識（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中，這種客觀知識既是從“資產階級社會總體”中所生成的，并且也作為“思想具體”參與對社會總體的建構，因為它從“革命階級的理論立場”出發，以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把人從強加給他的異化世界中解放了出來。正所謂“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歷史唯物主義語境中的‘精神政治學批判’研究”（21XZX00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