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俠（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知識、科學與實踐是關于人與世界關系的三個層次，也是研究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和動力。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而這時代精神的精華則深深蘊含在當代知識、科學與實踐之中。因此，圍繞知識生成、科學實踐研究的社會認識論不僅有力地促進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現實生活的結合，而且有力地指導了當代人們的知識政策研究。

　　眾所周知，自笛卡爾吹響認識論轉向的號角以來，認識論已經成為哲學領域里最古老的城堡。300多年間，大師云集、流派眾多、觀點紛呈，這就導致對于認識論理論旨趣與發展脈絡的梳理變得尤為艱難，頗需深厚的哲學功力與學術耐心，僅就20世紀的認識論發展來說，就經歷了實證主義、解釋主義、批判主義、實驗主義等，這些流派之間的觀點紛爭與學術爭鳴為20世紀的哲學特別是認識論的發展搭建了亮麗的舞臺。從自然化認識論到社會認識論的轉向促成了認識論向知識論的蛻變，在大科學時代，知識日益成為一種建制化的產物，由此，討論的視角已經超越了普通的知識范圍，進入到了知識的科學政策研究領域中，社會認識論的政策維度開始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內容并開始變得引人注目。

　　社會認識論的橫空出世，對于學術界而言算是一種全新的挑戰。如何客觀看待與評價這樣一種社會認識論？如何在理論框架的搭建與眾多材料的選取中，把認識論從窄譜向廣譜的演進合理地組織起來？學界曾有種觀點固執地認為，從1650—1850年，傳統認識論取得的成就并不多，從1860—1960年隨著知識社會學、科學社會學的發展，一些新的社會要素開始逐漸滲透進認識論的既有學術場域，認識論的外延開始得到明顯的拓展；20世紀60—80年代，隨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力迸發，社會認識論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并開始成為認識論的主角。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認識論的出現不是早產兒，而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從傳統認識論到社會認識論的演進也契合了科學從小科學到大科學的演變，這種演變在實踐層面也預示著知識生產模式從個體向集體的變遷，這種轉變把政策、規范、利益以及辯護等社會要素嵌入到整個知識生產鏈條，傳統認識論再也回不去了。

　　就史蒂夫·富勒的相關研究而言，他以社會認識論為名開創了一種關注知識政策的研究路徑，其最早創辦的學術刊物《社會認識論：一種知識文化與政策的雜志》的自我介紹就是“為哲學和社會科學探究提供了一個論壇，該論壇結合了來自各個學科的學者的工作，這些學者對知識的生產、評估和驗證有著廣泛關注。該雜志涵蓋了對實施此類研究的知識和規范考慮因素的起源和傳播的實證研究，并作為指導當代知識事業的指南”。由此可見，史蒂夫·富勒的社會認識論主要就是一種知識的科學政策研究，主要任務就是協調認識論的規范性研究與知識社會學的經驗性研究。他將社會認識論者視為知識政策制定者，能夠在認知勞動分配上對認識活動的改善提供必要的和富有意義的指導。對史蒂夫·富勒來說，社會認識論主要關注于知識生產過程的組織，以及認知勞動的分配如何被建立以達到確定的目標，因此他將社會認識論的中心問題論述為關注于如何組織認知活動的問題。按照這一理解，社會認識論是“有著廣泛跨學科來源的一種思想運動，它試圖重建認識論問題，一旦知識被看作是內在社會性的，它通常被看成是哲學的科學政策或科學研究的規范派別”。史蒂夫·富勒在眾多的社會認識論研究者中是很突出的，既源于他的規范性研究，同時也因為他的研究目的在于指導整個科學實踐活動，比如對科學的管理、對大學、科研機構的重新定位。與大多數關注認識論的哲學家相類似，史蒂夫·富勒認為知識通過社會實踐得以生產以及什么可以認定為知識這樣的主張不僅應該是描述性的，而且應該是一種規范性的研究。

　　事實上，史蒂夫·富勒更多地是把社會認識論看成是一種規范的科學政策研究，甚至是以規范的視角來看待知識生產，將科學、公眾以及規范三者聯系起來。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科學是一種社會制度，為了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它既需要受到一套科學成員所遵從的規則的管理，同時也需要與其他諸多制度領域相協調。為此，在民主的訴求下闡明科學制度的內部工作方式就是必不可少的，而這就形成了知識的科學政策研究的源動力。這種認識自然就駁斥了以下三個問題。（1）科學是一種自治的制度。“自治”的科學形象很方便地將科學與社會隔絕，并關閉了通向公眾的大門。（2）科學制造出公開的商品。長期以來，科學被闡述為公開商品的生產和分配體系，然而這是有爭議的。首先，科學提供的公開商品是什么，是研究結果還是可靠的知識又或是真理；其次，它們是什么樣的公開商品，是研究帶來的固有的公開商品還是制度產生的公開商品？（3）科學被刻畫為具有某種認識優點的行為。科學制度確立了規范，即所有的決定性步驟和認可的結果都必須公開，但是這樣的認識優點是否能滿足規范的選擇呢？如何保證它們的認識論優勢呢？因此對知識的科學政策研究就成為社會認識論的合理選擇，而這種觀點就提供給我們一種新的視野來看待知識生產。

　　從知識社會學、科學社會學到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的發展進程中，可以看到社會因素在知識生產、確證與辯護中的介入程度與作用是逐漸加強的。例如，知識社會學只關注知識生產的外部社會條件而不關注知識生產的體制與內容，而科學社會學則只關注科學建制對于知識生產、承認與分配的功能，到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則是深入到科學知識的內容，認為知識是建構的，這個過程受到諸如權力、利益、階級與性別等多項社會因素的強烈影響。

　　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認識論的出現與發展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既有大科學時代科學發展的特點所決定的，又有20世紀70—8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以及女性主義等社會思潮的強烈影響。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史蒂夫·富勒提倡的社會認識論即知識的科學政策研究將前述思想提升到了新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看，不僅知識的生成與傳遞是社會的，知識的組織乃至整個科學實踐同樣是社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