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嘉昕（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討論中經常提到一個問題，唯物史觀的物到底該如何理解？一個常見的回答是：唯物史觀所討論的物并非經驗層面上的一般實存之物，而是具體的歷史的社會關系。這一問題的解答，從根本上指向了唯物史觀的方法論本質，但是并未窮盡問題的全部。沿著唯物史觀中物的理解這一問題深入思考，我們將發現：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一個有機整體，完整準確把握唯物史觀的方法論要求，勢必超越唯物史觀的“物到底為何”的問題本身，回到現實的社會歷史生活，在改變世界的實踐中尋求思維和存在關系問題的科學解答。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他們往往將自己的方法概括為唯物史觀和歷史唯物主義。這種理論超越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義和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舊唯物主義，或直觀的唯物主義。在此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自己并未專門提出并回答到底什么是唯物史觀的物的問題，而是用其來描述自身在研究中“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來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回顧馬克思恩格斯的探索歷程，唯物史觀的確立和發展并非直接依賴于物的理解的推進，而是立足于社會歷史考察的深化。

　　為了更好地闡明唯物史觀的形成過程，有必要先簡單回顧一下唯物主義概念的歷史演進。盡管我們在思想溯源的意義上，會將唯物主義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樸素唯物主義，但是就這個概念的提出和廣泛使用來說，唯物主義的出現是在17世紀后。或者說，唯物主義概念的明確使用本身與我們常說的唯物主義的第二種形態，即機械唯物主義的出現直接相關。當然，這種唯物主義思潮的興起本身有其同路人，這就是經驗論。對此，恩格斯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中、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都給出了分析和說明。19世紀中葉之后，伴隨資本主義社會的演進以及自然科學的發展，一種披著科學外衣的庸俗唯物主義影響日益擴大。在此背景下，恩格斯不僅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通過批判費爾巴哈的“半截子的唯物主義”來揭示這種庸俗唯物主義的錯誤本質，而且在晚年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通信中專門批判了抽象的經濟決定論。進入20世紀，除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主義闡釋外，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當代激進哲學話語中，形成了以辯證批判來闡釋唯物主義的理論路向，在西方分析哲學語境中，則圍繞心身關系問題形成了所謂的物理主義思潮。

　　我們所討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指的當然是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所形成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機械唯物主義與這一方法的形成并無直接承接關系，庸俗唯物主義則是其直接反對的對象。

　　在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思想發展中，作為青年黑格爾派運動的成員，他們在宗教和政治批判的意義上曾經受到費爾巴哈《基督教本質》的影響，“一時間都成為費爾巴哈派”了，并且找到了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和英國經驗論作為自己的理論戰友和同路人。但是在唯物史觀的形成過程中，他們主要依據的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和工業資本主義現實對“經濟事實”的發現，關鍵的轉折點是走向“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在這個意義上，唯物主義歷史觀這一表述中的唯物主義，首要的含義是對黑格爾的思辨哲學、費爾巴哈的人本學、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的拒斥和批判，強調的是回到現實的物質生產過程中去，理解人類社會的結構構成及其歷史展開。19世紀下半葉，面對庸俗唯物主義及其掩蓋著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意在反對這種唯物主義本身的抽象性和唯心主義本質，并且在總結捍衛傳播自身理論的意義上，強調了歷史唯物主義同這些庸俗唯物主義的根本區別。同時期，狄茨根所提出的“辯證唯物主義”概念，也代表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戰友和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捍衛以及對種種錯誤觀點的批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不難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并未專門討論過唯物史觀中的物究竟是什么的問題，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通過對思維和存在關系問題的解答來區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陣營后，也專門指出唯物主義這個名稱“沒有什么其他的含義”。

　　這樣一來，唯物史觀就不討論物到底是什么了嗎？顯然，我們不能抽象地回答說“沒有”。在唯物史觀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視域中，當然討論了各種不同的物，但是這些討論并不是在抽象地說明方法論原則時回答什么是唯物史觀的物，而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具體展開中，辨析了物的不同用法。換句話說，馬克思關于物的不同用法的區分，恰恰可以被視為唯物史觀討論物到底是什么，澄清自身方法論要求的典型案例。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大致存在四類物的范疇。

　　第一類在嚴格的意義上，不應當被算作物的范疇，但是因為與本文討論直接相關，且構成了唯物主義概念的術語表達，我們權且將其與后三類并列。這一類范疇就是“物質”（Material）或“質料”（Stoffe），前者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更多是作為形容詞使用，如物質生活、唯物主義歷史觀，等等，后者在《資本論》中就是在其字面含義質料或材料的意義上來使用的。

　　第二類或者說第二個范疇是馬克思的時代到今天的德語中經常使用的一個常見詞，即物（Ding）。在中文中，可能“東西”是最傳神的翻譯，有一個東西存在，但這個東西是什么則依賴于特定的認識構架的呈現。在哲學史上經常提到的康德“物自體”（Ding an sich）概念中使用的就是這個范疇。在《資本論》中，物這個范疇經常出現，但是其最高光的存在就是《資本論》第三卷中“論三位一體公式”一節提到的“物化”（Verdinglichung）這一表達。

　　第三類或者說第三個范疇則是德語中經常出現的另外一個物的表達，這個范疇就是“事物”（Sache）。借用日本學者的翻譯創造，也可以將其表述為“物象”。由于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曾經使用了“物化”（Versachliuchung）這個概念，事物這個范疇在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得到了較多的關注，學界普遍強調這個概念背后的關系維度以區別于前面所提到的“東西”意義上的物。回到馬克思以及德國古典哲學的思想語境中去，這個范疇有一個特殊的用法，這就是私有財產關系中與“人格”（Person）相反相成的“物權”概念。從這一用法出發，我們可以更加真切地理解《德意志意識形態》和《資本論》中提到的“人與人的關系顛倒地表現為物與物的關系”的說法。也就是說，在私有財產關系中，人格權之間的關系是通過物權之間的關系表現出來的。

　　第四類或者說第四個范疇在中文中往往被翻譯為“物”，但在德語中從字面來看應當被直譯為“對象”（Gegenstand）。考慮到對象、對象化以及對象性這些表達在馬克思著作中的使用，以及在黑格爾和費爾巴哈著作中的存在，這個范疇本身并沒有自身獨特的含義，而必須在特定的關系展開中才能獲得自身的理解和闡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看到無論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研究，還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討論，對象與對象化一類的范疇都是經常被提起的關鍵詞。

　　基于上述區分，可以看到：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物的討論與唯物主義、唯物史觀并不存在直接的關聯。但在馬克思成熟時期的著作中，東西（Ding）、事物（Sache）、對象（Gegenstand）的使用本身，作為歷史唯物主義具體運用的展開，卻鮮明地體現了唯物史觀的方法論要求。這一點在《資本論》中得到了最為集中的展現。我們不妨以《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四節《商品的拜物教形式及其秘密》為例，做一簡單說明。如前所述，恰恰是因為物化概念以及拜物教批判，這一節成為學界研究《資本論》哲學方法最為關注的片段之一。在這一節中，馬克思在分析商品時交叉使用了東西（Ding）、事物（Sache）、對象（Gegenstand）三個不同的范疇，同時也在商品的物質存在意義上使用了質料（Stoffe）這個范疇。仔細分析，馬克思在這里對不同范疇的使用是有其明確用意的，這就是在不斷提醒《資本論》的讀者：當你面對“資產階級社會中龐大商品的堆積”時，除了看到商品的實物形態，還必須關注商品背后的社會關系，避免陷入政治經濟學家無法跳出的拜物教觀念。在這個意義上，盡管商品的價值或包含的社會勞動是一個“觀念的物（Ding）”，但這種“觀念的物”所由已存在并呈現出來的社會關系卻是一個的的確確的現實的客觀存在。盡管要把握這種客觀存在不能靠顯微鏡，而必須運用抽象力，但是在我們的實踐活動中，客觀的社會歷史現實已經構成先于我們思維的存在了。

　　綜上所述，回答唯物史觀中的物到底是什么的問題，并不在于直接性地找到構成一種唯物主義的“所唯之物”，而是在這種理論的展開和運用中，去把握這種理論的方法論本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明確提出哲學的基本問題，即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列寧在反對經驗批判主義的唯心主義傾向過程中，強調物質是能夠為人的意識所反映，但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客觀實在。毛澤東在把握了唯物史觀的方法論本質的基礎上，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用實事求是來概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今天，我們堅持唯物史觀，更應當深入現實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去，在偉大實踐的進程中，自覺辨析各種錯誤思潮的唯心主義本質，把握作為我們思維前提的客觀物質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