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天魁（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錢穆早在1951年就曾發問：“不了解中國歷史，又怎能了解今天中國這四億五千萬的老百姓呢？”這個可稱為“錢穆之問”，今天的社會學研究同樣需要深思。費孝通就曾肯定地回答：看社會，看文化，“必須歷史地看，只有在歷史中，文化才顯示出其真實的意義”。

　　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蘊含在群學基本原理之中

　　中國特色社會學是要研究中國社會的，中國社會的最大特點是社會基礎結構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有人稱之為“超穩定結構”，雖然不可以絕對地說整個結構都是超穩定的，但是某些基礎結構確實是超穩定的。例如，郡縣制從秦至今已經延續了兩千多年；按照錢穆的說法，中國自漢代就建立了“士人政府”，宋代形成了“平民社會”，中國的政府結構、社會階層結構以及官民關系與歐洲中世紀是大相徑庭的，而且中國的家國關系特點直到現在仍然保持下來；中國的人倫關系也是如此，代際關系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不僅有長輩對晚輩的義務關系，還講究晚輩對長輩的回報和責任。

　　我們實現現代化，但歷史證明只能走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正如費孝通所說：“我們中國的革命，形式上是‘天翻地覆’、‘開天辟地’，實際上，它是建立在中國社會自身演化的內在邏輯之上的，是中國文明演進中的一個連續過程的一個階段。”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核心，正是蘊含在群學的合群、能群、善群和樂群的基本原理之中。不論社會如何現代化，基本的人倫關系作為社會的基礎結構總是連續存在的；不論處理這些基本關系的原則和方式如何變化，總不至于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友不友；不論社會建設有多少種方案，總是脫不了合群、能群、善群和樂群的核心要義。

　　群學適合于表達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文化根源上的必然性

　　中國社會是如此，中國文化也是如此。中西文化的發展都有階段性，但階段性的含義以及階段之間的關系卻有所不同。歐洲古希臘羅馬文化與中國先秦文化都很燦爛，但歐洲經過了長達千年的中世紀，古希臘羅馬文化基本中斷了。后來的文藝復興其實是打著“復興”的旗號，所復興的核心內容（以個性自由為核心的人文主義）是新興資產階級發明的，并不是從古希臘羅馬繼承下來的。所以，西方文化的歷史是斷裂的，其階段性不是連續的。中國則不同，早在先秦，就形成了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此后兩千年，雖然“大同社會”沒有真正實現，但作為“理想社會”非但未被否定，而是一直被有識之士所秉持、所追求，矢志不渝，甚至為之犧牲。直到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治理和社會建設理論和方針，都在不斷地繼承和豐富著“大同”理想。同樣，中國的“天人觀”“天下觀”“家國觀”“群己觀”“和合觀”等基本理念在先秦都已出現，幾千年一直貫通下來，具體內涵有變化，精神實質始終如一。因此，我們認為群學適合于表達中國式現代化，就是因為具有文化根源上的必然性，只不過是這一文化繼承性的一種表現而已，馮友蘭稱之為“抽象繼承”。

　　正是基于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基本特點，我們才強調社會學研究要創新，就必須處理好創新與繼承的關系。費孝通指出：“只有在繼承中才可能有創新，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研究社會也好，改革社會也好，絕不能拋開歷史，沒有一個社會結構是完全憑空建構的，它總是要基于前一個社會結構，繼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的東西。”所以，我們面對群學同樣應該發問：如果不了解五千年來我們的先人是怎樣認識社會的，不開發群學如此豐富的思想資源，我們怎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學？

　　群學蘊含了中國社會結構及其發展的密碼

　　作為中國文化的瑰寶，群學蘊含了中國社會結構及其發展的密碼。一個歷史短暫的國家，其文化主要是移入的，也許可以容許外來文化取代本土文化。但對于一個有五千年悠久歷史而且綿延力極強的文明來說，割斷歷史等于自殘；移入的文化必須解決本土化的問題。如果西方社會學不是融入而是取代群學，無異于“文化殖民”（美籍華人著名社會學家林南語）。如果不堅持在繼承中創新，就找不到與中國學術傳統對接的“接口”；不延續中國學術傳統也找不到與西方社會學“對接”的條件，這是喊了一百多年的中西會通之所以成效不彰的根本原因。

　　以此看來，如果不是融通歷史與現實，卻用現實取代了歷史，用一環取代了鏈條，用場景取代了脈絡，就是在學科觀念和方法論意義上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學的目標背道而馳。而我們只要對接上中國傳統學術的歷史根脈，作為中國古典社會學的群學就可以為當代中國社會學研究打開無比廣闊的歷史視野和研究領域，中國社會學就有了無與倫比的歷史積淀。黑格爾說，哲學史的本身，在本質上就是哲學這門科學。待我們理順中國社會學史的脈絡，學習中國社會學的人首先必須學習中國社會學史，到那時，也可以說，社會學史本身，在本質上就是社會學這門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