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金漪（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沈文凡（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

　　“節令”，《禮記·月令》中釋為節氣時令。“節氣”即二十四節氣，始于春秋戰國，至西漢時期趨于完備并被納入國家歷法延續至今。“時令”，古人紀十二月之政，即按季節制定有關農事的政令。

　　古代中國屬于自給自足式的農耕社會，季節氣候在農業生產中起決定性作用，促使昔人對節令予以關注。除指導農業外，氣候物候的變化也觸動人們的心靈，引發諸多感慨，節令常出現于文人墨客的筆下，節令與文學也就發生了聯系。正如沈約所言：“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宋書·謝靈運傳論》）至唐代，歲時節令文化漸趨繁榮，進一步促進了節令詩的發展。此時的節令詩不僅承襲之前吟詠氣候物候的特色，還深入地展現了節令時豐富多彩的風俗習慣。我們可以從這些詩作中窺探唐代節令的民風民俗、信仰禁忌等。

　　順應天時 敬天祈福

　　自然崇拜、靈魂崇拜、行業神崇拜等原始信仰是歲時節令的源頭之一。中國古代素有敬天、順天的傳統，遵循“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禮記正義》卷三十三），“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周易·文言傳·乾文言》）杜甫《佐還山后寄三首》云：“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舂得細，頗覺寄來遲。”農作物何時播種、何時生長成熟，都有其特定時間，皆由自然而定，人無法左右，唯有順時耕種才會有所收獲。正如《農桑輯要》云：“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

　　古代帝王號稱天子，以奉天承運、受命于天的典禮活動來強化政權的合理性。夏至、冬至乃一年中陰陽變化的關節點，“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周禮》卷八），“冬至郊天令節，百官呈遞賀表”（《燕京歲時記》）。歷代帝王均將至日祭天視為國家極其重要的祭禮儀式。元稹《詠廿四氣詩·冬至十一月中》云：“二氣俱生處，周家正立年。歲星瞻北極，舜日照南天。拜慶朝金殿，歡娛列綺筵。萬邦歌有道，誰敢動征邊”，不僅展現了冬至特有的天象，彼時木星運行到地球的最北端，太陽運行至最南端，陰陽二氣交替，還描寫了群臣朝拜、載歌載舞、開筵相慶，隆重舉行祭天大典的盛大節令場景。

　　古人在九月九日秋收之時，因天象崇拜故亦有祭天順天的習俗。例如，“重陽玉律應，萬乘金輿出。風起韻虞弦，云開吐堯日。菊花浮圣酒，茱香掛衰質。欲知恩煦多，順動觀秋實”（鄭南金《奉和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日字》），以重陽為背景，記述了當時的節令景象。詩中提到恩澤的顯現，需順動而觀之，“順”正是古人奉天行事的體現。“齋祠常并冕，官品每差肩。接部青絲騎，裁詩白露天”（權德輿《酬馮絳州早秋絳臺感懷見寄》）；“寡德荷天貺，順時休百工。豈懷歌鐘樂，思為君臣同。至化在亭育，相成資始終。未知康衢詠，所仰惟年豐”（李適《重陽日即事》），均描寫了古人在節令白露時通過齋戒祭天等儀式，祈求國泰民安、豐衣足食的活動，反映了古人順應天時、敬天祈福的社會心理。

　　祛魅辟邪 祈求平安

　　由于生產力低下、認知局限，古人對于日月星辰的運行、自然界氣象的變化、生老病死等現象，常常不能做出科學解釋，認為災異、死亡、疾病等皆來自非人類的神秘力量的支配。在古人的觀念里，節令作為一年中的特殊時間節點，更具鬼怪邪靈作祟的可能性。因此，驅魅辟邪就成為節令文化活動的重要形式之一。

　　由于受到傳統道教文化的影響，唐代節令驅魅辟邪活動尤為興盛。如元日有放爆竹、貼桃符等傳統。“荊楚歲時記云：元日，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也”；“新歷才將半紙開，小庭猶聚爆竿灰”（來鵠《早春》），描繪了新年時人們用火燒竹筒發出噼啪之聲，以此令山魈和惡鬼感到畏懼、遠離人群聚居之地的風俗畫卷。飾桃人、畫桃梗、插桃梧、寫桃符的功能也與之類似。桃木又稱“鬼怖木”，據《山海經》載：“度朔之山……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人們把畫有神荼、郁壘二神的桃木板懸掛于門兩側，用以鎮邪驅鬼、保佑平安。《歲時廣記》云：“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以像郁壘山、桃樹，百鬼畏之也。” 李商隱在《昭肅皇帝挽歌辭三首》中具體提到了“桃木俑”這種祭祀用品，“海迷求藥使，雪隔獻桃人……松扉白露新”，時人認為鬼畏桃木，遂將桃木削成人形，以此避邪驅鬼。

　　仲夏五月的長江流域正值梅雨之季，蒸欝悶熱，蟲蠹并興，易染瘟疾。《荊楚歲時記》載：“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床、薦席及蓋屋。”殷堯藩《端午日》云：“少年佳節倍多情，老去誰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趨習俗，但祈蒲酒話升平。”詩人雖因年邁而感到力不從心，字里行間透露出無奈與悲涼，但從中可見，端午時節懸掛艾草、驅邪符、喝菖蒲酒已然成為當時社會盛行的節令風俗。“五月符天數，五音調夏鈞。舊來傳五日，無事不稱神。穴枕通靈氣，長絲續命人。”（李隆基《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其中，“長絲”即彩色絲線，由紅、黃、藍、綠、紫五色組成，象征五色龍，系于手足腕，可防五毒鬼怪、免除瘟病、保平安長壽、避刀兵之災。古時也稱其為五彩長命縷、續命縷。《荊楚歲時記》有云：“以王彩絲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辟疫除病 益壽延年

　　趨利避害、懼死惜生是人類的本能，加之受到道教思想影響，唐人普遍珍愛生命、珍視現實生活，渴望、追求生命的長度。如“才酌屠蘇定年齒，坐中惟笑鬢毛斑”（方干《元日》）中就提到在辭舊迎新之日，有飲屠蘇酒以辟疫除病、期盼長壽的習俗。“戴星先捧祝堯觴，鏡里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成彥雄《元日》），則更細致地談到飲用屠蘇酒的方式，飲酒時應遵循先年少后年長的順序。小孩新年增歲，先喝以示祝賀；老人過新年則是生命遞減，晚喝以示祝愿長壽。《荊楚歲時記》中亦載“歲飲屠蘇，先幼后長，為幼者賀歲，長者祝壽”。除飲屠蘇酒之外，唐人還有在元日飲柏酒增壽的習俗。松柏常青，是道觀中最常見的植物，“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闊”（《史記》卷一百二十八）。松柏木質強韌、香氣芬馥，古代多作祀神之用具，民間流傳有食柏而成仙的故事，其葉可入藥或浸酒。“元旦進椒、柏酒。椒是玉樹星精，服之令人卻老。柏是仙藥，能駐年卻病。”（《四民月令》）李乂《元日恩賜柏葉應制》云：“勁節凌冬勁，芳心待歲芳。能令人益壽，非止麝含香”，詩人將御賜柏葉視為延年益壽瑞兆的欣喜之情表露無遺。

　　元稹曾感慨道：“不是花中唯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菊花》）霜降之時，百草凋零，唯有菊花獨立寒秋，菊即成為生命力的象征。古代仙道方家視其為“延壽客”“不老草”，以菊花祈求益壽延年遂成為重要的重陽節俗。《西京雜記》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唐代將重陽與壽慶關聯詠唱詩句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茲辰采仙菊，薦壽慶重陽”（解琬《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帝里重陽節，香園萬乘來。卻邪萸入佩，獻壽菊傳杯。塔類承天涌，門疑待佛開。睿詞懸日月，長得仰昭回”（上官昭容《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圖，群臣上菊花壽酒》）。

　　從唐詩可見，節令和宗教信仰相互交織影響，節令在其傳承和演變的過程中，從最初單純的時間標尺，逐步發展成為綜合性的知識體系及民俗活動，其內涵也日益豐富起來，綿延賡續數千年。各節令中不同的習俗習慣，反映了唐人重視健康、珍愛生命的生活態度，以及順應天時、驅災辟邪、祈愿賜福的社會心理。唐代節令詩歌在表現自然美的同時，也表達了唐人對生命的深層思考和探索，為我們進一步了解古代的物質生活、精神世界提供了窗口。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唐宋韻文東亞接受文獻緝考與研究”（20AZW00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