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藍勇（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在中國古代社會存在兩種歷史，一種是作為科學的歷史，一種是作為文化的歷史。前者是出于復原客觀歷史的目的，在傳統歷史學的基本規范下進行的。作為文化的歷史主要源于文化訴求，在“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背景下按照自己的主觀臆想去豐富、重構一些歷史細節。在中國歷史上，鄉土歷史重構在作為文化的歷史孕育中所起的作用巨大。

　　“鄉土歷史重構”概念的提出

　　歷史文獻記載往往是一個“歷史重構”的過程，文獻作者依據自己對歷史事實認定和性質評價來記載歷史，這本身就是對歷史的重構。傳統時期，歷史研究主要關注宏大歷史敘事，傳統歷史研究主體敘事的重構內容大多是遠離社會底層的帝王將相功過、上層制度政策是非，并通過正史、官刻史書的面貌出現。正史、官刻史書往往只是提供了一個宏大的主體歷史敘事或者歷史空間建構，并不關注鄉土中國的歷史細節。因此，鄉土中國研究需要在鄉土歷史中去補充、充實宏大的歷史敘事和歷史空間建構。在這個過程中，鄉土中國除了以客觀存在的史實作補充、充實主體敘事外，也往往會以虛構、臆測的方式來實現這個重構。換句話說，這里的“重構”，也即是一種“虛構”“杜撰”。這就是本文討論的“鄉土歷史重構”的內涵。

　　筆者發現，在作為文化的歷史制造過程中，“鄉土歷史重構”最為重要，往往成為鄉土中國的文化大事。2019年筆者在《地名的“雅化”還是地名的“訛呼”——對歷史上重慶兩塊江石名稱演變的思考》一文中最早提出了“鄉土歷史重構”的話語，后來又分別通過《從金牛道籌筆驛名實看中國傳統鄉土歷史重構》《中國歷史上”遍地先賢”現象與傳統鄉土歷史的重構》兩文，從籌筆驛位置變化和先賢信仰的“景觀泛化”個案對鄉土歷史重構作了初步分析。這里可以對歷史上中國“鄉土歷史重構”的類型、路徑、原因、影響加以進一步分析，這既是歷史研究認知的需要，也是認知現實“鄉土歷史重構”的需要。

　　“鄉土歷史重構”的類型

　　“鄉土歷史重構”可以分為前賢事跡的重構、歷史事件和制度的細化、歷史地名的附會和山川位置的重定四種類型。

　　前賢事跡重構往往是將本鄉土或到過本鄉土的前賢事跡重新細化，特別是通過“景觀制造”和“地域泛化”演進，讓細節成為鄉土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有關大禹、諸葛亮、關羽、蘇東坡等先賢事跡和遺跡“遍地”的現象，出現大量以“東坡”“諸葛”命名的菜品，以及大量有關他們的美食故事，其實很多是不可信的，但卻是作為文化的歷史存在的。同樣，諸葛亮籌筆驛的故事是唐宋時期前賢信仰中“景觀制造”的典型案例，宋嘉祐四年（1059），蘇東坡與黃庭堅在宜賓思波鄉相聚更是一個“關公戰秦瓊”式的典型的鄉土歷史重構案例。貴州地區也存在類似案例，貴州地區在歷史上夜郎王故跡眾多，但多是后人附會。如長順縣夜郎王城，實際上是明代屯田遺址，與夜郎王沒有直接關系。

　　歷史事件和制度的細化往往是在“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原則下的重構。“大事不虛，小事不拘”本是歷史小說的創作原則，但也往往成為“鄉土歷史重構”的原則。比如，對于諸葛亮征南中這一歷史史實，《三國演義》則重構出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不僅將孟獲這個南中大姓的漢人重新塑造成少數民族首領，而且讓七擒七縱孟獲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至今，西南地區還有許多孟獲城、孟獲廟。清代咸豐年間，李永和、藍朝鼎起義對四川影響巨大，歷史文獻中的記載較多，民間故事也相當生動，但多缺乏歷史科學性。如流傳李永和從屯上到了牛寨后，馬上在牛寨焚香結盟，并選了10個妃子，這可能并不是真實的歷史，但當地人信之者很多。

　　歷史地名的附會也是鄉土歷史重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歷史上，地名除了基本的方位定點功能外，更具有強大的文化功能，地名命名考訂中的臆測往往體現傳統的文化訴求。考察重慶五百年的命名臆說，可以看出“鄉土歷史重構”過程一直延續到近代。臆想推測往往與科學的歷史混雜在一起，虛構鄉土歷史不僅出現在一些傳統的“鄉曲陋儒”身上，而且一些文史大家也成為“鄉土歷史重構”中地名本身含義臆測的實踐者。如歷史上五桂石、烏龜石到夫歸石，彈子石到誕子石的地名雅化演變，也是歷代眾多鄉土文人重構的結果。

　　在鄉土歷史重構中，山川位置的重新定位也是一個重要類型。中國古代的地理空間認知多是一種“虛擬空間認知”，如傳統中國地理認知中的“某某山（河），在某地北（東西南北）多少里”定位表述，如果山川沒有明顯而特殊的人文、自然標識，后人和外人往往很難重新用這個定位表述精準地認知具體地理點位。而社會動蕩時期，又往往出現“地名傳承斷層”，這導致如果沒有能夠定位的前人指引，重新進行“區位重構”會出現更多的認知誤差，出現前代許多關隘、山脈、驛站被重新定位而以前的位置反而被歷史遺忘無法尋訪的狀況。筆者將這種地名的集體位移現象稱為“地理認知易位”，也可稱為“地名整體漂移”。從方法論上來看，也可以稱為“山川區位重構”。如筆者通過近些年來對西南地區的一些重要地名的研究，發現歷史上的石門、五盤關、潭毒山（關）、大小漫天嶺、籌筆驛、赤甲山、白鹽山、巫山十二峰、孤云山、兩角山都出現唐宋區位失傳而明清以來區位重構的現象，重構的區位與唐宋的區位完全不在一地。

　　“鄉土歷史重構”的路徑

　　在中國古代史上的“鄉土歷史重構”中，總原則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重構的歷史往往都有一個宏大的真實歷史背景作為支撐，但具體路徑可以分為口述傳說制造、口述傳說文本化、口述傳說和文本傳說的景觀化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口述傳說制造，這是最低級的歷史重構。從歷史上來看，早期幾乎所有主體歷史敘事都是口述傳承的，如早期對三皇五帝的描述多是通過口述代代相傳而來。在鄉土地方，口述傳承的歷史眾多，至今仍有大量口述歷史傳說。如歷史上有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的口述傳說，后來在云南卻有孟獲七擒七縱諸葛亮的口述傳說，均不見于文本記載。筆者在明清皇木采辦研究中，發現葉氏家族采木的歷史也只是在當地百姓口中傳播，并不見于文本記載。

　　第二個層次是文本化傳說，這個層次在傳統社會后期較為普遍。許多傳承很久的鄉土歷史往往很早就以文本為載體，在地方志、家譜、文書、碑刻中多有記載。在人們的一般認知中，白紙黑字的記載，往往更容易使人相信其真實性。如清代以來與張獻忠江口沉銀傳說有關的“石牛對石鼓”民謠一直在成都、自貢、簡陽、彭山、南充、合江、墊江、中江、宜賓的民間口述中流傳，而且已經進入各種文本。“湖廣填四川”這一移民運動中本是“冒籍”現象而來的遍地“麻城孝感”現象，很多都在家譜文本中有記載。

　　第三個層次是口述傳說和文本傳說的景觀化。歷史記憶的景觀化是鄉土歷史重構中最重要的路徑，但也是最有欺騙性的路徑。在人們的認知中，有景觀作證往往比文字記載更有說服力，特別是經過歷史沉淀的景觀制造，人們更為相信其真實性。所以，歷史上鄉土歷史重構中出現的各類諸葛臺、東坡井、山谷坡等景觀遺跡，以及包含歷史典故的地名、物名（如諸葛菜、東坡肉）對一般民眾來說更是有歷史鐵證般的實證效果。

　　辨析“鄉土歷史重構”

　　在中國古代史上，影響“鄉土歷史重構”的原因相當復雜，也因此使“鄉土歷史重構”的真實性和科學性存在差異。總體來看，“鄉土歷史重構”中的虛構可以分成客觀臆測重構和主觀虛構重構兩類。細分來看，“鄉土歷史重構”中的客觀臆測重構主要是指重構者由于知識背景和技術條件的限制，主觀上并不知道自己的認知產生偏差或錯誤，如許多歷史地名的區位重構往往多是如此。而“鄉土歷史重構”中主觀虛構重構往往是主觀上就有虛構訴求，出于古代國家政治訴求、鄉土社會華夏認同、民間功利政績等需求有意杜撰的。

　　從古代國家政治訴求角度來看，統治者出于維護家國秩序的目的，廢除地方諸多“淫祀”，冊封大量官方認定的祭拜偶像，如歷史上官府冊封過的關公、諸葛亮、江水、岷山、泰山等。鄉土中國最重要的文化取向是融入華夏，因此，歷史上許多鄉土前賢事跡的虛構重構，是將華夏歷史名人納入本鄉本土尋求華夏認同的重要路徑。因此，中國古代鄉土文人往往在鄉土歷史重構上樂此不疲。

　　不過，在中國歷史上，許多歷代流傳下來的傳說、故事往往又是真實的歷史景象，由于歷史文獻記載缺失而只能以傳說故事形式流傳，往往與“鄉土歷史重構”的諸多虛構、臆測混雜在一起，使人們難以區分。如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傳說、漢源葉氏家族采木的傳說等，雖然沒有找到文獻記載，但經過實地發掘證明它們是歷史上的真實景象。

　　那么，怎樣區別“鄉土歷史重構”中的虛構景象與歷史文獻記載缺失而以傳說故事形式流傳的真實景象，成為歷史學者的重大責任。在中國“鄉土歷史重構”中，口述的虛構傳說一旦有了“景觀制造”的過程，特別是經過“地域泛化”和“歲月沉淀”兩個階段，虛構傳說往往會漸變成“信史”，也就是說虛構歷史場景經過幾百年的沉淀后會使作為文化的歷史與作為科學的歷史糾纏在一起而真假難辨，從而影響到當下的社會歷史認知，誤導人們對社會歷史的認知，以致當下社會為爭古代名人故鄉爭論不休。當今鄉土社會中對許多虛構傳說，特別是對有歷史景觀支撐的虛構傳說，在語言表述上往往是沒有“傳說”“據傳”的語言標記，而從潛意識的思想認知上已經是深信不疑了。

　　作為一位歷史學者，我們首先肩負著辨析“鄉土歷史重構”中作為科學的歷史和作為文化的歷史遺存的性質，進而提高作為科學的歷史研究信度的責任。因此，首先需要從紛亂的歷史現象中剝離那些鄉土歷史重構的部分，盡可能發現其中原始的、真實的歷史場景。其次，在現實社會中，歷史學者也不能完全漠視經過歷史沉淀下來作為文化的歷史遺存，因為這種遺存往往是歷史時期各種文化背景的歷史見證，也是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需要得到尊重。最后，歷史學者也需要引導、規范正在進行“鄉土歷史重構”的各類實踐者，將許多虛構、杜撰標明標識，使作為文化的歷史與作為科學的歷史天然就有涇渭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