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鄒廣文（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王璇（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系統總結了“第二個結合”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文化主體性”的論斷，強調，“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創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文化主體性”這一表述揭示了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為新時代擔負新的文化使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指明了正確方向，為培育、創造和繁榮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供了理論指引。

　　全球化呼喚文化主體性的出場

　　人類現代化的全球性普及，帶來了當今時代文化的飛速發展，改變了原先農業社會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舒緩節奏。全球化從本質上看是資本、經濟的全球化，它肇始于西方，是一個由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普及和拓展的過程。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一方面，全球化挖掉了工業化腳下的民族基礎，改變了原先地區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的狀態，帶來了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同時使民族的、地方的文化變成世界的、全球的文化，加速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動。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凸顯了文化時代性和民族性的緊張，使文化多樣性面臨著威脅。強勢一方的文化往往對弱勢地區的文化采取“文化殖民”，企圖移植本民族的文化觀念與價值觀，造成了文化價值沖突。例如，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構建“挑戰—應戰”模式來形容不同文化之間的對立與沖突；美國學者亨廷頓也曾經提出過著名的“文明沖突論”，認為未來國際沖突的根源將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經濟的。

　　基于此，全球化下文明的對話喚醒人們對真善美的追尋，向往著自身的文化根脈。在全球化的時代境遇下，我們要著力塑造中華民族的文化自我，重建和保持民族文化主體性。

　　回視近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發展，我們看到，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經歷了失落、復歸到鞏固的歷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傳統文化經歷了從原來的人類文明領先地位淪為猛烈質疑與批判的對象。近代知識分子也在不斷探索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包括從器物制度層面的考察到思想文化觀念的反省。全球化文化形態間的交互激蕩使中國社會呈現出“歷時性文化的共時性承受”的局面，各種思想觀念相互交織，你方唱罷我登場，我們的文化主體性也一度陷入迷失。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經歷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在中華大地上找回、發展、鞏固了文化主體性，致力于在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從而創立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我們的文化主體性也在這種現代化偉大實踐中日益呈現出來。由此可見，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從歷史中走來，又在不斷吸收借鑒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走向人類文明新形態。

　　文化主體性是中華民族文化生命的顯著特征

　　文化主體性是對自身文化價值及傳統的自覺意識，是一個民族現代文化生命的根本維系，是面向未來不斷開拓創新的超越意識。中華民族以自強不息的決心和意志，在長期的歷史傳統與社會實踐中形成了適合自身、獨具特色的“文化自我意識”，走過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體的發展歷程。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為什么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頑強生存和不斷發展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這既不是故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義，也不是亦步亦趨、妄自菲薄的文化虛無主義，而是要求一個民族在精神上保持獨立自主，對待自身的文化傳統要守正創新，對待世界其他文明要開放包容，因此其標示的是一種民族自我意識的理性化和成熟化。

　　中華文化主體性根植于華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相較于西方文明的向外探尋、征服自然的精神氣質，中華文明始終強調反身而誠、反求諸己的生命意識，塑造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主體性，這在儒家文化中有著更加鮮明的體現。例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強調人作為主體，要經常反思自身做事、做人、為學是否合乎“禮”。到了孟子提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帶有倫理與志向的意味，孟子強調個體經過學習、修煉皆可成王成圣。宋明理學代表人物張載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更是突出了主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經世致用的理想抱負。以陸九淵為代表的陸王心學提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體現主體決定了客體的呈現狀態，也就是說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到了近代，章太炎提出“依自不依他”思想，凸顯了人的道德主體性。由此可以看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不是空穴來風、無本之木，而是奠基于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發展史，并不斷得以確立、更新，同時由中華民族的每個成員所共同認可、共同維護。

　　文化主體性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生命的“自我意識”。文化主體性回答了中華民族文化“從哪里來，到何處去”的價值訴求，彰顯文化的生命自覺和動態內涵。在馬克思看來，主體所表征的就是個體能動的生命世界，人需要在能動的自我意識的引領下，在現實實踐生活中展開自己的生命歷程。因此，人作為文化的存在，其主體所表征的就是人的文化生命，即文化主體性。在這個意義上，文化主體性就是主體生命的實踐自覺性。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全面系統深刻揭示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中華文明所具有的這五大突出特性，正是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具體呈現。也正是在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召喚下，中華民族歷經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交融和文明洗禮，形成了自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中華民族的社會文化生活綿延不絕、向前發展。

　　顯然，“文化主體性”既是一個文化哲學概念，又是一個歷史實踐概念。今天，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征程，因此，中華文化主體性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呈現方式。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需要我們繼續鞏固和守護中華文化主體性這一根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與當代實踐，持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立足中華文化主體性致力于文化自強

　　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我們應該以全球和動態的眼光來審視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從國內形勢看，改革開放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次偉大的文化覺醒，喚起了整個民族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發展創新意識，也為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提供了物質基礎。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為我們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走高質量發展之路，努力滿足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已經成為全社會共識。基于此，時代亟須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創新發展，只有確認文化主體性，才能明確文化力量的時代方向，克服落后的、保守的價值觀念，吸收先進的、優秀的文明成果，中華民族才能行穩致遠、進而有為。

　　相較于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民族強大的突出標志，更是中華民族走向未來的底氣。面向未來，我們要著力鞏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性是文化自信的來源，也是文化自信堅實的基礎。正是在文化主體性的引領下，中華民族自立自強，始終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立足于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現實，善于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從而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文化主體性，就如同無根之木、無基之塔，無法形成獨屬于本民族的自豪感、成就感與歸屬感。因此，面向未來，我們需要培育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自覺守住文化魂脈與根脈。

　　首先，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需要妥善處理好與“他者文化”的關系。在全球化文化交往時代，中華文化作為一種文化能動主體，既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世界，又建構了中華民族文化與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現代關系，這也就決定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在與“他者文化”的交往中彰顯出來的。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得到了極大提升。與之相應，我們的文化自信心也越來越強。面對世界文化，我們展現了中華文化的獨到風采與魅力——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在差異中找尋民族自我，在“和而不同”的交往理性中尋求共識，在平等對話中體認“他者”的文化價值。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覺，我們尤其要克服兩極對立的知性思維，要保持一顆文化交流的平常心，不帶任何偏見地對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不要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總之，要以平等平視的平常心態促進世界不同文明間的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以開放胸懷同世界其他文明開展交流互鑒。

　　其次，文化主體性要求培育健康的文化自省態度。反思有利于進步，沒有文化的自省態度，就不可能開啟真正的文化創新。一個民族只有在不斷的反思與批判過程中才能客觀公正地把握民族文化的發展，從而時刻保持文化危機意識。尤其是在當代社會中，文化價值觀以及文化意義給人們的行為選擇實踐帶來了諸多可能性，但也存在著很多危機與風險，如何在文化多樣化的基礎之上建立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念和文化精神，這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解決的問題。一個民族擁有了文化自省意識，才能不斷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活力。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曾言：“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我們的民族文化只有不斷反省才能“輔新命”，繼而達到“中庸”的境界，才能更好地參與到全球文化話語體系中。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就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要食洋不化、盲目照搬，而是積極向內找尋符合現代潮流的意義和價值的因素，實現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的統一。

　　最后，文化主體性推動中華民族走向文化自強。在全球化語境下，文化主體性決定著一個民族能否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從歷史上看，正因為有了文化主體性，中華民族才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這種堅定的自我深深嵌入中華文明史的深層結構和內在肌理之中，并激活了今天中國人擔負新的文化使命的自覺意識。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因此需要文化先行，確保在2035年率先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我們要自覺從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中吸收養分，讓越來越多人感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強大精神魅力，面向世界去更好構筑中國精神、彰顯中國價值、凝聚中國力量，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同時，我們還要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為社會健康發展提供精神指引，不斷推進文化體制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加豐富的精神文化產品，豐富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立足中國式現代化，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