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立群（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文化實踐是現代世界的一種新的實踐領域，也標志著一種新的實踐形式。文化實踐理論來源于現實的文化實踐。當今，無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非常重視現代文化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確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由此，我們提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文化實踐任務。同時，當代全球化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全球化，由經濟全球化引起并伴隨著經濟全球化，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價值沖突逐漸成為我們面臨的重要問題：當代總體全球化的內涵逐漸豐富。所以，20世紀以來，世界馬克思主義發生了著名的“文化轉向”，由傳統馬克思主義分析生產關系、資本、私有制、剝削轉向對文化和上層建筑的分析。這些文化實踐的現實問題逐漸把現代世界對事物的理解“鑲嵌”在一種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中，這一文化背景又把文化實踐的問題凸顯出來。

　　文化實踐的提出也是馬克思“勞動—社會”實踐哲學中文化內涵的凸顯。從實踐哲學發展的理論邏輯來看，實踐的形式和范域是不斷拓展和深化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把倫理和政治作為實踐的領域，以倫理和政治行為作為實踐的主要形式。政治以倫理為基礎，而倫理一詞即具有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的意義。但是，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主要突出了實踐的政治意義。由此奠基了傳統實踐哲學的政治哲學傳統以及隨之而來的精英主義性質。

　　馬克思的“勞動—社會”實踐哲學批判地繼承了實踐哲學傳統。他把勞動作為社會的基本存在提升為基本的實踐形式。他主張的不是單純的政治實踐和政治革命，而是全面的社會實踐和社會革命。社會學理論認為，社會和文化是可以互相詮釋的，社會本身就是文化的（迪爾凱姆），這與馬克思是一致的：馬克思的社會實踐包含了文化實踐的含義。但是，由于革命的需要，馬克思所側重的仍然是社會的制度層面。中國特色的文化實踐理論即馬克思社會實踐理論中文化內涵的開顯，深入到社會實踐的文化根基中。

　　可見，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文化實踐理論的提出既具有現實的合理性又具有理論的邏輯必然性。

　　中國特色的文化實踐理論肯定了文化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基礎地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發揚了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理論，把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理論轉化為指導我國改革開放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轉化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特別是在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逐漸突出了社會改革中的文化內涵。無疑，經過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基本建立起來。在這一前提下，文化建設的意義逐漸凸顯出來。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并把文化自信視為“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強調這種自信構成一種“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這些論述在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關系中，使用了“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來形容；在描述文化的力量時，則使用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來說明。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就把文化看作國家和民族的靈魂，看作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必要條件。由此，就把文化作為道路、理論和制度的根基意義揭示出來了。

　　中國特色的文化實踐理論以全面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文化實踐的根本任務。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植的文化沃壤。但是，全面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不是“原教旨”式的復興，而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為坐標展開的。

　　中國特色的文化實踐理論進一步提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文化實踐的根本途徑和方式。全面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不是保守舊傳統的文化“原教旨主義”，而是要堅持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就明確了文化實踐的途徑和方式。因此，需要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其保持活力。

　　所謂“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是通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概念、命題和理論的轉化，消解其封建的因素，進行文化傳統范式的轉化。諸如，中華傳統文化雖然強調微觀中的個人不是一個封閉的主體，應當在“關系”中理解主體，個人應超越自我，走向普遍性。但是，其主體間的關系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建立在封建等級制基礎上的，應把它建設為現代的主體間關系，即主體間的真正平等關系。在宏觀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然強調一種“天下”胸懷，表現了一種價值普遍化的意圖，但是，“天下”概念是為了維護封建社會極權統治的意識形態，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們要去除這種封建意識形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上理解“天下”；而且“天下”概念存在著“華”“夷”之分：“天下”是與“夷”相對的“華”之天下，因此，“天下”仍然具有狹隘的民族中心主義色彩。我們要在“世界”（與“天下”概念相對的“世界”概念，其核心內涵是指一種克服了狹隘民族主義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利益）意義上來理解“天下”。如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可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接受。在這一基礎上，通過對傳統文化概念、命題和理論的研究，我們可以凸顯其背后的范式，通過批判實現傳統文化范式的轉換。

　　所謂“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是在現代化背景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為旨歸，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一種總體上的現代性重建。“創新性發展”表明了“創造性轉化”的方向性，即這種“轉化”既不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原教旨”式的復興，也不是新儒家以儒家哲學為“宗”融合外來思想式的復興；而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以馬克思主義為“魂”，使二者在世界現代化特別是在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相互詮釋、相互轉化和相互融合，激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旺盛生機和活力，使之能夠成功地應對和解決時代問題，形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基礎，最終成為一種新的文明形態。

　　中國特色的文化實踐理論的最終目的是奠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基礎，創造一種新的文明形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式現代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新文明形態是有著內在聯系的。

　　一種新的文明形態應當是克服舊文明弊端的更加完善的文明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既是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化意識形態的批判，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為基礎對現代性的“重撰”。

　　中國式現代化把現代化看作一場社會革命，是從傳統的農業文明形態走向現代工業文明形態的過程。中國式現代化區別于資本主義現代性文明，即一種由資本邏輯支配的片面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總體現代化。這種總體現代化在內容上包括走一條技術和經濟上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即以辯證理性、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統一的完整理性為核心的綠色可持續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這是一種不同于西方發展理論的新的發展觀；構建人道、效率、公平相統一的新型社會、勞動以及社會管理的精細分工和權力職能系統，以克服資本主義科層制管理體系的官僚主義等弊端；重構以完整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性文化，以克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功利主義、計算主義；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克服資本主義以資本增值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即一種總體性現代化，就是克服西方片面物質主義的現代化，使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全面提升過程。中國式現代化克服了西方現代化模式引發的各種危機，構建了新型現代文明形態的基本典范。

　　與此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則形成了一種與中國式現代化一致的新的世界文明結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一種新的普遍文化價值即全人類共同價值。全人類共同價值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善”，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價值，它既包含了人類的生存價值也包含了發展價值，既包含了物質價值也包含了精神價值，以此為核心構建了新型平等的、以協商理性為核心的國際關系體系，消解了全球化舊的“中心—半邊緣—邊緣”“中心—依附”等結構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形成一種新的文化經驗。自從美國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了“地球村”的思想后，人們通常習慣從全球空間“壓縮”或“收縮”的空間意義上理解“地球村”概念。其實，“地球村”概念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解框架內，同時包含一種內在體驗性：它將為人們提供一種不同的心理依托，這種心理依托不再僅僅以民族共同體為歸宿，而能夠超越民族共同體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歸宿。與此相應，這種經驗不再對世界產生“陌生感”和“叢林感”，而是具有一種真正的“家園感”。人類命運共同體改變了全球化的世界文明結構，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經驗，這構成了新文明形態的重要內容。

　　在當代全球化背景下，人類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大家庭”中，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和共同的危機。這就決定了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現代化道路都不是一個民族“自己”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維度的文化，更對世界具有某種“示范性”意義。中國式現代化對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處理方式、中國現代化的總體性及其新文明范式，對當代全球化和世界的未來發展都具有某種“示范性”意義。中國道路的價值選擇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價值有著內在的契合性。它們在當代全球化運動中，為人類展示了以新的普遍價值為核心的新文明形態。因此，建立中國的文化實踐理論不僅具有中國意義，而且具有“人類”意義和“世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