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覺智（Yegor Grebnev）（北京師范大學珠海校區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中華文化與國際傳播專業助理教授）

　　在當今這個時代，我們特別需要重新審視中西方文化的共同點。除了敬老慈幼、重視生命、善待親人等許多文化所共有的基本道德準則外，中國和西方國家在文化方面還有其他共同的價值觀念，那就是重視學術傳承，也愿意為維護和延續學術傳統而投入資源。

　　無論是中國社會還是西方社會都樂于接受基于歷史經驗和學術權威的觀點，并且在這些觀點的基礎上尋找當代問題的解決方案。在上述社會的運行中，專業知識的生產與國家、社會的管理聯系緊密。這保證了重要決定或多或少需要經過專業審核才能通過，不符合歷史經驗和學術共識的危險意見大多會被否決，從而為大多數人的生存提供保障。對專業知識的尊重是中國和西方文化中重要的共同價值觀念。但有時正因為這是得到人們共同認可的觀念，所以很容易被忽視，人們會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不需要對其進行反思。

　　“士”追求政權與學術共生的傳統

　　公元前5世紀前后，中國開始經歷重大的歷史變革，冶鐵業的發展促進了人口增加、城市擴張，使整個社會體系快速轉變，貴族統治開始被官僚統治取代。以先秦諸子為代表的哲學傳統便產生于這種歷史環境中。戰國時代的諸子不再替高層貴族說話，而是發出了獨立的聲音。他們代表新型的“士”階層，也就是資產不算很多，但是能夠獲得教育資源，深愛學術并渴望參與社會管理工作的人。當時，“士”的社會地位雖然不是最高的，但由于編寫和傳承文獻的工作主要由他們來完成，到了戰國后期，歷史文獻的書寫幾乎完全是按照其理念進行的。例如，當我們提到商朝開國君主成湯，就會想起他的臣子伊尹，而在周朝的文王、武王身旁也有周公、太公等體現學者理想的人物。君主離不開學者的理念在儒家、墨家、道家等的文獻中都可以看到，可以說是戰國時代文人的共識。

　　將學者形象深刻嵌入歷史上的關鍵時刻，或許是戰國時代的“士”對中國社會意識最重要的貢獻。由于對共同記憶生產的重大影響，他們一定程度上能夠塑造未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有一部很有意思的描述社會改造藍圖的文獻，被稱為《治政之道》和《治邦之道》（雖然有兩個標題，但這兩者實為一部文獻，發表于第九冊的《治政之道》是文獻的開頭，發表于第八冊的《治邦之道》是結尾）。這部古文獻通過對美好的“昔”和墮落的“今”的對照，系統闡述了回歸上古“先帝”理想制度的方法。這部文獻的內容不算特別新穎，其中很多細節在《墨子》《孟子》《荀子》等書中都能看到，但其綜合性描述讓我們可以從宏觀、整體的角度看待戰國時代“士”階層的社會理想。事實上，文中的“昔”反映的不是過去，而是作者當時的夢想，也是其對未來社會的追求。

　　文獻作者認為，當時存在許多政治問題，包括暴力的外政、對軍功的高估、統治者不聽取賢臣的意見、高官的錄用依靠貴族身份或統治者的偏好而非才華和功勛、迷信影響政治決定、民眾的福祉安康未受到重視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統治者首先需要相信自己有主體性，以及國家治理的成敗取決于政策的合理性而非上天或鬼神的看法。脫離迷信是負責任統治的前提，是專業官僚制度的開端。在一個社會體系中，學者應該是社會管理的積極參與者，學術傳統是使國家治理變得更專業、更道德、更具有自我認知的力量，而不僅僅是積累知識和經驗的被動工具。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治政之道》和《治邦之道》所體現的社會改造藍圖不是紙上談兵的空想，而是反映了戰國時代從充滿迷信的、基于貴族“武德”的統治觀念向理性的、代表了官僚階層“文德”的統治觀念轉型。戰國時代之后的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這部文獻中對理想社會的描述。中國雖然經歷了多次政治變革，但繼承學術傳統的文人在社會管理體系中長期具有較高的地位。如今，產生于戰國“士”階層、發展于秦漢及之后的儒家理念，在中國依舊得到了傳承。制度雖然變了，但是關于政權和學術傳統共生的古老理念并沒有消失。

　　歐洲世俗時代的開始

　　在一些學者看來，戰國時代的文獻有助于了解中國歷史，但與受到西方文明影響的當代世界關聯性不強。其實《治政之道》和《治邦之道》所反映的社會轉變，與歐洲社會在16—18世紀所經歷的現代化變革非常相似。加拿大學者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一書中詳細描述了當時的歐洲如何從重視軍功的貴族社會發展成“禮貌”的世俗社會。歐洲社會這一世俗化過程的背后有很多思想家，身為基督徒，他們主張的不是廢除宗教，而是接受人對世界的責任、開放人的主體性，同時以理性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包括很重要的戰爭與和平問題。現代的歐洲仍然沒有放棄宗教，但不再把上帝、圣人看作能夠直接影響社會的力量，因此強化了世人的責任感。

　　與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人一樣，16—17世紀經歷了長期宗教戰爭的歐洲人意識到以和平方式緩和沖突的重要性。世俗化轉變改變了歐洲社會的主流觀念：從前神和人共同參與的世界成為了人類自己的責任，神只會從距離遙遠的地方以間接方式協助其創造物，再也不會直接干涉其創造物的運行。這種被稱為“祛魅”（disenchantment）的脫離充滿神話因素世界觀的過程，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也可以看到。《尚書》《春秋》《左傳》等比較早期的文獻中有許多例子證明，當時的人相信歷史發展（更確切地說是國家的存亡）取決于上天和鬼神的安排，而人只能盡力配合。《治政之道》和《治邦之道》反對這樣的觀點，提出國家大事是統治者自身的責任，而祭祀、占卜等活動不能起決定性作用。

　　中國觀念影響歐洲世俗化轉變

　　歐洲社會的世俗化轉變與比其早2000年的中國戰國時代有相似的發展軌跡，這不僅是歷史巧合，而且有一定的因果關系。泰勒所描述的轉變發生于歐洲耶穌會傳教士開始系統研究中國的時代。他們發表的關于中國政治哲學、統治制度的著作以及對儒家經典作品的翻譯在當時的歐洲受到極大關注。17世紀末，德國哲學家、數學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茨通過閱讀耶穌會傳教士作品、與其通信或面對面交流的方式，獲得了很多與中國有關的信息。他相信中國在“實踐哲學”（也就是國家、社會管理）上有優勢，并且主張通過雙向傳教讓中國派來的“傳教士”補強歐洲人在這方面的短板。在萊布尼茨等人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基于專業管理階層的制度為改造歐洲社會提供了重要參考。

　　歐洲社會的世俗化轉變雖然有自身的發展邏輯，但是對中國的認識加深了歐洲人對理性管理的信任。過去數百年間的密切交流拉近了中西方之間的距離，使我們形成了不少共同的觀念。我們在觀察人類不同文化的時候，經常會關注令人驚訝的差異，而值得珍惜的共同點，很多時候會“逃出”我們的視線。可能正是因為我們逐漸變得相同，所以才不再關注對方曾經在己方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有責任的、理性的、尊重專業知識的社會管理方式，作為中國和歐美社會曾經付出很大代價才獲得的共同價值觀念，是文化融合發展的表現，也是我們能夠樂觀看待未來的重要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