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培林（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學部委員）

　　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文化”可能是一個研究最為廣泛，但理解也最為多樣的領域。世界上不同學科的學者，關于“文化”這個概念的定義，就有上百種之多。在我國當前，文化、文明研究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有數千年文明史的國家，而且因為它們與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具有極為緊密的聯系。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布局中，文化建設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大建設之一，文化建設與現代化建設實踐的這種緊密聯系在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是罕見的。

　　近代以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中國知識分子走過了復雜的心路歷程。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國門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知識分子在救亡圖存、啟蒙圖強的探索中，形成了向西方學習、批判傳統文化的思想主線，把從洋務運動、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視為從器物上、制度上和觀念上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過程。這與西方作為現代化先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不同，后者是用從西方希臘羅馬文明發現的自由、民主等文化基因來反對中世紀的“黑暗”逆流，而中國在探索走向現代化的初期便形成了某種與傳統文化的斷裂取向。

　　我不敢說這完全是受西方思想家的影響，但的確有眾多西方的經典思想大家都對中華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的可能性持否定態度。比如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和《世界史講演錄》中都表達過這樣的意思，即中國在本質上是一個沒有時間演變歷史的國家，所以沒有發展和進步，只有王朝的更替循環。韋伯在《中國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以及《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中也認為，以儒教和道教為主導的中國文化和社會體系發展不出來近代理性的資本主義文明，雖然中國人不缺乏智慧和技術，但巫術的理性化體系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變革，只有從新教倫理才能生長出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作出類似判斷的西方經典思想大家還有很多。

　　近代以來，中國主流知識界在變革圖強中與傳統文化的斷裂取向，這是一條明線。無論是改良傳統還是革命傳統，都與這條線索的敘事緊密相連，已經有諸多著作在分析這條思想線索。但其實我們容易忽略與之并存的另外兩條線索：一條是日常生活的線索，中華文化是刻寫在中國人文化基因里，融化在中國人世代相傳的血脈中，體現在中國人的生活態度、日常生活習俗和禮儀以及天下觀和價值觀里的，是抹不去也斷裂不了的；另一條是中國傳統文化對變革圖強思想理論的深層文化熏染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文化自覺。社會學最初在中國被稱為“群學”，并被闡釋為強調國家和社會整體力量的群體主義思想。這種古為今用的深層文化熏陶，隨著中國經濟的起飛，也逐步發展成一種中國文化自覺。

　　在我國經濟社會的新發展階段，文化建設研究的重要性，更因為我們要塑造和實現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而愈加凸顯。“文化”和“文明”在中文中因為詞匯相近而常被等同使用，但在西文中二者的詞根完全不同，從詞源學上說二者的含義也有很大區別。“文化”實際上就是“人化”，有了人類的活動就有了文化；而文明是與文字、城郭和社會禮儀等的出現相關聯的，并往往與蒙昧和野蠻相對。每一個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史，但并不是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史都能形成自己的文明。

　　雖然關于文化、文明的研究很多，文化建設在我國現代化實踐中又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并沒有“文化學”這樣一種學科，文化研究往往被理解為一種跨學科研究，而且主要涉及文、史、哲等人文科學。這種研究狀況不僅影響了文化研究的規范性和學術共識，也難以滿足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和建設文化強國的戰略需求。文化研究需要加強學科化建設，也特別需要經驗學科的更多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