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子今（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中華文明數千年來持久發展，曾多經歷嚴重內在弊病和強勢外來攻奪導致的挫折、摧傷、打壓和沖擊，如西漢人史論所言因強勢外族侵奪的威脅，“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但仍然長期連續而不中斷。借助《史記》及其他上古文獻有關“不絕”的多種文化特征的表述，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連續“不絕”，可從宗親關系、祠祀禮俗、文化威權、道德精神、藝術傳統等方面發現其歷史因素。

　　宗親關系：“相承不絕”

　　在中國傳統宗法制度的作用下，宗族親情延續長久。《史記》卷20載：“有土君國以來，為王侯，子孫相承不絕，歷年經世”，所謂“子孫相承不絕，歷年經世”就形容這種現象。雖上層社會宗法關系更為牢固，但“相承不絕”的宗親關系并不僅限于“王侯”階層。《史記》卷36載：“田常得政于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史記》卷40載：“不絕其社稷”，《史記》卷126載：“后十世不絕”，雖說的都是“有土君國”者，但維護這種關系的“不絕”確是社會諸多層面的共同理念。如《漢書》卷4可見這樣的說法：“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所謂“世世不絕”的“子孫繼嗣”的共同追求，可以“天下”概言之。

　　《漢書》卷28下記載：“（周）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所謂“子孫不絕”，是能力超常與功業卓越的歷史回報。《三國志》卷7又可見這樣的說法：“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這似乎也是“天下”“四海”共通的社會理念。

　　敬祠禮俗：“祭祀不絕”

　　祠祀，是敬祭天地山川神靈之外，基于對家族歷史乃至總體歷史深情尊重、紀念和維護的社會禮俗。《史記》卷5可見所謂“不絕其祀”，說秦相國呂不韋滅東周之后維持其“祀”的傳統。《史記》卷6也記載：“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這是政治爭斗中勝利一方權力者的寬懷表現。

　　《史記》卷7言義帝之死，裴骃《集解》：“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這是民間社會政治同情的一種寄托。《漢書》卷89記載：“文翁終于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續漢書·郡國志一》“河南”條劉昭注補：“《皇覽》曰：‘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周靈王冢，民祠之不絕。’”也都說民間自發的祭祀。

　　《三國志》卷28載：“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眾，束手受罪，比于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后，令祭祀不絕。’”

　　《鄧艾傳》載晉武帝詔所謂“祭祀不絕”，或說“祠祀不絕”，并非限定于有關家族的具體的先祖紀念，而是體現社會共同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傾向的一種文化意志。王莽曾經宣布：“以新都侯東弟為大禖，歲時以祀。家之所尚，種祀天下。”顏師古曰：“言國已立大禖祠先祖矣，其眾庶之家所尚者，各令傳祀勿絕，普天之下同其法。”所謂“傳祀勿絕，普天之下同其法”，說明這種文化規范具有社會共性，相關理念的文化意義對于民族文明維護的作用不應忽視。

　　文化傳承：“傳學不絕”

　　在中國傳統意識中，以文獻著述、學術創造、思想升華為標志的文化，長期具有崇高的地位。由此體現出文化人以及他們所實現的文化創獲、文化積累、文化傳承受到社會共同的尊崇。

　　《史記》卷47寫道：“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后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余年不絕。”司馬貞《索隱》：“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后，后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于壽堂中。”所謂“孔子衣冠琴車書”“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是孔子文化事業的象征。其收藏，可以看作最早的博物館和紀念堂。

　　東漢時，有人回顧秦漢之際的文化史，稱“漢遭秦余，禮壞樂崩”。然而《漢書》卷30又指出：“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道出了儒學經典在遭遇“秦燔書”大厄之后依然得以長久持續傳承的社會文化史跡象。世家多關注“孝武世”的行政強力干預，其實民間的文化傳承力量，是不可以輕視的。《后漢書》卷32的說法，是“使孔圣之言傳而不絕”。東漢儒學更得以廣泛普及。《后漢書》卷76下所謂“子孫傳學不絕”等，指明了這種文化傳承強勁的韌性。所謂“傳者不絕”“傳而不絕”“相傳不絕”“傳學不絕”，都強調了長久的繼承關系。

　　《三國志》卷11：“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三國志》卷51：“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這里所說的“教授之聲”和“誦”讀之“聲”之“不絕”，不可直接理解為文化傳承的“不絕”，可看作“傳學不絕”這種文化史現象生動具體的社會表現。

　　道德精神：“仁義”“不絕”

　　賈誼《過秦論》分析周秦興衰時指出：周“得其道，而千余歲不絕”，相反“秦本末并失，故不長久”。周政得以持續長久，在于“道”的理解和把握。司馬遷贊同賈誼的史論：“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政治權威的歷史作用長期“不絕”，在于“得其道”。這里所謂“道”，指合理的文化原則、文化理念。然而在某種意義上也有接近后世所言道德的涵義。漢代瓦當文字“仁義自成”，“道德順序”，體現出在儒學成為意識形態正統之后，“道德”作為高上的精神力量，也顯著影響著文化格局和行政秩序。

　　《史記》卷67可以看到這樣的話：“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所謂“仁”“義”，成就了史稱“不絕世”的政治文化的持續穩定。《史記》卷79《范雎蔡澤列傳》記述：“圣人制禮節欲，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謂“天下承而不絕”，《史記》卷126以齊國“太公”之政為典范：“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其長久“不絕”，在于“仁義”的“躬行”。對于“周道”之成功的贊頌，也是與“先王之德”相聯系的。《漢書》卷56：“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為生賢佐，后世稱誦，至今不絕。”“周道”的“粲然”光輝，超越所謂“七百歲而不絕”以及“千余歲不絕”的政治威儀，形成的政治文化影響“后世稱誦，至今不絕”。

　　藝術傳統：“弦歌”“不絕”

　　有一種人文力量的作用，也影響了中國文明持續前行的歷史。前引《史記》卷47說到孔子文物“衣冠琴車書”，司馬貞《索隱》所謂“衣冠琴書”得到珍愛與繼承，其中“琴”竟然在“書”之前。

　　“樂”體現的文化傳統，在《史記》中是得到肯定的。汲黯所謂“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萬民”，被司馬遷載入《史記》卷24。此外，所謂“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所謂“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都強調了“樂”作用于政治、文化及社會的意義。《漢書》卷22寫道：“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余烈尚猶不絕”，則直接而明朗地指出了“樂”與文明傳統“不絕”的關系。

　　《三國志》卷30載：“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都說“樂”之“聲”“音”“歌”的“不絕”。前者“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與文化威權之“傳學不絕”，道德精神之“仁義”“不絕”有內在關聯。可以說，“樂”的這種“不絕”，是中國文明連續綿延的文化表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