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谷喬（吉林財經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對于《論語·鄉黨》中“康子饋藥”和“山梁雌雉”兩章，歷代學者讀解紛紜，莫衷一是。這兩章之所以成為聚訟千年的學術公案，根本原因是后世對孔子的情志體悟不透徹以及對相關文本闡釋的不確定性。《中國社會科學報》于2023年9月22日刊發了李偉陽先生撰寫的《〈論語·鄉黨〉兩大公案新詮》，文章立足文本闡釋，旁征博引，綜合古今學者觀點，自成一家之說。尤其是作者獨辟蹊徑，從《周易》卦象的哲學視角，解釋“山梁雌雉”的主旨，角度新穎。不過，通觀全文，似乎尚有未講通、講透之處，筆者在此不揣淺陋，嘗試做出一些分析，不妥之處，期待學界方家批評指正。

　　“康子饋藥”是春秋筆法嗎

　　李偉陽認為“‘康子饋藥’蘊含的春秋筆法值得深究”，我覺得有必要先談一下什么是春秋筆法。所謂春秋筆法，是孔子著《春秋》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公羊傳·閔公元年》），而使用的將內容表述得隱微不明的寫作手法。具體有兩種表現形式：其一是微言大義，寓褒貶于一字之中，委婉表達個人史觀；其二是語焉不詳，故意造成情節空白，引發后人多種解讀。以此衡量“康子饋藥”，其實這一章并沒有使用春秋筆法。

　　《鄉黨》“康子饋藥”記載：“問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不受。曰：‘丘未達，不敢嘗。’”在正式敘述康子饋藥之前，編撰者特意先說了一句“問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可知孔子平常托人給外國友人送去問候，都要在送行時向使者拜兩次，所謂“再拜”就是拱手彎腰拜謝兩遍。然而對于季康子，這位魯國執政大臣主動問候孔子并贈予禮物時，孔子只拜了一下。這就非常耐人尋味了，一個是“再拜”，一個是“拜”，本章的編撰者在這里似乎是害怕讀者忽略孔子只拜了一下，所以故意先插入孔子平日執禮的情況，提示讀者做一下對比，注意禮樂大師的失禮之舉。以此觀之，編撰者在前四句是有意使用對比手法凸顯孔子失禮，構不成“微言大義”。接下來，孔子說自己不了解這藥的藥性，所以暫且不試服了。依照當時禮制，“凡受人饋遺可食之物，必先嘗而謝之”（何晏、邢昺《論語注疏》），即對于饋贈食物先要嘗一下，以示鄭重感謝之意。在這里，孔子的前后動作連貫，不存在情節空白，他沒有依禮行事，傳達出的冷淡態度已十分清楚，因此這也不能稱為“語焉不詳”。綜上所述，“康子饋藥”章沒有使用春秋筆法。

　　事實上，《論語》中孔子對季康子種種不遵周禮、不仁不義之舉基本都是直言不諱，“康子饋藥”章的編撰者也著實沒有必要使用“暗寓褒貶”的春秋筆法了。如在《八佾》篇中，孔子表達了對季康子越禮祭泰山的強烈不滿。在《先進》篇中，記載了季康子派冉有向孔子咨詢增加稅賦事宜引發孔子的強烈不滿。據《左傳》記載，孔子的態度是“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實際上，魯國當時正施行初稅畝，且征收情況穩定，但按照《周禮》，天下土地歸周天子所有，施行田畝稅收相當于承認土地私有，因而初稅畝其實已違背典制，而季康子又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稅，這意味著在背禮的路上走得更遠，于是孔子憤慨已極，他直接反問季康子，你一意孤行，又何必來問我！在《季氏》篇中有一段孔子關于季氏討伐顓臾的議論，孔子毫不留情地指出季氏欲伐公家之臣，是明顯違制越禮，并斥責冉有作為季氏家宰，不但不規勸季氏，反而幫其文過飾非。

　　以上三章孔子對季康子的批評一次比一次言辭犀利，反映出孔子心目中的季康子實質上就是一個無恥政客。道不同不相為謀，孔子對季康子的反感既然如此鮮明，“康子饋藥”章又有什么必要再“為尊者諱”，使用春秋筆法呢？

　　事實上，季康子也很清楚，他與孔子，一個追求政治權益最大化，一個是堅守仁義的君子，二人在政治思維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他為什么還會奉孔子為國老，時不時地去問政呢？這主要是季氏心中顧慮孔子的號召力及其眾多弟子的政壇影響力。可以說，他假意交往孔子，意圖營造仁德為政形象。對此，孔子自然也看得透，于是在《鄉黨》篇中，他故意違禮待之，暗示自己不稀罕季康子的虛情假意。的確，既然仁義道德在季氏那里一文不值，那么孔子也不必配合這個偽君子演戲了。

　　“山梁雌雉”發生情景之再探究

　　《鄉黨》“山梁雌雉”章云：“色斯舉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此章描寫了雉雞、孔子和子路。李偉陽在文中指出“色”是人的神色、神情，是“行人起念雉雞受驚而飛”。孔子見后發出了時哉之嘆，慨嘆“天下無道已久，仁者不得其時”，李偉陽認為“時”當指“時遇、時運等偶然因素，引申到人亦應如雉雞一般把握時運”。繼而“子路設下網罟，用誘餌抓住了一只，孔子見狀又感慨‘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經過老師一番教導，最后子路釋放了雉雞，“并且不忘抱拳向它拱了拱手，雉雞自顧自地張開翅膀，鳴叫了數聲飛走了”。

　　表面上看，這樣的解釋基本可以自成其說，特別是古代《論語》詮釋大家也有持相似觀點者，例如朱熹就解釋說：“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后下止……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何晏對后半章的解釋是“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本意，不茍食，故三嗅而作”。邢昺也贊同此觀點，認為“（子路）以為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供具之。孔子以非己本意……故但三嗅其氣而起也”。李偉陽贊成朱熹“鳥見人色”說，且他與何晏、邢昺都認為子路捕獲了一只雉雞，分歧只在于那雉雞最后是被子路釋放了，還是被烹而供之。

　　其實，朱熹的“闕文”說，只是他個人的推斷，沒有事實依據。這一章“自古以來就沒有滿意的解釋”（楊伯峻語），雉雞會看人是否面善，以及子路捕雉的解釋，于情于理都講不通。首先，雉雞不會看人的臉色，這是常識，它們還不具備在危急時刻覺察人類神態細部特征的人類情智。其次，子路不解孔子“時哉”之嘆，以為此時的野雞正肥，老師想品嘗一下，于是不辭辛苦去捕獲了一只，而孔子明知子路錯會己意卻不明言，竟然只在一旁看著子路大費周折去捕雉雞，這行為著實怪異，似乎也有失師表之大雅。我們姑且不論子路是否真會愚鈍至此，但《論語》中的子路“聞過則喜”確是事實，假如他真的做錯了，那么誨人不倦的夫子為何不及時告知這位愿聞其過的弟子呢？

　　憑空臆想的闡釋是說不通的，我們應該分析具體文本。“山梁雌雉”章可分為三小段：第一段，色斯舉矣，翔而后集。寫的是雉雞見人逼近，知危而去。它們飛翔一陣之后，又聚落在一起。第二段，“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這是孔子觸景生情發出的喟嘆。第三段，“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寫的是子路聞夫子之言有所感發，不無俏皮地向雉雞拱手致意，這再次引起雉雞警覺驚飛。

　　這里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孔子時哉之嘆確為“仁者不得其時”的意思，但結合《鄉黨》篇全文意境分析，他更多的是對自己退隱鄉黨而難得自在的慨嘆。孔子周游列國，一生不得其用，回到魯國，偏偏又有季康子這樣的權臣，不僅蔑視禮法，還總假意向孔子問政以博取時名，這在孔子看來不異于騷擾。用世不能，避世又不得，讓圣人自傷生非其時。可見，孔子的“時哉！時哉！”是雙關語，頗具深意。表面上是孔子即興贊嘆山梁雉雞尚能自由自在，遠害避險；深層引申則是夫子慨嘆人也應該根據所處時空環境，正確把握個人出處行藏。然而，現實情況卻往往是人要被動接受命運的安排，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季康子不遵周禮、不仁不義、專權任事，孔子很無奈。彼時政治環境險惡，魯哀公的政治能力又實在太差，《論語·八佾》記載的魯哀公向宰我問社事，就是明證。當時宰我以栗樹為譬，勸哀公用嚴政，孔子聽聞此事深表憂慮，他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是在委婉表達他深知哀公無能，三家擅政由來已久，宰我此番輕舉，必遭殃禍。后來的事態也確如孔子所料，哀公被三家逼逐，宰我也因謀攻田氏而被殺。足見身陷政治漩渦而心懷仁義道德是有生命之虞的，能夠全身遠害、隨自己心意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竟也是一種奢求。由此觀之，則人確乎不如山雉，因而錢穆先生說，“雖雉之微，尚能知時，在此僻所，逍遙自得，嘆人或不能然也”。

　　“山梁雌雉”章通篇文字整飭凝練，透過文字我們仿佛看到一組精彩的特寫鏡頭：雉雞警覺遠害，自由翔集的情景引發了孔子所處非時的人生喟嘆，子路幽默回應，再次讓雉雞驚飛遠去。文章起筆寫雉雞，收筆又回到雉雞，不動聲色地做到了前后呼應。簡單的六句話描寫了三個對象，其中孔子是主角，雉雞與子路都是配角，每個形象都很傳神，且孔子的時哉之嘆，意蘊深長，成為全篇的文眼。如此豐厚的審美體驗，讓“山梁雌雉”章足稱千古妙文。

　　結語

　　孔子晚年內心通透且惘然，自己學養深厚也好，仁義修身也罷，最終只落了個“今非其時吾何求”的嘆息，在看透、看淡之后，他已然決定要平淡終老于闕里，享受知禮守矩的自在生活。因而，我們看到孔子退居鄉黨，居止言行、飲食衣著，事無巨細都以禮自守，謹慎平實。唯獨“康子饋藥”一章不合禮法，其實它恰恰與“山梁雌雉”暗相呼應，構成了內在的邏輯關系。“康子饋藥”是孔子故意違禮，擺明冷淡的態度，暗示自己不愿與季康子周旋；“山梁雌雉”則展現出孔子對避險遠害自由的真誠向往。在這一破一立之間，孔子標舉了自己“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生活旨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