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運富（國家語委科研基地漢字文明傳承傳播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鄭州大學負責人）

　　2019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甲骨文發現和研究120周年的賀信中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發現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甲骨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值得倍加珍視、更好傳承發展”。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視察時指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為我們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國信史向上推進了約1000年”。這些話語深刻揭示了殷商甲骨文與中華文明的關系及其重大意義。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系統闡釋了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華文明的這“五個突出特性”是從中華民族古往今來的各種文化元素中總結概括出來的，可以用中華民族的各種文化元素來驗證。殷墟甲骨文是中華民族早期的重要文化事項，殷墟甲骨上的語言文字及其記載的文化內容，也充分體現出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全面闡發甲骨文文明特性，打造甲骨文文化高地，對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大意義。

　　源遠流長的連續性

　　殷墟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殷商王室的檔案，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和真實文獻記錄。由甲骨文的成熟性和系統性可以推知，甲骨文之前必然還有更久遠的文字和文獻之源。甲骨文中有用繩子編聯竹簡的“冊”字，還有把書冊鄭重存放在臺案上的“典”字，說明商代有很多典籍，其中應該有不少是前代傳承下來的。對商代早期和夏代的考古發現了新石器時期的大量陶器符號和巖石符號，也證明殷墟甲骨文不是憑空產生的。而自殷墟甲骨文以來，漢字面貌雖經多次嬗變，記錄的語言和文獻文體也古今有別，但漢字漢語漢文都是傳承性的漸變和與時俱進的優化，沒有出現過徹底推翻前代語言文字和典籍文獻的情況。從甲骨文以來，中國的文脈從未間斷，甲骨文奠定的漢字系統是傳統所言世界四大古典文字（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古埃及圣書文字、古印度印章文字、古中國甲骨文字）體系中唯一傳承至今、仍被繼續使用的文字。殷墟甲骨文見證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以甲骨文為基礎的漢字為什么能持續流傳至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漢字和漢語、漢字與中國文化是交融在一起的，漢字本身就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漢字可以改革，可以改良優化，但絕不會滅亡，也絕不能廢除。每當漢字使用出現困難時，人們不是推翻或否定原有系統，而是因勢利導、改革改良，使其在基因相承的前提下更加適應時代需要。如秦代的“書同文”解決的是戰國用字混亂問題，采用的方法只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漢代“隸變”的動因是提高書寫速度，主要通過書寫技法來改善，變線條為筆畫、變圓轉為方折；近現代的漢字簡化主要是解決學習繁難問題，只是通過部分字的筆畫減省和字種合并來減輕學習負擔，而且簡化字80%以上是自身演變的結果，并非突然的全盤改造或替換。漢字在漸變改良中保持了基本性質、結構規則和使用規律不變，所以始終適應著社會的發展，也促動著文明的進步。這種在繼承基礎上的優化追求，既是漢字生命力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中華文明持續發展的體現。

　　構造巧妙的創新性

　　殷墟甲骨文雖然淵源有自，但自足的系統和完善的功能體現出民族文化的原創精神。特別是漢字形體的構造，從無到有，從少到多，推陳出新，孳乳繁衍，每個字都蘊含著古代豐富的文化元素和先民獨特的創造智慧。

　　漢字創造是一個由無到有、由少到多的過程。根據造字取形的來源，漢字構造大致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依類象形”“無中生有”，屬從無到有的初文原創階段。這包括直接描摹客觀事物的外形共象、人為規定標志符號、用陪襯符號幫助主體符號表現詞義、借助相關事物形象或創設意境表現詞義、用規定符號區別近似象形符號或指示事物的相對位置等具體方法。第二個階段是“形聲相益”“孳乳浸多”，即根據已有字形的音義進行組合或變異而構造新字的滋生發展階段。這包括音符與音符的組合、義符與義符的組合、義符與音符的組合、義符或音符與形符或標志性符號的組合等。造字方法的靈活多樣，體現了先民從多角度、多方位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智慧。通過分析漢字的構造思路，后人可以體會先民造字時的特征區別意識、主次配合意識、體用相關意識、場景動靜意識、類別歸納意識、時空方位意識、數量多寡意識等。而這些創造方法和創新意識在甲骨文的構形中都有所體現，并且傳承延伸到中華文化的各個領域，成為后世創新活動的智慧寶庫和智慧源泉。

　　作為炎黃子孫，不但要學好漢字，還要深入挖掘漢字中蘊含的豐富創造智慧，使之成為培養創新人才的素材，讓中華智慧深入精神骨髓中，汲取創新活動的營養和靈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中華文明之所以歷經數千年歷史變遷而始終保持生機活力，正是得益于其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

　　文以載道的統一性

　　甲骨文是商代王朝的通用文字，記載的主要內容是商朝王室的行事占卜及商王朝與臣屬各部族和藩屬各邦國的各種關系。其中所展現的商王朝氣象，奠定了中華文明數千年統一性的基本格局。

　　從甲骨文到金文、籀文、小篆、隸書、草書、行書、楷書，漢字始終屬于以形表意的文字系統，讀音不是很重要，所以具有超越方言分歧的功能，不同方言區可以共用漢字。并且，漢字也具有跨文化溝通的功能，成為不同民族的文化認同紐帶。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除了少數短期的分裂外，大一統是常態和主流，也是歷史的必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著能夠溝通方言、跨民族使用的表意文字體系——漢字。漢字的紐帶維系作用，將全國各地、各民族團結為一家，促成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

　　文化認同是心理建構，是各民族對共同價值觀的自我肯定和傳承。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和睦之魂，是文明統一性的基礎和保障。決定文化認同的因素由長期的歷史經驗和知識積淀而成。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通用語言文字是文化認同的重要基石。盡管甲骨文的創造和使用主要掌握在商王室及巫史手里，但在歷史長河中，甲骨文發展成了“經義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的通用工具。隨著歷史的發展，漢字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紐帶。

　　從甲骨文開始的漢字是中華民族主要的交流工具和信息載體，是中華文化的基本要素和鮮明標志。“文以載道”，漢字包含和負載的文化因素，經過歷史的淬煉和積累，已深深扎根于中華民族的心靈深處，成為維系中國各地區、各民族乃至全球華人的精神紐帶，并化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巨大凝聚力。所以，漢字的文化認同作用與中華文明的統一性高度一致，維護漢字的健康發展也是在踐行維護中華民族統一和文明延續的歷史使命。

　　有容乃大的包容性

　　甲骨文的記載形式雖然大都是卜辭，只有少量記事刻辭，但涉及的內容卻包羅萬象。其中不僅反映了商王朝的宗親世系、政體禮制、祭祀教育、戰爭征伐、家庭婚姻、身份稱謂、飲食起居、生老病死，以及當時社會的交通建筑、天文地理、農業手工、器皿物件、動物植物等，還有不同部族、不同邦國、不同來源的不同文化現象。據考古資料顯示，距今4000年前后，來自西亞、中亞的栽培作物小麥、馴化動物牛羊馬等經絲綢之路先后傳入中原地區，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對生產力的發展乃至中華文明的形成和早期發展都起到促進作用，甲骨文的“馬”“牛”“羊”“車”“麥”等字詞顯然受到這些外來文化的影響。就甲骨文字本身而言，也是積累融合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各種形體而逐漸完善的，所以遠古時期的許多陶器符號和巖畫符號被直接吸收或略加改造而進入了甲骨文系統。可見，甲骨文所展示的殷商文字和文化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這種博采眾長、海納百川的包容性，從甲骨文開始就刻在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中，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基因。

　　包容性是中華文明內涵豐富且活力永在的源泉。我們要充分發揮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點，對人類創造的各種文明采取學習借鑒的態度，在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并蓄中推動中華文明發展，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和而不同的和平性

　　甲骨文中有“龢”字，由“龠”和“禾”兩個構件組成，表示的是音樂和諧。此后，該字由音樂的和諧擴展到飲食的和諧，構字從“皿”“禾”聲作“盉”，見于西周金文，飲食調和也是各種原料佐料和各種味道的配合。春秋金文又出現從“口”“禾”聲表示人聲應和的“和”，和聲也是跟原聲的一種配合。音樂之“龢”，飲食之“盉”，人聲之“和”，這些都從表示嘉谷的“禾”得聲，和諧是它們共同的語義基因，后來都用筆畫最簡單的“和”字表示。

　　在甲骨卜辭中，“龢”字主要用作祭名，就是用“龢”這種樂器來幫助祭祀。音樂不僅用于祭祀，也用于宴享和各種禮儀場合。因為古人認為，和諧的音樂能夠溝通人與祖先神靈，也能協調人與人、民族與部落、王朝與邦國之間的關系。古人通過對各種事物互補相成、和諧相處的認識，形成了和諧的觀念，并移之于人類社會，認為人與人、事與事彼此配合，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才是和諧社會。可見，“和”的本質是彼此不同而能相互配合，當然也包括自然的順應一致。

　　從甲骨文開始形成的和諧觀念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的人文品格。和諧推廣到國與國之間，就可稱為“和平”。中華文明不只是追求個人和悅、家庭和睦、社會和諧，也希望國際和平、世界和平。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根植于悠久的歷史，融化于民族的血液，表現在語言文字、思想文化、社會體制、行為準則的方方面面。這種和平性不僅在古代能“協和萬邦”，也決定了中國在現代和未來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不斷追求世界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堅持合作共贏而不搞對抗制裁。和平是中華民族的本性，也是世界人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