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忠民（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級教授、中央黨校專家工作室領銜專家、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傳統文明之所以能夠綿延幾千年而不絕，除了相對安全的地理環境以及體量巨大等“自然”因素之外，更為主要的原因在于：從其共同體的內部層面看，中國具有強勁的“內生性”或“內生動力”,因而能夠為中國傳統文明的延續提供可持續的有效支撐；從其共同體的對外交往層面看，則是中國長期以來實行了有效的“外化”方略，因而能夠為中國傳統文明的延續提供可持續的有效保障。

　　所謂“外化”方略，主要是指：中國以本域所具有的較高水準的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和文化文明)的優越勢能為基礎，主要地通過“融合”“化合”“教化”一類的和平交往方式，而不是主要地通過“征服”“掠奪”“擴張”的軍事侵略方式，來進行對外交往活動，以保證自身的國家安全，并向本域的四周、四方區域逐漸擴散自身文明的影響力。“外化”方略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內容。

　　和平的“夷夏之辨”天下觀

　　中國傳統社會幾千年來所固守的“夷夏之辨”(“華夷之辨”)天下觀的基本內容是：其一，中國是天下的文明中心。在中國傳統社會的人們眼中，文明是最為重要的事情，是區分開化之人與未開化之人的根本尺度。而中國是天下的文明中心，其他的國家和地區皆為未開化或開化程度較低的蠻夷之地。“孔孟之道，自垂天壤。所謂人道也。有人此有道，固閱萬世而不變者也。而又何疑焉”。“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于中國而名曰夷狄”。其二，天下是由文明中心和蠻夷之地組成的一個有秩序的體系。“中國自以為是這一文明的首善之區，文明之所寄托。于是‘天下’是一個無遠弗屆的同心圓，一層一層地開花，推向未開化，中國自詡為文明中心，遂建構了中國與四鄰的朝貢制，以及與內部邊區的賜封、羈縻、土司諸種制度”。其三，中國有一定的責任幫助其他國家和地區改變其蠻夷未開化的蒙昧狀態。孟子的“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一語實際上是表達了這個意思。對于蠻夷之地的人，應當逐漸地使之具有一定的文明，然后逐漸地使之進入文明的圈子。“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當時的中國人試圖通過這樣一些“懷德”、友善的作法，來“引導四夷，讓落后的夷狄分享中國高水準的文化，改變他們的陋俗，并使他們產生政治文化心理上的認同，從而使‘夷狄’最終在文化上歸屬為‘華夏’”。

　　“夷夏之辨”的天下觀對于中國傳統社會對外交往的基本態度和行為至少在兩個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一個方面的重要影響是，對外交往的主要目的是“固邊”、保障自身的國家安全，而不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去掠奪對方所擁有的生存資源和財富。原因很簡單。既然自己認為已經擁有天下最豐盈的物產，同時又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天朝上國，而別的國家和族群卻缺少基本的生存資源，那自然犯不上去掠奪他國。另一個方面的重要影響是，既然自己對蠻夷之地的臣民負有使之由“化外之民”變為“化內之民”的“教化”責任，那除非是抵御“蠻夷”族群的侵略必須以軍事打擊的方式，對外交往一般應當以和平、教化、融合、懷德、遠來、向化的方式為主，而不宜主動采取激烈的軍事打擊方式。

　　和諧、包容的對外交往方式

　　基于“夷夏之辨”的天下觀，傳統中國就總體而言采取了一種相應和諧、包容的對外交往方式。在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交往方面，中國長期以來形成了以“朝貢”為基本形式的“藩屬體系”這樣一種制度安排。“藩屬體系”的制度安排一直延續到清朝晚期。“這種納貢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證中國漫長的邊疆一帶的和平與秩序；實際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藩屬體系”的制度安排幾乎將所有的周邊國家和地區都納入進去。名義上講，天朝本部對藩屬國進行封賞和提供安全保護，相應地，藩屬國則是守土有責并應當定期向天朝本部納貢。需要指出的是，這是一種很具傳統中國特色的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制度安排。同羅馬帝國等帝國的殖民地不同，中國的周邊的藩屬國不是殖民地，不是被掠奪、被壓迫的對象。而且，中國不但不掠奪藩屬國的財富和生存資源，不讓其利益受到損害，還對進貢的藩屬國進行冊封，并回饋遠遠超出其進貢物品價值的物品。相比之下，藩屬國的貢品只是象征意義上的表達“尊崇”之義的物品，而不是中國民眾所需要的生活物資。實際上，藩屬國是以給足以天下中心自居的中國皇帝的“面子”,來換取自己所得到的某種“實惠”。再者，作為藩屬體系的一種補充，中國有時還采取“和親”和“羈縻”的政策，用以釋放善意，鞏固與周邊地區一些國家或族群的友好關系，以此求得周邊地區的安全局面。凡此種種，使得中國本域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兩者各得其所，并在一定程度上共同獲得各自所必需的安全局面，實為一種“雙贏”。

　　中國對于外來文化表現出一種明顯的包容性。無疑，和諧、包容的對外交往方式不僅對中國的周邊安全有著積極的、不可或缺的保障作用，對中國傳統文明自身水準的提升有著重要意義，而且對于相鄰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文明水準的提升也有著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日本就具有比較典型的意義。日本于公元645年發生的“大化革新”是日本歷史上兩次最為重要的變革之一，它廢除了以往的貴族世襲制，全面確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基本制度。而“大化革新”的改革摹本就是唐朝的典章制度。應當承認，在大航海時代之前的傳統社會時代，就全世界范圍來看，中國在對外交往方面是做得最為成功的國家之一。

　　防御型的對外軍事戰略

　　從歷史上看，對于專注于農耕經濟并且自認為自己的文明程度要遠遠高于周邊國家和地區、充滿優越感并十分在意戰爭成本的中國人來說，對外戰爭實在是一個不得已的選項。一般來說，征服別的國家和地區、開疆拓土并不是中國對外方略的主要選項。除非有時需要消除大規模外來侵犯的隱患，中國一般不會選擇主動出擊，先行實施軍事打擊的方式。“實際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國，中國是從不先發制人的”。即便中國有時會主動出擊，但其作戰性質一般也多是屬于“自衛反擊戰”。一俟清除了邊界附近的安全隱患，個別時候是自邊界向北向西上千里的縱深地帶征伐殘敵，之后便會在邊境上留下必要的戍邊軍隊，其主要軍隊就撤回了。

　　明朝鄭和下西洋的大航海活動就能夠比較典型地說明這一點。鄭和自1405年至1433年間所進行的七次大航海活動，無論就其起始時間、船隊規模，還是就其跨海面積以及活動的時間跨度而言，在世界航海歷史上均是前所未有的，遠遠超過哥倫布、麥哲倫以及達·伽馬的大航海活動。如此這般的國家主導的航海行為，在其所到之處，既沒有掠奪別的國家和地區的財富，也沒有開疆拓土，相反，倒是在所到之處遍撒財物，僅僅只是為了向所經過的國家和地區宣揚中華天朝的國威和皇帝的恩典。

　　應當說，防御型的對外軍事戰略對于中國來說，雖然使其在對外作戰時經常處于一種被動失利并使自身遭受嚴重損失的狀態。但是，就總體而言，中國畢竟體量巨大，擁有雄厚的財富基礎，并有著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相對來說能夠經得起長時期防御作戰的消耗。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對外即便不采取主動進攻的軍事戰略，別的族群也很難征服或同化中國。這是一個客觀現實，是中國對外之所以不采取進攻型軍事戰略卻仍然能夠長期延續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也是別的族群難以仿效的事情。相比之下，游牧族群則明顯不同。從戰爭的勝算概率角度講，即便是擅長戰爭的游牧國家或族群，其某一代人或許經常能夠在進攻性的戰爭中取勝，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后面幾代人都能夠在進攻性的戰爭中連續取勝。而一旦遇到一次大的失敗，便有可能會讓該族群在這之前連續取勝的已有成果前功盡棄。況且，游牧族群原本就缺乏足夠的物質財富積累，經不起巨大的、連續的戰爭消耗。連年的征戰會使游牧族群由于成本巨大而無法持續地支撐下去。就連古羅馬這樣的非游牧族群的軍事帝國也是如此。斯賓格勒指出，強大的“羅馬人并沒有征服世界，這是肯定的；他們只是擄掠了人人可以掠到的戰利品”。所以，以戰爭立國者，不可能持續很長的時間。“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幾乎成為所有盛極一時的游牧族群以及軍事帝國的宿命。

　　由此可見，在傳統社會條件下，從對外交往層面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以“華夷之辨”的天下觀為基礎確立了和平并且是主動的對外交往原則，以“藩屬體系”為主要形式建立起同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交往的制度安排，以包容性的態度比較積極地進行對外物質文化交往，以防御型而不是進攻型的軍事戰略保衛自身的安全。凡此種種，構成了中國延續多年的對外交往的“外化”方略，有效地保障了中國傳統文明的綿延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