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泓（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獅子，古稱“狻猊”，又稱“白澤”，主要產于非洲，在古代亞洲的印度、波斯、巴比倫、亞述以及小亞地區也有。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國與西域各國的交往，獅子得以進入中國。古人多以獅子表示祝福好運或辟除邪惡的寓意，并讀取“獅”的諧音附比“事”“師”“嗣”等字義。公元4—5世紀時期，獅子又隨佛教傳入新羅。

　　在新羅的佛教建筑及墓葬中出土了許多石刻獅子形象，或立、或蹲、或臥，造型逼真，形象各異。這些出土文物顯示，新羅的雕刻藝術受到了來自中國、波斯、希臘、印度等不同文明的影響。

　　立獅：造型獨特 雕刻精美

　　九政洞方形墳位于韓國慶州市佛國寺火車站北側，是新羅地區絕無僅有的方形石室墳，年代為9—10世紀。墓主人身份不明。墳墓南側的墓門敞開，有雙石門扉，里面是石室；墓外側下部刻有12個神像護石。角落原有刻著胡人武人像和獅子像的“隅柱石”，立于方形墳四角處；原立在右側的隅柱石，現已移往國立慶州博物館。該獅子隅柱石高99厘米，以低浮雕的方式雕有獅子像。獅子呈直立狀趴在隅柱石上，頭部微揚，鬃毛微卷，四肢伸展直立，尾巴上揚卷起，線條流暢，具有希臘雕刻藝術的特點。

　　韓國楊州檜巖寺址雙獅子石燈，建于高麗末期，位于李氏朝鮮初期的無學大師塔前，為一塊巨石雕刻。雙獅胸部相連蹲坐于蓮花臺上，后肢粗壯有力，前肢與頭部合二為一，呈半直立狀，仰頭托起方形蓮座，頭部刻有厚重卷曲鬃毛。與九政洞方形墳獅子隅柱石相似，一立一蹲。

　　法住寺位于忠清北道報恩郡，出土了統一新羅時代雙獅子石燈，為韓國國寶第5號。石燈高3.3米，幢身柱為兩頭對面立起的石獅，下踩蓮花座，仰頭，頭與上肢托舉蓮花石托，站立的獅子，比較怪異。與韓國國立光州博物館藏中興山城雙獅子石燈（韓國國寶第103號）、靈巖寺址雙獅石燈，無論是時代，還是造型都完全相同。與九政洞方形墳獅子隅柱石亦屬同一類型。

　　蹲獅：形態各異 用途多樣

　　慶州金丈瓦窯遺址出土的獅子紋瓦當，內側是連珠紋，里面配置獅子紋，外面則使用了配置八葉花紋的寶相華紋。獅子取伸前腿彎后腿盤坐的姿勢。透過大張的獅子口，可看到利牙，頭部有華麗的鬃毛。獅子寬闊的胸部和結實的腿部，顯得非常有力。制作時期推測為8世紀前半期。

　　統一新羅時期的獅子紋圓瓦當與金丈瓦窯遺址出土的獅子紋瓦當相似，不同之處僅在于獅子周圍稠密地配置了花蕊，且獅子有雙翼。雙翼應該是出于希臘塑造不可戰勝神的目的，把獅子作為神獸，加上鷹的翅膀，站在神的世界里，就有了會飛的獅子之意。中國古代雖有將神仙畫成羽人的傳統，但在翼獅文化傳入以后，僅僅在漢晉時期的王朝陵墓的守護獸上有所體現，隋唐以后基本上消失。在統一新羅時期出現也是特例。

　　韓國慶州雁鴨池出土蠟石制獅子香爐蓋，獅子呈伸前腿彎后腿盤坐的姿勢。雙目圓睜，目光兇狠，透過大張的獅子口，可看到利牙，頭部刻有華麗卷曲的鬃毛，可從口鼻處散發出香味。整體來說，完全是中國化的蹲獅形象。

　　驪州高達寺石燈有別于其他大部分雙獅子石燈，為四只獅子蜷縮四角，前后兩兩扭身對視坐著，口部閉合微露齒。刻有華麗鬃毛，模樣也從兇猛、猙獰變得溫順、可愛。

　　韓國求禮郡四獅子三層石塔，塔為三層，塔基上有四只守護型的蹲獅，雕刻簡單，樸拙，面朝外，中間為緣起法師（創建華嚴寺的祖師）母親的立像。蹲獅是一種被狗化獅子形象，已經失去了草原雄獅應有的那種氣度與威風。旁邊立有一石燈，幢身周圍有三根石柱，中間雕刻的是緣起法師，緣起法師面向石塔，向其母親供茶。制作時間為統一新羅時代，8世紀中期以后。

　　韓國慶州芬皇寺出土銅權，底部為三角形，中間為一圓球，圓球上裝飾覆連紋，頂部為一蹲坐獅子，昂頭回首張口怒吼，雕刻精美。與古巴比倫時期獅型銅權相比，獅子造型模樣也從兇猛、猙獰變得溫順、可愛。

　　韓國慶州仁旺洞的金銅制獅子與韓國慶州芬皇寺的青銅制獅子形制完全相同，均前肢前伸，后肢后蹬，呈奔跑狀，沒有制作尾部，制作簡單，細部粗糙。用途應是作為鎮紙使用。

　　獵獅文化在中亞非常盛行，傳入中國以后，逐漸演變為馴獅。在中國，獵獅習俗僅在太原出土的北周虞弘墓中有所體現，墓中有騎駝獵獅圖、騎駝射獅圖、乘象殺獅圖等。宴飲圖中人獅格斗的場面，與中亞的獵獅圖非常相似。由于虞弘出生在中亞粟特地區，進入中原后還保留了原來的習俗是可以理解的。

　　新羅與日本幾乎不見獵獅、馴獅習俗，僅日本法隆寺藏唐代“四天王獅獵文錦”。該織錦縱橫排列著20個聯珠狩紋團窠，每個團窠內以菩提樹為中心，畫著左右對稱的四位騎士，頭戴飾有日月紋的王冠，騎著有神格的帶翅的天馬，與波斯銀器上刻的頭戴王冠的薩珊王夏希爾二世騎馬射獅之形象十分相似。此件織錦是波斯文化與漢文化交流的產物，隨著中日文化交流傳入日本。

　　獅子舞：舞戲結合 善惡相依

　　唐朝時的太平樂，即五色獅子舞傳入新羅以后，與假面戲結合，形成了獅子契。各衣五色的五方獅子轉化為一方獅子衣五色，現存的有獅子舞的假面戲，有海西的鳳山假面戲、康翎假面戲、殷栗假面戲、嶺南的水營野游、統營五廣大、河回別神祭等。

　　朝鮮半島咸鏡南道北青地方有獅子契，是從新羅時代傳承下來的。獅子的身體由五色布縫制，由二人鉆進去舞弄，還有一個叫“上佐”的小和尚在前面逗弄。

　　獅子神樂在日本極為盛行，常用于祭典和慶典。有一人獅舞、二人獅舞、多人獅舞等，頭戴作為神化身的獅子頭面具，到各村鎮、街道巡游，以示驅逐惡魔和降伏火災。但日本對獅子形象的認識也有不同，如在日本的新野雪祭中，認為獅子也有壞的一面，只有改掉壞的方面，才能利用它“驅鬼逐疫”為人類造福，所以為馴服獅子設立了武士“鎮”，引導其“鎮散惡靈”。同時，還給獅子設立了保護神——老虎，并出現了用老虎取代獅子的情況。

　　傳播多途徑 用途多樣化

　　獅子作為外來物種，在傳播過程中經歷了跨文化的流動與變異，由物種轉變為帶有文化內涵的動物形象，它脫胎于動物原型，在塑造過程中融入了明顯的主觀色彩和濃烈的民族氣息，并具有濃郁的宗教意味。

　　隨著希臘文化的產生，獅子形象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獅子開始被妖魔化。波斯文化將獅子形象從最高神中剝離出來。印度佛教產生之后，獅子與神結合在一起，成為與宗教和王權最緊密相連的動物，不但是佛祖釋迦牟尼的象征動物，也是皇室尊貴和權力的象征，形成了獅神（佛）一體。隨著佛教的傳播，具有印度風格的、守護在佛座兩側的寫實獅子圖像，逐漸被中國人所熟悉，并成為佛教造像、建筑門戶的經典模式。獅子形象在繼承前代裝飾風格的基礎上，吸收了外來文化的優點，在中國經歷了從神異化、寫實化到本土化的發展過程。

　　獅子形象是隨著佛教傳入新羅的，因為佛教傳入的多途徑，也使傳入新羅的獅子形象帶有了多樣性。首先，新羅的佛教最早是通過高句麗傳入的，接受了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的影響，將域外翼獅的形象也帶入了新羅，出現了翼獅瓦當；其次，新羅曾多次派僧人赴中國求法，并由此開始了持久的入華求法活動，甚至有僧人還到遙遠的印度和印度以西各國取經。赴唐求法的僧侶回國后，都成為新羅各禪宗的祖師，使獅子形象不僅帶有印度的原始宗教形態，出現了具有希臘雕刻風格的獨特立獅形象，同時也具有了中國本土化后的雙獅形態，吐舌的獅子形象越來越罕見，常見的造型只是張口露齒。獅子形象除了表現為陵墓石獅外，還出現在建筑構件、絲織、印染、陶瓷上。在雕塑作品中，朝鮮半島蹲獅、立獅共同存在，是其一大特色，究其原因，應該與大量九姓胡人遷居朝鮮半島有關。

　　獅子作為外來的瑞獸形象，被吸納到中國的文化之中，成為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典型藝術形象，并以威武吉祥的形象進入朝鮮半島和日本。當地的人們希望用獅子威猛的氣勢降魔驅邪，護法鎮宅，所以在這些地區的寺廟、墓葬中發現有大量獅子石燈、石塔、石獅子存在，這與佛教中獅子為圣獸的宗旨是一致的。

　　朝鮮半島和日本對獅子形象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朝鮮半島是全盤接受，日本則認為獅子也有壞的一面，只有改掉壞的方面，才能利用它“驅鬼逐疫”為人類造福。

　　獅子形象在跨文化的流動與變異中體現了濃郁的宗教色彩，這與它流動傳播的載體——佛教是密不可分的。從新羅獅子形象的變化，可以看出其所蘊含的希臘雕刻藝術受到了來自中國、波斯、希臘、印度等不同文明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