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景明（北方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教授、國家民委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基地研究員）

　　草原絲路是橫跨歐亞草原的民族交往、商貿往來、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在歷史上分為北道和南道，從北方草原東端各民族設置的單于王庭、可汗牙帳和建立政權的都城或重要城市出發，沿蒙古草原西行，在新疆境內與天山北路相匯，再通往中亞、西亞、南亞及歐洲地區。以內蒙古和新疆北部為核心地，輻射東北三省西部及北京、河北、山西、陜西、寧夏北部，被稱為草原絲路的中國段或草原絲路的東段。在這條絲路沿線上，考古發現許多遺跡和遺物，其中金銀器數量較多，造型、紋樣和制作工藝除了表現出歷史上我國北方民族與中原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外，還融入了中亞、西亞、南亞、歐洲等文化藝術因素，印證了中國與世界各國古代文明交流互鑒和東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狀況。

　　草原絲路開通前后的金銀器藝術交流

　　在草原絲路正式開通以前，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出土了橢圓形金耳環，年代相當于我國的夏朝晚期，這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最早的金銀器標本之一。在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中還出土了另一種扁喇叭口形青銅耳環，與哈薩克斯坦境內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同類器物相似，說明這種耳環是從哈薩克斯坦經新疆傳到我國北方草原東部的，對夏家店下層文化的青銅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并延續到商代，如北京市平谷區劉家河商代墓葬出土的扁喇叭口形金耳環。

　　西周至春秋中期，內蒙古東南部分布著夏家店上層文化，出土的金銀器數量較前代增多。內蒙古寧城縣那四臺墓葬出土的馬形金飾牌，馬的造型為四肢內屈、首反頸，國外學者認為這種造型的動物裝飾來自葉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爾文化。從時間上看，夏家店上層文化早于塔加爾文化的繁榮期，內蒙古草原東部的這類動物造型有自己的淵源，塔加爾文化的某些“野獸紋”藝術則受到了來自中國東部草原地帶動物紋的影響。

　　草原絲路開通之時及初期發展階段，中國北方草原先后生活著匈奴、鮮卑等民族，在考古發現的許多遺址和墓葬中，都有大量以動物為裝飾的藝術品，并成為匈奴、鮮卑文化藝術的主要特征。匈奴金銀器的動物造型與裝飾圖案，與分布于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地區斯基泰文化的“野獸紋”有著密切的關系。如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匈奴墓、準格爾旗玉隆太墓葬、西溝畔2號墓等出土的動物紋金飾牌、金項飾、銀項圈、金飾件，與俄羅斯羅斯托夫州、卡耳梅次卡亞等地斯基泰人的同類金銀器的造型、紋樣、工藝既有相近之處，又有一定的差異，尤其是虎、豹、野豬、牛、羊、鹿等裝飾題材和動物間咬斗的布局在歐亞草原金銀器中呈現出一定的共性，說明當時的內蒙古和俄羅斯存在著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但怪獸造型和圖案在我國找不到母題，從新疆、內蒙古地區發現的怪獸紋金銀器看，它們主要流行于戰國晚期至漢代，河北、江蘇、廣西等地的漢墓中也有發現，說明怪獸紋是從斯基泰和阿爾泰等地傳播到我國北方草原地區，進而又南傳至中原和南方地區的一種藝術題材。可見，匈奴金銀器藝術的某些動物造型是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發展起來的。

　　在東漢鮮卑的金銀器藝術中，發現中亞、西亞和歐洲風格的裝飾藝術和制作工藝。內蒙古土默特左旗討合氣墓出土的嵌寶石神獸紋包金鐵帶扣，這種錘成凸紋、細部雕刻的工藝約在3世紀初從波斯傳入，神獸紋卻與西亞和東歐草原流行的“格里芬”相似，有鷹首和獸首、長翼，在藝術造型上并不是完全的吸收，而是有一定的差別，如雙翼的尖朝后而非朝前。八瓣花式口金碗，造型來自伊朗高原地區，在中國境內發揚光大。內蒙古科左中旗北哈拉圖達墓葬出土的胡人搏獸紋金佩飾，造型和工藝與阿富汗席巴爾甘蒂拉丘地大夏墓出土的王者馭龍紋金墜飾相似。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另皮窯墓出土的野豬紋包金鐵帶扣，采用高浮雕和鑲嵌相結合的手法，有別于中國傳統的鑲嵌技術，顯示出東漢鮮卑金銀器藝術與中亞、西亞、歐洲文化的相互融合。

　　草原絲路深化發展階段的金銀器藝術交流

　　兩晉十六國時期，慕容鮮卑和鮮卑化的漢人在今遼寧朝陽建立“三燕”政權，都城龍城（今遼寧朝陽）成為這一時期草原絲路東端的起點之一。在這一范圍內發現的許多金銀器融中亞、西亞文化的因素，步搖冠就是代表性器物。這種冠飾是大月氏西遷至中亞地區以后的一種以搖葉裝飾為特點的冠飾，在阿富汗席巴爾甘蒂拉丘地大夏墓就有發現，東漢時期傳入中國境內，《后漢書·輿服志下》記載皇后祭廟時頭戴這種冠飾。從目前發現的考古資料看，沒有東漢皇后祭廟所戴的步搖冠，只有穿孔的金葉飾片等，應與步搖冠上的搖葉有關。在遼西地區發現的金步搖冠飾的數量較多，有花樹狀、花蔓狀等類型，不見鳥、獸、花的裝飾，只在枝杈上綴金葉，與伊朗高原大夏的風格相近。

　　拓跋鮮卑從大興安嶺南遷后，到達今內蒙古大青山以南的和林格爾地區，建立北魏王朝，后遷都至今山西大同。在這一區域內發現有西方藝術特征的金銀器。如大同南郊墓葬出土的鎏金鏨花銀碗、銀罐、鎏金鏨花銀高足杯、素面銀碗，北魏城址出土的銀多曲長杯、鏨花銀碗，小站村花圪塔臺封和突墓葬出土的鎏金鏨花銀盤、聯珠紋銀耳杯、銀高足杯，內蒙古土默特右旗美岱村墓葬出土的嵌寶石立羊形金戒指、嵌寶石臥羊形金戒指，正鑲白旗伊和淖爾墓群出土的鎏金銀碗等。

　　北朝后期至隋唐時期，草原絲綢之路東部與西部發生民族交往、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國家或地區有突厥、回鶻、貴霜、嚈噠、薩珊、拜占庭、粟特、大食等。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水磨溝口墓葬出土的羅馬金幣、鱷魚紋金冠飾、銀高足杯、嵌寶石金戒指等，從金幣的鑄造時間看為5世紀中葉，銀高足杯為古羅馬—拜占庭式風格。呼和浩特市壩口子村出土的波斯薩珊銀幣，時間為5世紀后期至6世紀中后期。內蒙古和林格爾土城子出土的鎏金海棠形摩羯紋銀杯，造型和聯珠紋具有波斯薩珊銀器的特征。敖漢旗李家營子墓葬出土的銀執壺、鋬耳銀壺、鎏金猞猁紋銀盤、金帶飾，壺、盤的造型和裝飾風格屬于粟特銀器。新疆昭蘇縣波馬墓葬出土的嵌紅寶石金面具、嵌紅寶石寶相花紋金蓋罐、嵌紅瑪瑙虎柄金杯、嵌寶石鋬耳金杯、嵌紅寶石金劍鞘、嵌紅寶石金戒指、包金劍鞘、金帶飾、金綴飾、錯金銀瓶等，在造型、紋飾及工藝上都顯示出中國北方草原諸民族在文化交流中的貢獻。

　　草原絲路繁榮階段的金銀器藝術交流

　　宋遼夏金元時期，草原絲路處于繁榮階段，遼代金銀器不僅吸收了唐宋文化的因素，還受到中亞、西亞文化的影響，如多瓣形器、鋬耳器、高足器等直接受到波斯、粟特、嚈噠等地銀器的影響。又如科左后旗吐爾基山遼墓出土的人物紋八棱單耳金杯、鎏金鳳紋銀壺，阿魯科爾沁旗遼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高士圖”銀把杯，克什克騰旗二八地1號遼墓出土的五星紋銀把杯，阿魯科爾沁旗扎斯臺遼墓出土的鎏金鴻雁焦葉五曲鋬耳銀杯、鎏金鴻雁紋銀耳杯等。這種帶鋬耳和指環的器物在粟特金銀器中流行，紋飾卻帶有中國化的特征，當為仿粟特風格的產品；多棱形杯的棱部、高足杯的口部、銀杯的足緣裝飾聯珠紋，又是波斯薩珊銀器的傳統做法。遼代早期的銀高足杯，呈盤口、淺腹、矮圈足，與中亞巴拉雷克發現的5—6世紀嚈噠壁畫中人物手持的高足杯相近；稍晚的高足杯，腹部加深，口部裝飾飽滿的聯珠紋，明顯帶有波斯風格的造型。遼代多瓣形器物中瓣數較多的器形，是粟特銀器的傳統造型。雙獅紋應借鑒了西亞地區的裝飾題材，通過波斯經草原絲路傳入，摩羯紋卻是轉借唐代金銀器的裝飾風格，其淵源來自印度的佛教藝術。

　　從西夏和金代金銀器的器形、紋樣和工藝看，它們繼承了唐宋時期的風格，多曲式金銀器在風格上已經是從唐宋文化中轉借過來的，并不是直接從中亞傳入，但聯珠紋裝飾仍能見到波斯薩珊銀器的風格。元朝把中亞國家、歐洲地中海沿岸國家和蒙古諸汗國聯系起來，成為參與世界經濟流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時代。金銀器中的鋬耳杯就是在吸收前代民族和中亞、西亞文化的基礎上所創制的酒器。高足杯在前代風格上有很大發展，還遺留有中亞、西亞的文化特征。獅子銜綬紋銀帶扣、迦陵頻伽紋銀帶扣、迦陵頻伽紋金帽頂、菩薩紋金帽頂，紋樣與中亞的裝飾題材和印度佛教藝術有關。

　　在草原絲路正式開通時，中國北方草原地區的金銀器藝術已經與中亞、西亞、歐洲等地發生文化上的交流。隨著草原絲綢之路的深化發展和繁榮興盛，東西方民族交往更加密切，商貿往來更加頻繁，文化交流增多，中國北方草原發現的金銀器在造型、紋樣和工藝上都可見到西方文化的因素，中國內地的瓷器、茶葉、金屬器等也通過草原絲路傳入西方國家，見證了東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狀況，這也是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具體表現。草原絲路上的金銀器藝術既為“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的邏輯鏈提供了歷史依據，也表現出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北方多民族服飾文化融合及中華文化認同實證研究”（19ZDA18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