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巧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馬學良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及新中國民族語言文學學科的創建者和領導者，同時在少數民族文學與民間文學領域也作出了卓越貢獻。他在烽火亂世中訪古求經，創立并踐行“田野與文本”“經典與禮俗”互釋的研究范式，贏得了“撤去藩籬，為學別開生面；兀如山岳，立身饒有古風”（鐘敬文語）的清譽。縱觀馬學良的數十年研究，他從人文科學跨學科視野出發，以總體性文化建構和整體性研究方法打通了民族語言學、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和民俗學、文化學研究的跨學科通道，對時下的跨學科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啟示。

　　1913年，馬學良出生于山東省榮成縣，家境的貧寒磨煉了他堅強的意志，他先后在榮成縣縣立模范小學、威海齊東中學、濟南東魯中學、濟南省立高級中學就讀，后因病中斷學業，在榮成縣師范講習所教授國文。1934年，馬學良前往北京，考取北京大學，受業于魏建功、羅常培、沈兼士、胡適、錢穆等學者。據馬學良在《我的一生》中回憶：“一年級的課程，有魏建功先生的音韻學、羅常培先生的語音學、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學、胡適先生的文學史和錢穆先生的中國歷史。”可以說，正是這一段北大時期的學習經歷，奠定了馬學良一生的研究基礎，他在羅常培先生的指導下撰寫了《〈方言〉考原》，在沈兼士先生的指導下，采用“右文說”撰寫了《釋江河》。除此之外，他還深受胡適《白話文學史》課程影響，走上了民間文學的研究道路。馬學良自述最喜歡聽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這門課的正式學生只有13人，而每次慕名來聽課的足有幾百人，因而不得不改在北大最大的大講堂上課。胡適先生第一次把民間文學引進大學的課堂，吸引了拉洋車的平民百姓也來聽講，這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新聞”。

　　戰火紛飛中的求學時代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京大學遷往長沙，和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成臨時大學，后因戰事吃緊，決定再遷昆明。馬學良參加了“湘黔滇旅行團”，并作為聞一多先生的助手沿途考察、記錄各民族的風土人情和生活習慣。馬學良在談及這一段經歷時感觸頗多，“聞一多先生一路采風問俗，收集少數民族的山歌、民謠、民間傳說，由于民族語言的隔閡，調查時困難重重。當得知我在北大中文系學語言專業，就約我同去調查，用國際音標記錄調查材料，以便今后找兼通兩種語言的人來翻譯”。在西南聯大時期，馬學良依舊與聞一多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吸納并踐行著聞一多所提出的“學術研究應走出書齋和故紙堆，面向大地”的理念。在聞一多的影響與引導下，馬學良重視對民間文學的搜集采錄，并初步奠定了他關于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忠實記錄”的原則。可以說，湘黔滇之行引發了馬學良對民俗學、民族學、人類學的興趣。他與聞一多先生的交往，是他“后來研究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的重要原因”，植根于民間的學術態度使他后來的學術研究遠超出一般學術研究的“陳規局限”，即所謂“撤去藩籬，為學別開生面”。

　　1938年，馬學良將沿途收集到的素材加以整理，撰寫了《湘黔夷語掇拾》一文，發表于抗戰時期在西南邊疆歷史文化研究方面最有名的刊物之一——《西南邊疆》上，正式開啟了他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研究之路。同年，在宣威縣鄉村師范學校教授國文期間，馬學良以西南聯大教師赴宣威彝族地區的名義在當地調查彝族民俗風情，先后在《西南邊疆》《邊政公論》等刊物上發表《宣威河東營調查》《云南土民的神話》等文章。

　　初涉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研究

　　1939年，馬學良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攻讀研究生，師從李方桂先生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學。自此，馬學良開始系統接受西方描寫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并跟隨李方桂前往云南省路南縣尾則村進行調查實習。在整理撒尼語的過程中，馬學良“記錄了四五十個故事和節日、民俗、祭神等長篇材料”。當時他是為了日后撰寫撒尼語語法研究的論文準備資料，但“草蛇灰線，伏脈千里”，這一時期的實地調查與田野實踐影響了他后續幾十年的研究方向。

　　1941年，馬學良研究生畢業后，留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少數民族語言組擔任助理研究員。同年秋，馬學良先后赴武定、祿勸、尋甸等彝族地區調查彝族的語言、文字、宗教經文和社會歷史。馬學良“走村串戶，考察彝族的風俗習慣，收集彝族的民歌民謠、古語諺語、神話傳說”，經過數年深耕，他發現了彝文經典中的“禮俗之源流”。如馬學良在談到彝族祭祀太白神時要在地上插麻栗的風俗時，將其與搜集到的彝族洪水神話相聯系，“洪水過后，彝族祖先因為掛在山崖的麻栗枝上，才幸免于死的。顯而易見，麻栗成了太白神的化身，成為他們祖源的標志”（《“半肩行李半肩書”——訪馬學良先生》）。馬學良還將彝文經典與彝族社會歷史、風俗習慣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陸續發表了《倮族的巫師“唄耄”和“天書”》《黑夷風俗之一——除禍祟》《男女青年的夜會》《倮文作祭獻藥供牲經譯注》《宣威倮族白夷的喪葬制度》《倮民的祭禮研究》等論文，這些成果后來收入他的《云南彝族禮俗研究文集》。

　　這一時期的研究，不僅真實地再現了馬學良20世紀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在少數民族語言文化調查研究中走過的一段歷程，也是他進入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研究的開端。他對彝族語言禮俗的記錄與闡釋，突破了單一的語言描述與分析，通過語言分析、文化詮釋、理論建構三個層級，依據文化心理和文化語境進行比較研究，改變了以往研究中將語言、文化分離看待的簡單闡述，豐富和發展了民族語言學、民間文學、民俗學等學科的理論學說。

　　搜集整理民間文學的科學原則

　　新中國成立之初，馬學良由北京大學東語系被借調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籌建語文系。馬學良積極投身教育事業，從少數民族師資培訓和民族語文教材編寫兩方面為民族語文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1956年，馬學良應邀參與籌劃全國第一次語言普查工作。在普查中，他沿襲了之前的研究，即結合少數民族語言普查對少數民族民間文學進行調查收集，為民間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的學科建設進行資料儲備。《民間文學》1956年8月號上發表了他與苗族學生邰昌厚、今旦合譯的苗族史詩《金銀歌》。在同期刊載的《關于苗族古歌》一文中，馬學良強調了他進行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的忠實態度和科學原則——“在文義上，我們希望盡量譯得忠實。我們的工作過程是這樣：先用音標把全文記錄下來，然后對照原文，分頭逐句翻譯，互相傳看后，再修改加工。一般部分都經過三次修改，個別段落經過四譯五譯。但是盡管這樣，一定還會有不少謬誤的地方”。面對20世紀50年代末的“新民歌運動”，馬學良也始終保持著清醒的態度，發表了《更多更好地翻譯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一文，強調搜集、翻譯少數民族民間文學須持嚴謹、客觀的態度。他認為“口頭創作中發霉的東西，也有閃光的真實，運用它，不僅可以填補歷史空白，還能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糾正世俗偏見”（《“半肩行李半肩書”——訪馬學良先生》）。

　　鐘敬文在《忠實記錄原則的重要性——序馬學良〈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論集〉》一文中談道：“學良同志在一些關于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記錄問題的文章和演講里，都強調必須忠實記錄的原則”，這對于警示民間文學搜集整理中存在著的“文學化（藻飾化）和政治化的記錄”現象是頗具意義的。“我們認為：不但提供科學研究資料，需要一字不動的記錄，即使為了提供選編群眾文學讀本的資料，首先也應該是忠實記錄的（當然，在后來選編時，可以有一定的改動）。”1983年出版的《苗族史詩》譯注和1985年彝漢對照版《阿詩瑪》的出版，體現了馬學良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的一貫思想。以1985年版《阿詩瑪》為例，此部《阿詩瑪》根據路南縣彝文經師金國庫的家傳本翻譯整理而成。為了不失原意和便于研究，馬學良建議采取四行譯法，“即第一行是原詩彝文，第二行用國際音標注音，第三行逐字直譯，第四行句譯（意譯），然后隨文加注說明有關習俗”。此譯本保留了原文的藝術風格、語言特色和民族形式，“不僅為深入研究《阿詩瑪》文學者提供原件和忠實譯文，且可為研究撒尼彝族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提供較真實的科學資料”。在此部《阿詩瑪》的“序”中，馬學良談到了處理民間敘事結構差異和情節缺失的方法，認為問題在于如何對待搜集整理。他明確提出：“我們提倡忠實紀錄，慎重整理。忠實紀錄是基礎，有了忠實紀錄，才能整理出比較可靠的口頭文學。只要忠實于原材料，不隨意增刪，不主觀臆測地過分加工，就是好的整理作品。”當然，馬學良所強調的忠實原則并不意味著對“改舊編新”的全然反對，他認為可以接受必要的刪改和加工，反對的是“濫改”“脫離實際”“逢迎潮流”“強古人為今人”，提出“那就不是什么改舊編新，而是向壁虛造借尸還魂了”。

　　統攬全局的學術視野

　　20世紀80年代，民間文學、少數民族文學、民俗學、民族學等學科都有了新的發展。這一時期，馬學良著重于民間文學的理論研究和民間文學與其他學科橫向聯系的研究。他提出“民間口頭文學是語言研究的不盡源泉，而語言學是調查民間文學的重要手段”，陸續發表了《中國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論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語言學、民族學的關系》《開創民族文學研究的新課題——試論少數民族的詩歌格律》等文章，主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出版與今旦合譯的《苗族史詩》，與羅希吾戈、金國庫、范慧娟等合作譯注的《阿詩瑪（彝漢對照版）》。在民俗學研究領域，他提出“借鑒語言學中的歷史比較方法，對不同民族的民俗進行共時和歷時比較，從橫的方面探索各民族民俗的相互關系；從縱的方面追溯民俗產生和發展規律，從而構擬出習俗的原始形態”。

　　馬學良為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建設殫精竭慮，可謂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無論是理論建設、人才培養還是學科發展，他始終秉持源自聞一多、羅常培、沈兼士、李方桂等老一輩學人的治學態度，從實際出發，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時至今日依然影響著學科方向的建議。如他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建議“黨和政府有計劃地對少數民族民間文學進行調查搜集”，搶救重點作品，“慎重地翻譯介紹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優秀作品”。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馬學良開始繼續編纂40年代未完成的《彝文經籍文化辭典》，主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比較研究》《漢藏語概論》等多部教材，并將自己數十年來的研究成果結集出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以教書為樂，樂此不疲；以治學為樂，筆耕不輟”（《求實、求新、求真——馬學良先生生平》）。他的一生，可謂“兀如山岳，立身饒有古風”，對于同儕，他虛懷若谷；對于青年學者，他始終以寬廣的胸懷去指點、提攜，從不吝惜贊美與鼓勵。

　　馬學良先生不僅在語言學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還推動了少數民族文學、民間文學、民俗學的研究和發展。他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一批學人，其在少數民族文學、民間文學研究中對多學科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借鑒拓展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跨學科、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視野對當前新文科、跨文化研究有一定啟迪與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