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鈕則圳（廣東省委黨校（廣東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副教授）

　　“無規矩不成方圓。”規矩不僅是中國古代工匠勞動智慧的結晶，也是古圣先賢哲學討論時常用的譬喻。然而，正如《淮南子·齊俗訓》所言：“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規和矩本來只是校正圓形與方形的兩種器具，如何運用“規矩”來進行譬喻說理，仍然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作為先秦儒家發展之兩翼的孟子與荀子，就是善于運用“規矩”進行譬喻的典型。

　　孟子：追求人倫之極致

　　孟子關于“規矩”的討論，最為人熟知的莫過于《離婁》開篇所言：“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在《春秋繁露·楚莊王》中，董仲舒將這段話演繹為：“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孟子認為，諸侯在表面上具備“仁心”與“仁聞”，主觀上也具有平治天下的愿望，但是未能實質性地增進人民福祉，究其原因是未能像堯舜一樣廣施仁政。一直視圣人為“百世之師”的孟子，正是通過將規矩與先王仁政之道進行類比，凸顯圣人政教的典范意義。

　　不僅在政治領域，孟子還重點在個人修身領域以“規矩”譬喻，主張對圣賢境界的追求。對“人”的定位是孟子思想體系的邏輯出發點。一方面，孟子通過“人禽之辨”強調人相較禽獸而言具有仁義禮智四端之心，因此人能過有道德的生活，從而突出了人之為人的絕對優越性。另一方面，孟子說：“規矩，方員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規矩象征著一種極致。如果說規矩是方圓的極致，那么圣人就仿佛規矩一樣，不僅是人倫之至者，更是仁義禮智之德的最具足者，人應當向著這種極致努力。孟子素來主張“圣人，與我同類者”“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圣我之辨”，說明每個人皆與圣人同類，從而彰顯了人在追求成圣成德方面的普遍平等性。孟子的“主體定位觀”，揭示了人存在于禽獸與圣人所構成的兩極張力之間。因此，如何避免淪為禽獸，并朝向圣人境界不斷努力，對于每一個個體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實踐課題。

　　在孟子看來，道德境界的養成，其根本動力是個體內心對仁義之道的孜孜以求與躬行踐履。孟子說：“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如果說工匠的法度是規矩，那么學者的法度則是仁義之道。問題在于，下學的外在規矩準則可以通過傳授而實現普及化，上達的仁義之道卻并不能通過簡單的技巧來傳授，而全在于個人體悟。正如東漢時期孟學大家趙岐所說：“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一個熟諳規矩法度卻心懷叵測的人也會作出不善之舉。孟子正是通過規矩之喻鼓勵人們為學求道，行善為仁，培養理想道德人格。與依賴外力相比，最根本的是要靠自身去找尋，付諸行動，永不懈怠，方能有所收獲。職是之故，孟子主張通過擴充四端、居仁由義、養浩然之氣等修養工夫，使得個體所本具仁義之心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那樣，漸次擴充開去。人與禽獸的“幾希”之別逐漸擴大，人與圣人的差距也逐漸縮小，最終使得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挺立起道德主體的圣人氣象。

　　荀子：依循禮制之規范

　　與孟子強調“規矩”所蘊含的極致義不同，荀子更為注重“規矩”在群體政治生活中所象征的規范義。荀子說：“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圣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孟子高揚性善論的大旗，荀子則通過“性偽之分”主張人性中本無善質，人的天性始終處于自然而然，甚至易流于惡俗的狀態。加之人是社會性的存在，當面對物質資源有限的社會狀況時，爭奪必然發生，進而導致社會走向“偏險悖亂”。圣人因此通過“制禮”合理統籌社會資源，滿足不同社會層級的需求，以避免此種情勢的發生。所以，荀子主張人需要通過后天學習圣王禮義的“積偽”過程，以達到圣人境界。在荀子看來，規矩、繩墨、權衡等好比正國正身的外在禮義規范。他正是借由這種規范意義來論證禮制對于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并以此主張人積偽學禮以成圣的必要性。可以發現，與孟子注重個體的修身問題不同，荀子在討論“規矩”時更為注重社會化的人群，即人的社會性。其“人能群，禽獸不能群”的人禽之辨觀點也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

　　荀子說：“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有人通過后天的“積偽學禮”而做到積善不息、參于天地，因而被稱為圣人；有人卻放縱情性，缺乏后天的學習而淪為小人。因此，凡人只要通過后天對于禮義規范的努力學習，一樣具備成為圣人的可能性。這就是荀子“涂之人可以為禹”的觀點。

　　“涂之人可以為禹”，使人聯想到孟子的“人皆可以為堯舜”。清儒陳澧在《東塾讀書記》中認為：“涂之人可以為禹，即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但改堯舜為禹耳。”細繹二者，荀子并非只是簡單地將堯舜更換為禹。孟子認為，無論圣凡皆本具四端之心以及擴充善端的能力，但是圣人的善心能夠較好地存養，而凡人“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其本心往往處于放失狀態，無法將其本具的善性完滿地發顯出來。荀子則強調途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這種“質”與“具”指人心具有認識禮義規范并且專心為學、積習禮義的潛能。嚴格地說，荀子認為人性中并沒有確切的善的內容，他將善歸于后天學習的結果。孟荀都主張人性是生而平等的，也各自昭示出一種凡人成圣的可能性。但是對于孟子而言，善在人性中是固有且實存的，人守護好“本心”并且努力“擴充”這種善性，就是做人最大的“規矩”與本分。這不僅是人的自然，更是人之所當然。荀子則重在指出人性中具有認識善的潛能，而激發這種潛能需要外在的禮義規范來引導。于是，他主張人要通過長期且專一的“積偽”活動，加強對于外在規范的學習與依循，將自身實現“仁義法正”的潛能發揮出來，從而構建起一個具有公序良俗的美好社會。由此可見，《荀子》全書以《勸學》開篇，未嘗沒有深意存焉。

　　在哲學討論中，譬喻的好處在于運用廣為大眾熟知的物象，以簡易直截、生動形象的方式闡理明道。西漢儒者劉向在《孫卿書錄》中說：“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后孟子百余年，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細思孟荀關于“規矩”的不同譬喻，我們可以發現它構成了理解孟荀哲學同異，乃至處理“統合孟荀”問題的樞機性概念。在現代科技愈加廣泛而深刻地介入乃至形塑大眾生活方式的今天，我們應當如何汲取古典資源，既保有赤子之心又嚴守規矩，從而更加“從心所欲不逾矩”地生活？孟子與荀子的相關討論，無疑提供了深層次的啟迪。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編孟子正義”（22&ZD036）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