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旭（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構建中國自主的憲法學知識體系必須有立足本土的知識生產機制，才能避免憲法學知識生產過程的“依附性積累”。中國憲法實施及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機制、方式，很難采取以個案處理為核心的憲法裁決模式，而且必須堅持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權力機關的樞紐地位。如何圍繞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厚植制度基因、觀察實踐邏輯，是中國憲法學建構自身知識基礎的關鍵。

　　在此視角下， 2023年12月29日出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完善和加強備案審查制度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就具有了重要的中國憲法學知識發生學意義。《決定》對2017年以來的中國備案審查制度及實踐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集成，提綱挈領地描摹出中國備案審查實踐深蘊的制度基因，蘊含著中國憲法學知識自主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為更加具體的知識命題和判斷的體系化提供了知識線索。

　　第一，《決定》隱含著中國憲法上“法治國家原則”的理論根基。盡管“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的憲法規定，與很多國家確立的法秩序統一原則類似，但中國的“法治統一”原則有兩個特點需要關注。

　　一是我們確立的是“效力來源上多元、效力位階上統一”的秩序：中國不僅存在一個效力來源多元的“法律體系”，從憲法、法律、法規到規章，構成了多層次、多領域的效力金字塔體系，而且還存在一個更為復雜的“法律規范體系”，涵蓋了法律體系之外的大量規范，如監察法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具體法律適用中形成的司法解釋等。監察法規往往存在與黨內法規的轉化、協同，體現出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相統一的特征；兩高的司法解釋則往往在事實上扮演著填補法律漏洞、發展法律的實質角色。此外，我們還存在一個完整的黨內法規體系，與“法律規范體系”同為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西方很多國家更加突出“效力來源統一”的憲法原則并不相同。

　　二是中國的法治統一原則始終要面對超大規模國家治理必須具備的“原則性與彈性相統一”的治理智慧。這也是中國憲法和《立法法》必須承認“效力來源多元”這一格局的根本原因。中國作為單一制國家，秉持了大一統的治理基因，但今天中國憲法塑造的國家結構又遠遠超出西方單一民族國家理論所想象的形態。因此，我們必須在民主集中制原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等安排下，允許經濟特區法規、浦東新區法規、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規等試點或授權立法決定所形成的規范，重視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特別行政區立法等規范。國家治理的多元決定了規范效力來源的多元，這就是《決定》明確將上述文件都納入備案和審查的根本原因。這意味著備案審查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在國家治理的動態標準中，始終保持“多元而一體”的法秩序，由此蘊含著中國憲法性質、地位等大量原創性知識。

　　第二，《決定》蘊含著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原理。中國的憲法監督制度只能建立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礎上。

　　一是保證憲法全面實施必須、只能建立在充分發揮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自身制度存量的基礎上，而不能在監督主體、方式、程序等方面另起爐灶。《決定》建構了全國人大辦公廳、專門委員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協同、配合，共同實施備案審查工作的基本工作格局，并創造性提出“溝通協作”“聯合審查會議”等重要機制。《決定》立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權力機關地位，進一步明確了主動審查、專項審查兩項極富中國特色的制度，深刻體現了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實質性憲法地位，超越了西方學理上簡單以分散/集中、事前/事后、抽象/具體為分類的形式主義審查方式。

　　二是備案審查中各國家機關要形成合力，以一致性而不是以對抗性作為底層邏輯。通過《立法法》和《決定》賦予了各自集中行使申請審查啟動權、申請審查權；而督促集中清理、主動糾正、依照意見糾正、對適當性問題函告、作出糾正或撤銷決定等多種審查處置方式則體現了“國家權力機關對其他國家機關的憲法優位原理”，這與西方憲法學中的權力分立、混合憲制等國家權力配置原理存在根本不同。《決定》中提醒移送審查與聯合審查制度的明確，則體現了中國的備案審查具有機構界面溝通的重要功能：它不是在單一的國家機構層級結構里自上而下形成集中的審查機制，而是在國家權力機關、其他國家機關、黨的法制審查機構等不同機構之間分配和協同審查權力，形成既有明確管轄權又有強大協同合力的機制，根本上落實了對“多元而一體效力秩序”的維護要求。

　　三是中國的備案審查必須立足于代表制理論與民主理論的深刻關聯。西方憲法實施理論始終面臨著由于集中設置專門機構而存在的“反多數難題”，更因為自由委任原則存在而導致人民不借助代表即開展的立法監督缺乏在場性和實效性。《決定》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深入貫徹體現為它確立了最廣泛、最真實的公民申請審查機制，將全過程人民民主所蘊含的“有機民主觀”展現得淋漓盡致。公民申請審查充分說明了中國的民主不是僅僅體現在選舉的場景，在中國的民主理論里沒有預設代表制鴻溝，其中同樣包含著建構中國代表制理論的原創性知識。

　　第三，《決定》塑造了中國合憲性審查原理的根本邏輯。備案審查不等于合憲性審查，但《決定》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它全面、體系地建構了中國合憲性審查的理論要點。

　　一是明確了合憲性審查在備案審查中的獨立地位。《決定》實際將合憲性審查作為一個獨立的審查內容來理解，并建立了獨立的審查標準。這使得各類審查對象不會出現“向合法性標準的逃逸”，在通過合法性審查之后，還必須通過獨立標準和程序來檢測是否符合憲法。

　　二是明確了合憲性審查對象的全覆蓋原則。與西方傳統違憲審查理論不同，合憲性審查的對象不僅僅是法律，而且涵蓋了法律體系、法律規范體系和法治體系中的各類規范，使得憲法真正成為確保法秩序統一的根本法，其中蘊含著中國式的實質憲法觀。

　　三是明確了合憲性審查的標準。《決定》建立了“是否違反憲法規定、憲法原則、憲法精神”的三要件標準。尤其是憲法原則和憲法精神概念的明確提出，突破了以憲法文本為中心構建憲法秩序的形式憲法觀，體現了憲法的道德深度和語義深度，落實了作為“確定性規范”與“最佳原則意義誡命”相統一的實質憲法觀，憲法精神的具體化使得中國憲法通過合憲性審查能為政治共同體和社會生活提供根本尺度。

　　四是明確了合憲性審查的方式。《決定》正式提出了“涉憲性問題”概念，在法理學上這是一種包容性非實證主義立場的深刻反映：它意味著合憲性審查不是一種剛性的、絕對的對錯判斷，不是一種簡單的涵攝推理，而是要區分瑕疵與錯誤、品質性問題與非品質性問題、抵觸憲法與和憲法不一致、可包容的憲法抵觸與不可包容的憲法抵觸等更多實踐推理結構。這呈現出合憲性審查應該具備的商談、論辯、權衡等實踐理性，必然促進憲法本身的高質量詮釋與發展。

　　《決定》蘊含著構建中國自主的憲法學知識體系的制度基因，它的出臺是中國憲法學守正創新的契機，當然它也在學理上提出了更多難題。例如，如何針對法律體系、法律規范體系和法治體系，發展出不同的、更加精細的審查標準；合憲性審查與合法性審查的關系；六類重點審查標準之間是否有嚴格的先后次序，是否有嚴格的檢測程序；如何理解專項審查與集中清理程序所產生的法律效力，如何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等等。這些都是留給中國憲法學人難得的理論富礦，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