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楠（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福建中醫藥大學副教授）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作為倫理社會的最小組成單元，家是一般人最早接觸，由血緣、親緣等關系組成的社會組織。隨著數字技術與社會交往的深度融合，網絡購物、微信朋友圈互動、視頻聊天等網絡社交行為成為常態，“銀發一族”不得不面對數字化生活帶來的數字融入障礙，這導致老年數字鴻溝問題的產生，繼而產生代際數字鴻溝，形成數字貧困“馬太效應”，阻礙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實現。數字反哺的來源是文化反哺，指的是數字化時代所發生的親代向子代在數字接入、使用和素養上所進行的知識教輔行為和文化傳遞模式。在數字反哺過程中，中國傳統家庭權力關系發生變革，掌握時勢權力的子代向掌握教化權力的親代發起沖擊，不可避免發生代際隔閡，進而影響代際關系，對家庭代際關系中的權力轉置與地位流變造成了重要影響。因此，數字反哺過程中的代際數字鴻溝是理解處在急速變遷數字化時代中國家庭代際關系的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對于該現象的分析，可借鑒費孝通關于中國傳統社會權力理論，透視代際數字鴻溝的權力邏輯，呈現數字鴻溝所包含三個維度的權力圖景，探索數字反哺過程中彌合代際數字鴻溝的實施路徑。

　　數字反哺過程中代際數字鴻溝的權力邏輯透視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基于中國鄉土社會的現實境遇，提出了四種權力形式，即社會沖突中產生的橫暴權力，社會合作中產生的同意權力，社會繼替中產生的教化權力以及社會變革中產生的時勢權力。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不同權力的作用對象和強度并不一致。數字技術突破了傳統單一的代際傳遞邊界，重塑了舊有的代際關系和權力格局，橫暴權力和同意權力逐漸淡化，教化權力和時勢權力的重要作用逐漸凸顯。教化權力與時勢權力的此消彼長，成為透視數字反哺過程中代際數字鴻溝的重要視角。

　　經驗遮蔽導致被動消解的教化權力。在費孝通看來，教化權力發生于社會繼替的過程，是教化性的權力，或者說是爸爸式的，長幼之序是教化權力所發生的效力。借助數字技術，數字技術的去中心化帶來社會交往的平等化，逐漸消解親代對子代的話語權，子代可以借助網絡而獲取知識、傳遞信息，子代掌握數字技術知識和使用技能，親代前喻文化喪失優勢，父輩話語支配權削弱，傳統的別上下、去尊卑的教化權力逐漸弱化。

　　空間轉向推動主動增權的時勢權力。費孝通認為，在新舊交替之際發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辦法，有能力組織新的實驗，能獲得別人的信任。它是時勢所造成的，名之曰時勢權力。與傳統的經驗知識相比，數字時代的新知識作為一種新型的知識體系，形成一種新型權力，這種權力具有選擇個性化、生產低齡化、聯結網絡化等特征。子代成為知識的生產者同時也是傳播者，他們掌握著數字時代知識經驗，改變了信息“自上而下”傳導路徑，能夠主動獲取信息、加工信息并傳播信息，繼而影響他人的觀念、支配他人的行為。子代逐漸從“經驗邊緣人”轉變為“經驗中心者”，親代雖未必發生權力轉置，但已然發生權力流變。子代在實現時勢權力增值賦權的同時，代際數字鴻溝既以生成。

　　數字反哺過程中代際數字鴻溝的權力圖景呈現

　　隨著數字技術在家庭代際互動中的深度嵌入，親子兩代人在數字接入溝、數字使用溝和數字知識溝等數字鴻溝所包含的三個層面中表現為不同的權力呈現圖景。

　　一是數字接入溝呈現身份缺席認知偏差。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馬克思看來，孤立的個體無所謂人的本質。數字時代的急劇變遷瓦解了親代習慣的熟人社會，數字交往成為親代延續與子代情感互動、實施教化行為的重要手段。受制于數字接入溝的障礙，同時疊加數字時代器物使用、數字素養方面的差距，親代存在數字媒介功能復雜、技能學習緩慢和數字文化接受阻礙等問題，在此情形下，親子兩代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溝通交流與行為選擇等方面的隔閡。

　　二是數字使用溝呈現代際互動邊界模糊。虛實互滲和空間開放是數字時代社會交往的特征之一。親代在接入互聯網后，在教化權力的作用推動下，開始通過微信朋友圈、微信群、抖音、小紅書等APP關注子代生活的實時動態，并時常在代際互動中對子代的行為和觀念進行勸導與教育，延伸教化權力的影響范圍。子代除了采取直接抗辯的方式鞏固隱私邊界，還會采取設置隱私邊界權限的方式削弱親代的教化權力影響效力。

　　三是數字知識溝呈現權威動搖反哺阻抗。家庭代際在數字知識溝呈現出的數字反哺與再哺育現象是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在數字時代的關系再造。子代掌握數字技術，時勢權力在家庭代際互動中得以展現，在傳統家庭孝道的影響下，子代在數字知識溝層面向親代傳遞網絡信息，幫助其準確辨識信息真偽，主動表現出數字反哺張力。反觀親代，在面對子代的數字反哺行為時，其根植于傳統觀念中的教化權力受到挑戰，知識權威受到動搖。親代試圖在數字空間中延續傳統代際教化職責，本著“可憐天下父母心”的心理期待進一步塑造和規訓子代在數字空間中的行為認知和品行道德。

　　數字反哺過程中彌合代際數字鴻溝的實施路徑

　　代際之間的權力更迭與流變亙古有之，家庭代際權力關系的流變是社會發展變遷的鏡像。數字時代推動數字反哺和諧互動，彌合代際數字鴻溝，是一個系統性的長期過程。只有親代、子代和社會等多方主體共同參與，在數字賦權、孝道權變和情感秉權等三個方面實現雙向奔赴，才能構建起有效彌合代際數字鴻溝的多元支持體系，進而有效協同推進老年人數字融入，實現親子兩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數字賦權：實現由“數字遺民”到“數字居民”的價值互喻。一直以來，社會普遍認為老年群體等同于數字弱勢群體，認為老年人在數字技能和網絡素養等方面存在不足，這固化了人們對老年群體數字使用的傳統印象。數字賦權是親子兩代數字賦能、權力流變，從而彌合代際數字鴻溝、提升數字生活質量的重要舉措。一方面，數字交往圈層化現象的出現使得依靠血緣、地緣所連接的傳統社會關系在數字化空間中得以重現。親代為實現“再社會化”，會積極找尋突破口融入數字社會。因此，親代應讓渡教化權力，主動向子代“教化賦權”，通過數字反哺提升數字使用技能以接入網絡社交空間，再造數字“熟人社會”，以更加包容的心態面對并理解子代所熱衷的數字文化，從而由“數字遺民”轉變為“數字居民”。另一方面，子代需要深刻理解親代“可憐天下父母心”的初衷，主動進行數字反哺，積極創造數字互動空間，向親代分享數字生活樂趣，實現親代與子代價值互喻。

　　孝道權變：實現由“逆反抗辯”到“色難無違”的慈孝一體。家庭一直是認識社會的關鍵，也是社會關系的縮影。慈孝觀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倡導的家庭倫理觀念，慈孝一體的家庭代際關系是中華民族恒久的道德實踐。《論語·為政》曰：“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即孝道難在子女的容色上。“慈”與“孝”是對親代和子代分別提出的道德要求，即親代對子代要秉持仁慈厚愛的情感態度，子代對親代要保有孝順的行為品格。同時，父對子之“慈”的核心內容包含有對自己父親的“孝”，這既表現為中國人在家庭關系中的行動倫理，也構成了費孝通所提出的“反饋模式”的重要基礎。數字反哺過程中親子兩代針對教化權力和時勢權力“放權”與“授權”的認知差異會導致“逆反抗辯”，阻礙家庭代際和諧互動。數字時代的孝道權變是彌合代際數字鴻溝的重要路徑。一方面，親代要積極展示“慈”的一面，耐心尋求子代在數字技術和網絡素養方面的指導幫助，積極接受數字時代的新理念和新思維。另一方面，子代要主動呈現“孝”的一面，充分理解親代在數字工具使用上的實際困難，尊重親代長輩地位，循序漸進、不厭其煩地指導親代學習數字技術，主動幫助親代融入數字生活，實現“色難無違”的慈孝一體，延展中國傳統“善事父母”孝道文化的表達方式。

　　情感秉權：實現由“數字空巢”到“具身陪伴”的精神贍養。數字時代離土、離鄉的現實圖景顛覆了傳統養老模式的具身屬性，在城鎮化進程的加持下，子代往往離開親代遠赴他鄉求學、工作，代際互動的“具身缺場”與“情感在線”產生了親代“數字空巢”現象。精神贍養指的是子代通過多維度供給，給親代在情感、心理、生活等方面給予關心支持。一方面，親代在習得數字技術實現數字空間融入并開展與子代的代際互動過程中，“情感在線”的代際互動并不能完全彌補“具身陪伴”的在場感知。親代要實現對數字工具的功能馴化，合理使用數字設備，不做“銀發低頭族”，放下手機走出家門，積極參與社區組織的廣場舞、健步走等線下群體性活動。另一方面，子代應將精神贍養場域回歸現實空間，用“在場”的“具身陪伴”代替“離場”的“數字空巢”，傾聽親代需求，開展線下家庭代際互動和文化再哺育，讓“常回家看看”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和行為自覺，滿足親子兩代對彼此雙方的情感表達和代際期待，推進數字時代中國式親子互動的情感秉權和關系再造。

　　【基金：國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課研究專項“習近平總書記成長經歷系列采訪實錄在思政課教學中的應用研究”（20VSZ03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