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海鵬（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習近平總書記在與哲學社會科學學者座談時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議。我認為，“三大體系”的核心是學術體系，學術體系的核心是中國觀點的表達。

　　一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大體與該國的物質基礎相匹配。從16世紀到19世紀上半葉，正在崛起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學術表現出很大的興趣和尊敬。老子、孔子等中國先哲的著作在歐洲被翻譯出版，歐洲漢學開始興盛。鴉片戰爭以后，情況反了過來，《群學肄言》《民約論》《法意》《群己權界論》等西方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理論著作紛紛被譯成中文出版，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培根、孟德斯鳩、康德、黑格爾等被中國思想界所接納，這些理論著作和思想家的觀點成為當時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版了大量西方學術著作中譯本（包括歷史著作），很少有中國學術著作被西方國家翻譯出版。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應該認真考慮中國學術體系的觀點表達。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要與我國物質生產能力相匹配，形成學術影響力，提高國家話語權。文化、哲學社會科學、意識形態等的影響力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在世界上和平發展、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衡量指標。從這個意義上說，建設與我國物質生產能力相匹配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極為光榮的使命，也是極為緊迫的任務。

　　在推進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提出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命題。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建立革命根據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踐論”、“矛盾論”、“人民內部矛盾”、“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三個世界”等一系列概念和論斷，鄧小平提出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等一系列概念和論斷，不但在政治領域有著重要影響，在哲學社會科學界也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代表性話語。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態、文化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新命題新概念，在國內國際政治上有極高的影響力。對于這些重要的理論貢獻，學界應該作出學術論證，并用以指導學術研究，形成對國內外有影響力的學術話語。

　　我國歷史學者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理論，如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中國文明起源、漢民族形成、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進程中的交往交流交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近代史的主題是反帝反封建、民族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等，往往不被西方學者所接受。今天，建設我國史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自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研究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設我國史學話語體系，關鍵是總結、概括出體現這一話語體系的科學概念和學科范式。要在更多史料的支持下進一步論證和豐富這些概念。要對諸如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民族區域自治等作出翔實的學術論證，使之成為學術話語；要對我國學者有較多話語權的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學說進行更加深入的學術研究和論證。要在這些方面堅持努力，我國史學才能把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而不是跟在西方學者后面亦步亦趨。

　　（更多詳情請參閱《歷史研究》2024年第1期《新時代歷史研究新思路芻議》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