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佳美子（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邊疆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這一論述集中反映了中國對當前國際秩序的深刻認識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堅定決心。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也是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大問題、真問題的積極回應。

　　在全球政治經濟形勢不斷變化的背景下，新興大國的崛起正在對傳統國際秩序產生深遠影響，新興大國的迅速發展正在推動國際社會重新思考和調整現有的治理體系和規則。現有的國際秩序主要由西方國家在二戰后建立，但隨著新興大國在經濟、貿易和安全領域的崛起，國際秩序注入了重新配置和重大變革的動力。基于此，我們亟需了解不同國家和國家集團對國際秩序觀抱有怎樣的認知。什么是國家秩序觀？不同國家的國際秩序觀是否相同？其國際秩序觀如何引導其戰略實踐？這些問題對于推動國際關系研究、理解國際政治現實尤為重要。

　　毛維準教授編著的《新興大國崛起與全球秩序變革：大國的國際秩序觀念與戰略實踐》正是針對這些關鍵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本書填補了學術界和政策界對這些議題系統性探討的空白，為理解當前和未來的國際關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和實踐依據。

　　在《新興大國崛起與全球秩序變革》（十卷本）中，本卷的定位在于聚焦大國的“國際秩序觀念”和“戰略實踐”，重點考察了四國（美國、俄羅斯、日本、印度）兩盟（歐盟、東盟）國際秩序觀念的嬗變，以及由這一觀念指導的戰略互動行為。所涉行為體在全球變局中或更強硬、或感焦慮、或再定位、或求變革，相對全面地反映了行為體在結構變動中的決策。這一“觀念——行動”的邏輯框架能夠直觀體現出國家的戰略偏好與選擇，結合了全球戰略問題中“硬”和“軟”的兩方面，力求挖掘國際關系場域內結構與施動者的互動機制。

　　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構建需要借鑒和吸收既往的優秀成果，同時結合中國獨特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和實際需求，體現現實關切。這一理論體系的建立既要有嚴謹的理論分析框架，亦需堅實的實證基礎作為支撐。本書在這一方面做出了以下嘗試。

　　首先，本書的論述遵循規范且全面的案例選擇邏輯。選擇研究對象，即為限定理論分析的范疇，本書在章節排布和案例選取上體現了這一思維。其一，本書涉及了當前國際社會與中國互動頻繁的關鍵國家及國家集團。作為現行國際秩序的主導者之一，美國的國際秩序觀念和戰略實踐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有著深遠影響；作為一個獨特的超國家實體，歐盟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影響力同樣不容忽視。其二，書中同時重點關注了俄羅斯、印度、日本與東盟的國際秩序觀及其實踐，這些國家都是中國周邊外交重要的參與者，也是具有地區影響力的主要行為體。通過深入探討其國際秩序觀念和實踐，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在周邊外交中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更好地探索構建穩定和諧的地區秩序的可能途徑。

　　其次，本書力求在政策研究中嵌入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分析。自肯尼思·華爾茲以來，國際關系研究在追求普遍性上體現出“現象—規律—理論”的等級制。將個別現象演繹為一般性，提煉出具體問題之間的共性，對我們理解國際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如毛維準的理論框架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將“國際秩序觀”操作化為七個維度，全面剖析了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既有國家對外部、宏觀國際格局的認知，也包含了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定位；既有對競爭對手和敵對國家的認識，也有對現行國際制度和規則的認知。又如宋德星認為：當下印度的國際秩序觀，是對其“婆羅門”等級制觀念的延續和發展。其對印度戰略思維傳統的系統、細致的分析，為理解印度在秩序變革中的當下行為提供了歷史坐標。這種多維度的分析為理解和判斷國家行為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分析工具，同時使讀者能夠全面理解各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戰略選擇和行為邏輯。

　　再次，本書堅持實證化的分析導向。對于現實問題的有效回應既需對具體核心材料的把握，也要求以更大格局對本議題的變動展開跨時段分析。通過對大量案例的詳細分析，書中深刻呈現了不同國家和集團在其獨特的國際秩序觀念的引導下進行的戰略實踐，從歷史脈絡和國家發展的需求等層面，剖析了其背后的邏輯和動機。這在確保分析的可信度和說服力的同時，也為讀者提供了細致詳實的參考資料。書中所使用的大量官方文件、學術研究和智庫報告等分析材料，為每個國家和集團的國際秩序觀念和戰略實踐提供了具體的實例支撐，使得理論分析更加具體化和可操作化。對相關區域國別的研究者而言，各章節不啻為高質量的文獻對話對象。

　　最后，本書是構建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上的生動探索。基于中國文化、采取中國視角、傳遞中國話語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是當前時代、全球范圍的知識需求。本書以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為視角，展現了不同國家多元的國際秩序觀。在過去的國際關系研究中，西方國家的視角往往占據主導地位，而本書則從更為多樣化的視角出發，呈現了各個主要行為體在國際秩序構建中的主動性和多樣性，體現出不同國際秩序觀念下戰略決策的高度差異化走向。轉變視角，往往能帶來新的知識貢獻。本書具有高度自覺的中國關切，從而有助于打破單一視角對國際秩序的偏見和局限，以更為實事求是、科學實證的理念創新對既有知識譜系作出理論貢獻。

　　那么，國家在踐行其國際秩序觀念時是否面臨著挑戰？本書的答案是肯定的。盡管兩盟四國的國際秩序觀念是由歷史和價值觀因素深刻影響下形成的，但其戰略實踐仍然面臨著多方面的阻力。這些挑戰包括：行動能力不足，導致其無法有效地推動所倡導的秩序；戰略自主性缺失，使得它們在面對國際事務時難以保持獨立性和主權；周邊國際環境的復雜化，使得它們在積極塑造地區和全球秩序時面臨著來自多方勢力的挑戰和阻礙；以及集團內部分歧，這些分歧可能導致其在共同行動時產生摩擦和阻力。在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之后，我們回歸到了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實踐進程中。正是在這些挑戰的背后，中國發現了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機遇，也是中國應對這些挑戰、推進國際秩序變革所提供的中國路徑。

　　本書在分析大國秩序觀念與戰略實踐上做出了有益探索，也有待后續研究予以拓展和深化。時代之變也意味著各國互動模式之變：各主要行為體戰略互動規律的調整，帶來了全球范圍內互動議題的多元化。各國在基于傳統安全議題的互動之上，或增強了對非傳統安全議題的注意力分配，或將傳統和新興安全議題予以聯結乃至“安全化”。因此，除了本書關注的安全防務、經貿合作等重要傳統議題，各主要國家對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關注程度出現了哪些變動？這些議題是如何與經典議題相互交織、彼此嵌入的？安全互動議題的變化又如何重塑全球秩序的形態？對上述問題的靈感啟發和初步回應，也應被視作本書的另一項學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