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裕偉（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形而上學”這門學問在其創建之初就居于“第一哲學”的地位。作為一種對自然世界進行根基式研究的學問方式，它被賦予為哲學的其他部門甚至為其他學科提供深層理論基礎的任務。在西方思想自古希臘以來直至康德所處時代的兩千多年歷史中，形而上學都肩負著這一任務前行。然而，要達到思想的深層處，就必須超逾出可感可見的領域，一旦其中某些超逾走上岔路，就有可能讓思想陷入謬誤和晦暗不明之中。這正是康德時代形而上學的現實處境，各種懷疑和爭議使形而上學成為“無休止爭執”的“戰場”。

　　革新形而上學

　　康德將革新形而上學作為其終身志業。形而上學兩千年的虛假繁榮和徒勞無功，使康德想起了希臘神話中的西緒福斯。在康德看來，形而上學中出現的這種情況不是因為人們對某些具體形而上學問題的回答有誤，而是因為整個形而上學本身的思維模式出了問題。對人類理性之命運的悲憫促使康德有意識地進行整體性反思。里程碑式的《純粹理性批判》就旨在通過這種反思為形而上學的戰場帶來“永久和平”，建立一種新的、“能夠作為科學而出現的未來形而上學”。不過，“破”而后方有“立”。形而上學深陷頑疾，以至于“破”的工作就已困難重重，“三大批判”作為康德重建形而上學工作的“預備”，反而占據了他的絕大部分精力。從正式籌備《純粹理性批判》時（見1772年致赫爾茨的信）算起，康德花了近二十年時間（至1790年《判斷力批判》出版）才自認為完成了這項“預備”工作，并表示他必須“馬不停蹄地著手”重建形而上學。

　　康德真正著手這項工作的契機是柏林王家科學院主辦的主題征文競賽：“自萊布尼茨與沃爾夫時代以來，形而上學在德國取得了哪些真正的進步？”康德于1793年寫下一份與競賽主題同名的文稿（以下簡稱《形而上學之進步》）準備參賽。盡管征文主題只涉及特定時間和地域——“自萊布尼茨與沃爾夫時代以來”和“在德國”，但康德并未受此限制，而是借此機會完成多年夙愿，對形而上學的整個歷史，進而形而上學本身進行了一次徹底反思。作為此次反思的成果，一個全新的、包含康德對其哲學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位的“形而上學”概念出現了：形而上學被刻畫為由三個階段演進組成的動態歷史性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形而上學成為一門關于“憑借理性從可感者之知識前進到超感者之知識的科學”。這里的“前進”與征文主題“進步”相呼應，它并非以往形而上學所主張的那種直接的“超逾”，而是在三階段歷史性演進中逐步完成。這種演進所憑借的“理性”，即人的理性，正是康德近二十年“批判”工作的研究對象。康德將人的理性納入形而上學中，作為它的三階段演進的根本力量，由此導向了一門“人的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的坎坷歷史

　　按照康德的描述，哲學在形而上學方面相繼經歷了獨斷主義、懷疑主義和批判主義三個時期。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沒有將哲學以往的坎坷經歷（獨斷主義和懷疑主義時期）簡單地棄置于哲學之外不顧，而是將之看作形而上學自身的內在組成部分，“植根于人類認識能力的本性之中”（《形而上學之進步》導言）。這體現了康德對人類理性之特質的洞見：形而上學的挫折不是因為偶然的疏忽，而是人類理性自我發展過程的必經之路，是理性的必然命運。我們將看到，歷史性因素的納入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了“形而上學”概念。

　　形而上學動態發展的第一階段是“存在論知識學”。這是以對純粹知性概念的分析為任務的建構性階段，確立了不可分辨者的同一性原理、充足根據原理、預定和諧的體系以及單子論等思想。然而，在此階段中，形而上學沒有考慮到人類感性直觀的表象與純粹概念性表象之間的根本差異會使這些學說失效。康德在此針對的是同時代的萊布尼茨主義者，但在他的心目中，對表象類型之間根本差異的忽視又何嘗不是西方形而上學兩千年以來的積弊？鑒于“存在論知識學”的這種非批判的建構特征，康德將形而上學的第一階段描述為“理論的獨斷式的前進”。

　　但形而上學并未一直滿懷自信地昂首向前。人類理性的超越傾向使人不滿足于自然世界中有條件的事物和它們的條件，而是要逐步追問至某個不可再追溯的無條件者，以形成對自然世界的完備解釋。不過，與理性的不同層面相應，可以有不同的方式達成這種完備解釋：要么諸條件中有一個無條件者，要么全部條件都是有條件的，但它們合在一起形成無條件的整體。二者中無論哪一方都無法駁倒另一方，因此就出現了二律背反的情況。理性的這種內在的相互沖突使它陷入一種嚴重的自我懷疑之中。這便是形而上學的第二階段“宇宙論懷疑學”。康德曾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不管人類理性在以理論推理的方式超逾到自然世界之最終根基時把這個根基看作上帝、靈魂還是世界整體，都會產生一種誤以為真的“先驗幻相”。在諸種幻相中，關于世界整體的宇宙論二律背反真正地使人類理性逡巡不前，因為理性無法通過直接反駁自己提出的任何一種錯誤主張而擺脫這種自我沖突。所以，康德在《形而上學之進步》中更明確地將宇宙論看作形而上學第二階段的代表，稱為“懷疑式的停滯”階段。

　　形而上學的完成

　　不管是“獨斷式的前進”，還是“懷疑式的停滯”，都標志著形而上學的坎坷歷程。幸運的是，這些困難都會在第三階段“實踐超越智慧學”中得到解決。相較于第二階段中徒勞的理論推理式超越，“實踐超越”即實踐要素的加入使形而上學展現出另一種面貌：人——作為道德行為者的人——與整個自然的關系由此被凸顯。康德認為，我們可以按照反思判斷力的原則，將自然評判為一個合目的的整體。這個合目的的整體唯一可能確定的、不再以別的東西為目的的終極目的，就是人，而且是作為純粹道德性的人：他僅僅按照道德律行動，以便于配得上享有幸福，因而能在自然之中促進“至善”的實現，即道德與幸福在最高程度上的相配。居于終極目的位置上的人是“無條件”的，但它不再是按照理論推理方式獲得的，而是在實踐視角下看待的無條件者，因為只有當人在實踐上作為純粹的道德行為者時，它才是這種終極目的。這便是實踐超越的意涵。

　　以此為基礎，康德認為可以在實踐上為上帝、自由和不朽的靈魂這三個超感性理念賦予它們在理論理性中無法獲得的實在性。此時，這三者不再是理論推理的對象，而是為保證“至善”實現的可能性而必然地“懸設”的東西。借此，形而上學就將我們的自然世界以及其中的知識與人類的“德福一致”理想聯系在一起。這種聯系就是“智慧學”的內涵，它讓哲學真正彰顯了其“愛智慧”之名。在這種智慧學中，自然從人出發而被重塑，它不僅在形式法則上合乎知性立法的必然“規定”，也可在具體質料上合乎道德目的的“范導”。于是，為其他科學提供理論基礎的任務不再構成形而上學之使命的全部，毋寧說，形而上學之真正使命在于為所有科學知識與人類理性的根本目的尋找并建立一種必然關聯。

　　于是，形而上學在相繼經歷了“存在論知識學”的“前進”和“宇宙論懷疑學”的“停滯”后，在“實踐超越智慧學”這里達到其“完成”。形而上學作為對自然世界之根基的探尋，與人類理性的超越傾向及其僭妄相糾纏，最后落腳于實踐意義上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形而上學的歷史，便是人之理性由自我信任到自我懷疑并最終達到自我明晰的歷史，是人之理性的自我教養和自我理解的歷史。傳統形而上學關于自然之超越根基的思考，由此而明確地轉化為關于人與自然的深層關系的思考。自此以后，近代的時代精神的要求，即人作為哲學核心的地位，就在形而上學上穩固下來，康德以后的德國哲學將人的精神作為世界最終根據的思考方式也由此被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