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時學（上海大學特聘教授）

　　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事業的快速發展得益于我國學者與國外同行之間開展的日益密切的學術交流。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請進來”還是“走出去”，都離不開語言這一特殊的橋梁。雖然懂漢語的國外學者越來越多，但在許多情況下，中外學者的交流還是必須依賴于翻譯。這就產生了兩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我們原創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術語能否原汁原味地、信達雅地被譯為外語，此其一。其二，這類術語被譯為外語后，國外同行能否理解其本意。

　　應該指出的是，我國學者原創的一些術語，很難在外語中找到完全對應的表達，因此，國外同行可能無法真正理解這些術語的確切含義，盡管他們或許知道我們在談論什么。

　　Area studies（區域研究），在我國也稱為“區域國別研究”。在我國，區域國別研究升格為區域國別學后，其重要性大大提高，盡管很多小國家依然無人進行跟蹤研究，中小國家的科研成果依然面臨著“發表難”的困境。毋庸置疑，中國學者對區域國別研究與區域國別學之間的差異并不陌生。那么區域國別學如何翻譯？

　　在字面上，似乎在area studies 前加上the discipline（學科），就能使之成為區域國別學（the discipline of area studies）。但是，國外學者能否理解區域國別研究與區域國別學之間惟妙惟肖的區別？他們可能會問：加上the discipline 就能使一種研究成為一個學科？這樣的升格是不是太容易了？

　　“區域國別研究”升格為“區域國別學”后，許多人建議，應該將“亞洲研究”“非洲研究”“拉美研究”“歐洲研究”“美國研究”和“日本研究”等研究領域改為“亞洲學”“非洲學”“拉美學”“歐洲學”“美國學”和“日本學”。且不論我們能否以此類推，將“沙特阿拉伯研究”“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研究”“薩爾瓦多研究”“赤道幾內亞研究”……升格為“沙特阿拉伯學”“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學”“薩爾瓦多學”“赤道幾內亞學”……可以肯定的是，如何將這些“……學”譯為外語，也是一個不小的難題。

　　學科的“學”，在英語里有一個現成的后綴-ology。因此，“亞洲學”“非洲學”“歐洲學”和“日本學”大概可以被譯為Asiaology、Africaology、Europology和Japanology。如果以此類推，“拉美學”可被譯為Latin Americaology，“沙特阿拉伯學”可被譯為 Saudi Arabiaology，“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學”可被譯為Trinidad and Tobagology，“薩爾瓦多學”可被譯為El Salvadorology，“赤道幾內亞學”可被譯為Equatorial Guineaology，……。當然，這些翻譯能否被國外學者認可，卻是一個未知數。

　　或許有人可以煞有介事地說，這個會議或這篇論文討論的是“亞洲學”“非洲學”“拉美學”“歐洲學”“美國學”和“日本學”，而非常見的亞洲研究、非洲研究、拉美研究、歐洲研究、美國研究和日本研究。但國外學者能否理解“亞洲學”（Asiaology）、“非洲學”（Africaology）、“歐洲學”（Europology）和“日本學”（Japanology）與亞洲研究（Asian studies）、非洲研究（African studies）、歐洲研究（European studies）和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之間的差別？

　　絲綢之路研究（絲路研究）的英譯是Silk Road Studies。有人希望將其升格為“絲路學”，這一升格當然有利于推動“一帶一路”研究。令人遺憾的是，“絲路學”的英譯依然是Silk Road Studies。可想而知，當國外學者看到Silk Road Studies時，他們很難知道我國學者討論的究竟是絲路研究問題還是“絲路學”問題。

　　我國有許多鄰國，因此，加強對周邊國家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于是，“周邊研究”這一術語應運而生。此外，還有人希望將“周邊研究”升格為“周邊學”。且不論“周邊研究”與“周邊學”之間的異同之處何在，將“周邊學”這一術語譯為外語，委實比登天還難。

　　綜上所述，在推動學術研究的過程中，為了構建中國特色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有必要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術語。但如何翻譯這些術語，如何使國外學者理解這些術語的確切含義，并非易事。因此，在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時，為了使我國學者與國外同行有更多的共同語言，我們必須重視這些術語的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