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小涓（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主題來展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擘畫了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辟中國式現代化廣闊前景的宏偉藍圖，明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和各方面主要任務，引領改革開放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兩次劃時代“三中全會”的歷史性跨越

　　《決定》開宗明義明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強調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兩次“三中全會”的重要歷史地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新征程，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全新局面。這對于我們深刻領會和把握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有重大意義。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改革的核心任務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盡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強國家經濟實力。鄧小平同志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上世紀80年代，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城市實行企業承包制改革和價格機制系列改革等，都是在計劃經濟體制框架下增加商品因素和市場因素、增強激勵機制和經濟活力的重要舉措。此后，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我國實行的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強調“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強調“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這些改革綱領性文件的指導下，我國改革圍繞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國家宏觀調控方式改革、要素市場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等多方面推進，都是為了調動個人、企業和地方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持續快速發展。

　　2013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旨在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這次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次全會同時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個重要新表述。由此開始，我國改革邁向了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新征程，不僅強調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更強調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這個劃時代的轉變有著深刻的現實背景和理念指引。改革開放30多年后，一些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和利益固化的藩籬日益顯現，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難題、推動發展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要求。例如，脫貧攻堅、促進共同富裕、推動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等，都是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既影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又影響廣大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必須提上重要日程，真槍真刀推進改革，并突出制度建設，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同時，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因此，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努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前景。

　　推動三個“更好相適應”能夠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續篇，也是新征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新篇。《決定》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中提出“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推動三個“更好相適應”是《決定》中的重要表述，既是過去兩個劃時代“三中全會”改革目標的與時俱進，又是立足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下一步改革面臨的形勢任務的高度概括，特別是“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是本次全會的重要新提法，體現了與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新形勢新任務相匹配的治理理念和要求。

　　繼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要求破立并舉，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更好相適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僅要“破”，而且要“立”，在制度建設方面我們還有許多短板要補。《決定》提出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將產權制度、市場準入制度、社會信用體系和監管制度等列入其中。這些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基本保障，其中包括許多重要的新要求。比如，提出依法平等長久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長久”這一表述突出強調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不是權宜之計，不會發生改變，給各類投資者和企業家以長期信心和預期。又如，在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部分和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部分，提出許多體制機制建設的內容。再如，對民營企業提出制度建設的要求，提出支持引導民營企業完善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加強企業合規建設和廉潔風險防控等。

　　針對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決定》部署了若干改革任務。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還不健全，面臨不少體制機制障礙和卡點堵點，需要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來破解。例如，在市場運行中，我們在鼓勵進入市場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在退出市場方面的制度安排還不完善，這不利于市場發揮優勝劣汰、提高發展質量的作用。《決定》提出健全企業破產機制，探索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推進企業注銷配套改革，完善企業退出制度。只有順利淘汰低效率低競爭力的生產力，才能真正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內生動力和制度保障。

　　解決突出問題既要鍥而不舍、攻堅克難，更要建章立制、形成長效體制機制。這是因為，治理突出問題的改革舉措往往涉及存量調整，利益關系錯綜復雜，必然會遇到困難和挑戰。拿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和促進共同富裕來說，既涉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問題，又涉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問題。不同主體所處位置不同，看法就不一致，加上經濟發展速度、資本流動傾向、地方政府偏好等形勢變化，都會影響收入分配格局。針對突出問題，《決定》堅持通過推進制度性安排來解決。比如，提出健全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優化稅制結構，這為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明確了方向和舉措要求。又如，提出規范地方招商引資法規制度，嚴禁違法違規給予政策優惠行為，這是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對地方招商引資行為作出的制度性約束。

　　社會進步帶來訴求多元化，要求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是《決定》中的一個重要新提法，體現了我們黨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過程中產生新問題新挑戰的深刻認識和把握。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民受教育水平提升，如何正確處理社會活力和社會秩序的關系十分重要。實踐和理論都表明，現代化發展時期是社會活力與不穩定因素同步增加的時期。比如，教育發展提高了人們的識字率和教育水平，增加了傳播媒介對人們的影響。隨著人們的眼界更高更遠，期望也將不斷增長和擴張，很可能會超過滿足這些期望的能力。又如，經濟發展會增加人口在地理上的流動性，使人口與資源分布更加平衡，同時也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穩定機制。隨著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人口數量增加，如果相關配套服務跟不上，就無法更好滿足人民群眾融入城市的期盼。《決定》針對這些新的問題作出許多重大改革部署，提出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等。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同時，也要更好地兼顧活力和秩序，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

　　處理好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的關系，要在深刻復雜的社會進步與變革過程中，推動整個社會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因此，要在制度建設上下大力氣，滿足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求，形成協調社會利益、防范社會風險、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常態化體制機制。這對保障公民權利、維護社會正義、維護社會安全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決定》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是一項具體的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舉措，彰顯了國家加強人權司法保障特別是保障有過錯人群正當權益的重要理念，對于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立面、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意義重大。《決定》中還有許多體現經濟發展新形態、社會進步新理念、人民群眾新要求的改革部署，都是為了讓人民群眾從一件件具體改革措施中切身體驗到與現代化國家相匹配的國家治理水平。

　　總之，《決定》有許多重大理論創新。這些創新立足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所處歷史方位的準確把握，立足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與現代化一般規律之間關系的深刻理解，立足對現代化征程中可能面對的新機遇新挑戰的遠見卓識，是我國改革開放史上又一具有標志性、開創性意義的重要文獻。全面貫徹落實《決定》提出的各項重大改革任務，必將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堅實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