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海文（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女性社會生活史料是歷史文脈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歷史研究中容易被忽視的一部分。深入挖掘中國古代女性社會生活史料的時代價值，有助于今人從性別視角回望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理解中華文明的傳承與變遷，彌合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斷裂。如此，婦女/性別史的研究將會走出沉寂，呈現出煥然一新的面貌。“整理”與“研究”是挖掘中國古代女性社會生活史料價值的重要方法。筆者以整理《中國古代女性社會生活史料輯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3版，以下簡稱《輯刊》）和研究其中的大型女性類書《奩史》的實踐為例，進行論證。

　　古籍整理賡續歷史文脈

　　古籍整理“目標是求真求善”。影印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之一。《輯刊》就是采用了影印的方法將與古代女性社會生活有關的147種古籍編纂成書，最大限度地再現了刻本的版式風格或抄本的書法特點，為相關學者深入研究古代女性社會生活史提供了極大便利。正如程毅中先生所說，“影印能把匯集文獻資料和傳布珍本古籍結合起來……可兼顧保護和利用兩方面的需要，尤其是保存古書的真跡，防止意外損失，使古書能夠化身千萬，傳之永久”。可為婦女史、文獻學、社會生活史等領域的研究搭建豐富而完備的史料平臺。

　　筆者以傳統的四部分類法——經、史、子、集為依據，將《輯刊》所收書籍分為“女性規范”“女性傳記”“女性生活”“女性文藝”四部分。這種分法既是對傳統目錄學的補充與發展，更是對歷史文脈的賡續。正如劉躍進所認為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種圖書分類方法可以取代傳統的四部分類法。這是因為，以《四庫全書總目》所代表的四部分類法，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傳統目錄學的典范之作”。其中《奩史》就收錄在“女性生活”里。此書由清代四庫館謄錄王初桐編纂，經阮元、孫星衍等51位宿儒大家校刊而成。原版為清嘉慶二年（1797）伊江阿刻本。正文分36門，100卷，拾遺1卷，收錄13553條材料，約150萬字，被稱為“中國古代女性的百科全書”，是研究女性社會生活史的重要史料之一。

　　最新理論支撐學術進展

　　文獻文化史是程章燦新近提出的學術理論，即“以文獻為切入點來研究文化，從文化的視角來研究文獻，前者強調文化研究的實證基礎，后者突出文獻研究的宏觀視野”。將文獻文化史理論運用到女性社會生活史料價值的挖掘中，“對于認識中華文化的形成過程及其特點，認識中國古代文獻的發展變化及其文化價值，這一研究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如研究《奩史》的作者王初桐及51位校刊者，我們不僅要對每個人做深入考證，更要對他們的日常交游、學術往來進行研究。他們通過編纂、校刊《奩史》，形成了一個以男性身份編撰女性社會生活史料的學術群體，這個學術群體長期為學術史所忽視。

　　通過研讀，我們還發現了另一個學術群體，這個學術群體由男性學者的妻、妾組成。她們有一定的學識和文化，在《奩史》的編纂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她們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奩史》編纂者、校刊者的名單里，但正是由于“看不見”的知識女性群體的參與，才使《奩史》這一中國唯一一部大型女性類書得以編纂成功。徐雁平指出，“以往女性與閱讀或者與書籍的關系，或許不能視為一個問題，而只是一種日常生活現象，然正因為如此，這一現象就被有意無意地忽略”。這種采用新理論的研究，不僅能從社會史視角對乾嘉時期學術的衍生、傳播和興替有所揭示，更能彰顯學術觀念、思想及精神傳統的社會性。

　　社會性別增加研究維度

　　美國學者瓊·斯科特提出的“社會性別”這一歷史分析范疇，不僅有助于“推動此后的研究走出僅限于對婦女的思考，引向對社會性別的關注；更有助于走出男女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作更廣闊的對權力關系的探究”。如研究《奩史》中與女性社會生活相關的名物，不僅要用傳統訓詁學的方法進行考證，厘清其作為“功能之物”的含義，還要在此基礎上，用社會性別分析的方法解構其作為“意義之物”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奩史·冠帶門》中的“冪離”“烏布”不僅是女性遮擋風沙之物，也是遮蔽了女性“性感、誘惑”的身體，阻擋了一個身體對另一個身體的目擊、觸碰和摩擦之物。

　　李小江認為，“筆墨，最早是男性文化人的專屬工具”。而女性則是用針線抒發情感、記錄自己的心路歷程。清代女刺繡名家丁佩在《繡譜》中說，“以針為筆，以縑素為紙，以絲絨為朱墨鉛黃，取材極約而所用甚廣，繡即閨閣中之翰墨也”。通過解讀《奩史·針線門》背后的故事，我們發現“做針線活，不僅是女性的一種生產技能，也是女性自我書寫的主要方式”。

　　物質文化承載社會生活

　　物質文化指“為了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所創造的物質產品及其所表現的文化”。納物質文化于女性社會生活史研究之中，可以展現復雜豐富的歷史圖景，從中捕捉女性與社會的面貌，理解女性與物的關系以及由物反映出的社會態勢。

　　也就是說，女性的社會生活可以通過物質文化得以呈現。筆者通過研究《奩史·釵釧門》認為：“古代中國女性的首飾，不僅擁有其本身自帶的作為飾品的功用，更是作為貴重的禮物，成為古代國家層級上中外、君臣尊卑地位的象征，以及上流社會私人領域內特別是戀人夫妻之間感情交流的重要潤滑劑，彰顯首飾的象征資本功能。”

　　日本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提出過一個振聾發聵的問題：“沒有衛生巾和衛生棉條的歲月里，來月經時使用何種物品？”《奩史·器用門》中的一條珍貴史料為我們提供了線索。“今世婦人褻服中有巾帨之類用于穢處，而呼其名曰‘陳姥姥’。”這種被稱為“陳姥姥”用于穢處的巾帨之類，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月經帶。從“陳姥姥”到月經帶，再到今天的衛生巾；從“月經不潔”到“國際月經日”，我們看到了物質文化的發展，也看到了女性社會生活的變遷。

　　圖像史學增強史料證據

　　《奩史》一書對古代女性社會生活的記載多為摘錄，沒有詳細的注釋分析。鑒于此憾，我們借鑒和采用了“圖像史學”的研究方法即將傳世的造像、銘刻、器具、書畫、服飾等一切實物作為證據，文字與“形”“象”結合，填補了古代女性的言語空白。

　　《奩史·井臼門》中提到古代女性常“負甕而汲”。甕是何物？《說文解字》云：“甕，汲瓶也。”女性如何負甕汲水？甘肅酒泉西溝村魏晉墓出土的磚畫中有女子用瓶背水的情景。“從畫面看，該羌女所背，乃一侈口、細頸、鼓腹、收底、帶兩耳的陶瓶，加兩耳而有利于穿繩背負，而細頸則不易因晃動而灑水。”山東博物館收藏的章丘焦家遺址出土的陶背壺亦可作為證據。其靠近人體的一面呈平面狀，且左右有兩個系，正好和磚畫呈現的情景貼合。

　　此外，《奩史·梳妝門》中收錄了王建《宮詞》中的一句：“叢叢洗手繞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唐代的洗手金盆是何形制？可以陜西歷史博物館收藏的唐代素面金盆為參照。宋代的《盥手觀花圖》則為我們呈現了貴族女性洗手時的場景。如此，女性歷史在文獻、圖像、實物的碰合處得以形象展現。

　　女性社會生活史料是女性社會生活史研究的“水之源”“木之本”。挖掘中國古代女性社會生活史料價值，既有助于將這些珍貴文獻的原始面貌和深刻內涵呈現給讀者，又有助于我們站在兩性平等的立場上分析歷史，推動婦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