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重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人類思維是有同步性的，你思考一個問題，很可能其他人也在思考，盡管你們可能永遠沒有機會謀面。韓非和亞里士多德某種意義上可以算是這樣的兩個人。韓非生活在公元前3世紀戰國后期，是法家思想著名的代表人物；亞里士多德生活在公元前4世紀的古希臘，兩人生卒時間相差幾十年，生活地域相距數萬里，自然是無緣相聚相知的，但這不妨礙他們在認識事物本質這個哲學主題上思想有著令人驚訝的相似之處。

　　亞里士多的“種”“屬”論。亞里士多德是職業的思想家，他的哲學使命一是超越蘇格拉底，后者傾向于把豐富多彩的世界統一于某種經驗之物；二是超越自己的老師柏拉圖的“理念論”——認為“理念”（范形）是脫離于具體之物的抽象存在。為此，他要探究具體之物的本質。

　　據說亞里士多德有《范疇篇》，談怎樣用十個范疇來呈現對某個對象的認識。第一個范疇是“實體”，意思就是關于這個對象“是”什么的認識。這個實體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叫第一實體，指的是這個對象本身，它必須是一個個體，比如一匹馬或一個人，它不能用來表示其他實體的屬性，也不能存在于其他實體之中，是原初的獨立的存在；另一部分叫第二實體，用來表示第一實體的屬性，它由兩部分組成，靠近第一實體的叫作“屬”，遠離第一實體的叫作“種”。由此可見，第一實體就是語言邏輯上常說的“主詞”，第二實體就是“賓詞”。主詞的性質和特征要靠作為賓詞的屬和種及其關系加以呈現。形式邏輯上的“種概念加屬差”的定義方法與之相合。根據這樣的認識，要說明一個具體的人比如蘇格拉底的生物學屬性，我們既可以用“人”，也可以用“動物”加以表示。這時作為他的兩個屬性，“人”比“動物”更具體、更中肯，指向性更強；而“動物”則更寬泛，更能夠反映他的普遍本質。無論如何，蘇格拉底在生物學意義上的某種屬性是由作為屬概念的“人”和作為種概念的“動物”這兩者的關系確定的。

　　在《自然篇》中，亞里士多德改變了《范疇篇》中用某個個體作為第一實體的做法——按理，生活中的個體很難承擔第一實體的重任，因為它還可以分解為更為原初的構成要素——轉而用“質料”這個概念表示原初的存在。但考慮到質料的關鍵問題是沒有任何規定性，所以又重新強調“范形”對于質料作為實體的決定性意義。

　　這一思想為《形而上學》關于事物生成和發展原因的考量提供了重要契機。在這部著作中，亞里士多德這樣論證事物生成和發展的原因：我們經驗到的事物，都是由質料構成的，于是就有了“質料因”。但質料本身是散漫的，不能獨立，無法自行存在，必須賦予形式，方才可以呈現為具體事物，于是就有了“形式因”。現實中的事物都是運動、變化的，之所以如此，一定要有原因，于是就提出了“動力因”。事物的運動變化并非漫無方向，它總是表現出某種目的性，于是有了“目的因”。總之，事物的生成和運動變化是由這四因決定的。據亞里士多德說，動力因、目的因可以并入形式因，因此，事物的生成和變化仍可歸結為質料和形式的結合。在他看來，質料和形式的結合才使事物從質料的潛在狀態發展到自我的完全實現，他把這稱作從潛能到現實的完滿實現，用希臘詞叫“隱特來希”。

　　韓非的“道”“理”論。韓非是生活在政治旋渦中的思想家，作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任務是為變法改革、富國強兵尋找具體的政治方案。為了突破之前的退行性歷史觀和抽象性人性觀，他一定要從老子、管子、荀子等的道、理和法的思想中尋求資源，創造屬于自己的關于具體事物本質的思想。在探尋具體事物的本質這一點上，他與亞里士多德殊途同歸。他是怎么論證的呢？

　　首先，韓非從老子思想中尋找到理論根源，那就是道的思想。老子的“道”包含著“可道之道”和“不可道之道”兩部分；老子的“名”包含著“可名之名”和“不可名之名”兩部分。“可道”“可名”，說的是事物可以用語言加以表達，這就預示著道具有理性發展的趨向和可能。韓非借助《管子》《荀子》《鹖冠子》《黃帝四經》等關于“理”的思想資源，對《老子》的道作了理性化的闡釋和發展，創造了他的“道理論”。

　　在具體的理論創造中，韓非這樣闡述他的思想：“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韓非子·解老篇》）“理”是成物之“文”，即具體事物的“紋理”，每物皆有標志自己特點的紋理，從這個意義上說，理就是具體之物特點的標志。正因如此，物有理，才不可以相互踏入、不可以相互混淆，于是理就成了具體之物的邊界或曰界限，用一個西文表示，就相當于某具體之物的definition（定義），也就是標志著具體之物的本質。正因“萬物各異理”，所以才會有“道盡稽萬物之理”。萬物各有各的理，而所有的理都被道所“稽”。什么是“稽”？《廣雅》：“稽，合也，當也，同也。”既然是合，是當，是同，那為什么不直接使用這幾個字，而偏偏要舍近求遠、棄簡就繁，去使用“稽”字呢？這應該與“稽”這個字的特殊含義有關。據清儒考證，“稽”字有大概五種含義，稽至（到達）、稽留（停留）、稽式（規則）、稽核（考察）、會稽（計算）。把具有這些含義的“稽”字運用到法治和哲學思考上，在戰國中后期已經較為普遍。這個字的意涵與法家注重實際、強調規則、講求參驗、精于計算的思想特征最為貼合。“道”和“理”之間有了這樣的“稽”的關系，顯然比單純的“合”“同”更有針對性和指向性，修辭效果要好不知多少倍！

　　東西方思想跨時空的同步性。韓非在以下兩方面與亞里士多德堪稱同步。

　　第一，每一具體之物都可用“道”和“理”兩個概念來界定，道是它的普遍意義，相當于種概念；理是它的具體意義，相當于屬概念。

　　第二，事物的形成是由道的原初狀態，經過“稽”的中介，而達于“理”的過程，用韓非的話，理是“成物之文”，道是“萬物之所以成”。道是萬物成就的原因（“以”），理是具體之物成就的標志（“文”），由道而理，表明事物得以成就。這與亞里士多德所謂的“隱特來希”是不是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呢？

　　總之，為了界定一個主詞，亞里士多德用“屬”概念和“種”概念，韓非用“道”和“理”；為了說明事物得以實現或成就的原因，亞里士多德用“隱特來希”，韓非用“稽”。我們當然知道兩人語言不同，論證路徑也有重大差異，這是必然的，但單就以上兩點，他們思想同步性已經足以令我們驚異不已了。

　　習近平主席致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賀信中強調，中國積極致力于推動文明傳承發展，加強國際人文交流，促進全球文明對話，注重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研究韓非與亞里士多德在認識事物本質上的同步性，這只是一個開端。在此基礎上，繼續在比較研究中探索兩者思想的內在理路及特點，必將在“推動文明傳承發展”“促進全球文明對話”“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的事業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