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根（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微觀史學”在學界是個“出圈”的概念。它經常被作為理論與方法創新的醒目標簽出現在史學科研和教研的描述中。對于今天的讀者而言，若想切實了解微觀史學的理論價值，既要“祛魅”，也要“去熟”。

　　微觀史學理論價值評定中的問題

　　其一，學界在分析微觀史學的模式特色時，喜談其如何“微”，少有深究其何以“以小見大”。成功的微觀史作品擅從觀念沖突強、情節張力大的事件入手。人們常樂于玩味微觀史學所涉事件的特殊性，有時卻疏于深入思考其研究者何以從個體奇事中得出有價值的歷史普遍性認識。介紹性文字中往往只說微觀史學呈現了個體小人物的鮮活形象和生動言行，由此稱其“反映了大眾群體的真實狀態”。可是，這個鮮活的個體真能代表人數頗多的大眾群體嗎？這由“小”到“大”的論證過渡是基于什么？能說清楚的人不多。

　　其二，微觀史學經常被理解成一些更常見的具體性研究，以至很多讀者難以從概念上辨清它是什么。微觀史學多是針對底層小人物的主觀言行，“自下而上”地反映舊時代群體間的觀念沖突。可是，對地方社會進行系統性調查的地方史或區域史有時也被視為微觀史學。地方史在研究模式和方法上與傳統大歷史一致，是從宏觀上考察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的結構和發展趨勢，與微觀史學的路徑完全不同。還有人認為講述社會小單元發展史的作品（如家族史、企業史等），或針對某單一歷史事件（如一場戰役、刺殺、政變等）的細節復原是微觀史學。這種研究是就事論事的調查，與微觀史學“以小見大”的研究特色有性質差異。如果將在范圍上有所限定的研究類型都冠以“微觀”之名固然可以，但卻使微觀史學的理論特色稀釋在常見的史學類型中。

　　其三，微觀史學被頻繁地拉入各種新史學主題的探討中，使之被賦予了過多的理論指涉，其本來涉及的問題卻被遮蔽了。微觀史學曾被描述為“敘事史復興”的標志。可是細讀其相關作品便可知，微觀史中絕大多數篇幅并非敘事，而是對奇事背后諸多歷史文化因素的詳致闡釋。有觀點認為微觀史學關注微末瑣事是放棄了歷史的整體思考，因此稱之為“后現代主義”史學的實踐。可微觀史學以“以小見大”為目標，何來放棄歷史整體考察之說？“新文化史”的提法出現后，微觀史學又成為其重要注腳。并不是說這些新概念和取徑與微觀史學毫無瓜葛，可如果后者本身尚未被廓清，頻繁以東拼西湊的方式討論其理論指涉，其獨特價值就不能被有效地把握和應用。

　　醒目標簽下的復雜性和有限性

　　盡管微觀史學在當代學術界享有盛名，但其切實狀態可能與常見的介紹性文字多有出入。首先，在“以小見大”的鮮明特征下，各微觀史研究的理論依據和論證邏輯實際差異很大。《蒙塔尤》仿照功能主義人類學，認為研究群體中的單一個體就可以知曉其他眾多個體。《羅芒狂歡節》則借鑒結構主義人類學，將個體活動視作社會宏觀因素的微觀演示。關于印刷工“屠貓”的研究則效仿象征主義人類學，將怪異行為作為文化符號進行意義解讀。《奶酪與蛆蟲》則獨創了一套“例外反推”的邏輯，通過論證孤證何以具有代表性做“以小見大”的論證。不辨清這些作品間復雜的論證邏輯差異，微觀史學的理論探討就難到深處，模仿它所做的實踐也只會敷于皮毛。

　　其次，一些微觀史論證邏輯的合理性有待商榷。《蒙塔尤》將一個村子默認為14世紀法國西南地區數千個村莊的代表，但何以知道該村具有代表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其他村莊，作者竟沒有分析或解釋。

　　最后，微觀史學的結論認知往往并不新鮮，有些判斷僅憑日常經驗就可想見。《奶酪與蛆蟲》試圖論證16世紀的意大利社會底層民眾擁有自主的文化。作者意在借此破除以往文藝復興史書寫中對精英文化進步性的片面強調。可是，任何社會文明必然總是多元智識交融的結果。學界常贊賞《馬丁·蓋爾歸來》體現女性視角，認為其反映了前工業文明時期法國社會的倫理觀念。然而，對于一個婚姻有名無實、地位弱勢無助、財產權利岌岌可危的女子而言，出于功能性考慮選擇一個男人填補家庭的角色空白沒必要大驚小怪。在其他歷史時段和文明社會中，孤立無援的人也會有類似的做法。“屠貓”研究經過炫目的文化符號闡釋，最終得出的結論也不過就是工人階級面對剝削敢怒不敢言。讀者只有通過故意地忘記自己的常識儲備才會覺得這種結論有價值。

　　微觀史學未被關注的理論啟示

　　微觀史學多是聚焦底層大眾，這也是史料觀照的盲薄地帶。因此，微觀史學者總要在材料不足的情況下進行研究，書寫小人物的歷史。如果史家無法通過有限材料確證一些關鍵環節，致使事實因果及其性質的判斷都算不上堅實的時候，史家可以推斷嗎？如果史家無法確證事實的來龍去脈，在書寫該歷史時，如何保證自己是在如實敘事？實證求真是不容撼動的史學最高原則，但史料不足也的確是難以克服的客觀條件。研究微觀史的娜塔莉·澤蒙·戴維斯和卡洛·金茲伯格對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在微觀史研究中，史料不足的問題直接卡在調查論證的起點。那個女人在接納假馬丁·蓋爾時，究竟知不知道他是假的？那個磨坊主如何說出那些與身份不符的進步言論，是受高人指點，還是基于大眾文化的智慧？確認這些事實，關涉大歷史的解釋方向，但它們都無法通過材料直接證明。要么基于大膽的推論繼續調查，要么放棄考察“沉默的大多數”的歷史。戴維斯和金茲伯格選擇了前一種策略。在他們看來，問題出在史學實證原則自身的局限性，而不是史家毫無顧忌地走向虛構。他們意識到實證原則更多是在史料內容的確真實的情況下適用。而事實是，史學論證依據的往往是人為的主觀材料。如果來源本身就不“實”，“實證”的原則就很難落實在實踐中。微觀史研究者揭示了實證原則的局限性，使從理論上探討史學論證與推測方法的適用關系問題也較之以往更具現實意義。

　　基于此，微觀史研究者也追問了如何在事實難以確定的情況下保證敘事如實性的問題。在戴維斯和金茲伯格看來，如果史家承認歷史解釋難免與事實存在不一致性，那么就不應該以言之鑿鑿的口吻和看似連貫的因果陳述進行歷史書寫。他們設想了一種新型的歷史書寫形式，即如果不能保證材料的內容和自己的推理是客觀準確的，那么史家就應該將研究中所有主觀的因素都暴露在寫作中。這是因為，史家的表述越是暴露調查中的主觀取舍過程，讀者閱讀時就越是能清晰地看到史料的復雜性和史家論斷的選擇性，他們的歷史認知也就越能保證客觀，這種歷史書寫也就越是如實。戴維斯的微觀史采用了這種敘事，她稱之為“歷史實驗室”，即在書寫時誠實地交代基于主觀材料產生的各種可能性推斷，謹慎地不去左右讀者的理解。金茲伯格總是將調查中遇到的各種不確定局面和“死胡同”向讀者闡明，使之意識到基于現有材料，事實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被知曉。

　　微觀史學各種“以小見大”的論證本身其實并不成功，但在以此為目標的持續摸索和反思中，研究者觸及了關涉史學論證基本原則的問題。他們就此闡發的理論分析和應對策略極富啟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