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廣州（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生育狀況是決定人口更新能力與活力的關鍵因素之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經歷了一個較快增長的時期，隨后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下降，直至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2013年以來，隨著單獨兩孩政策和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總和生育率呈現回升趨勢。2022年以來，我國人口再次出現負增長。與生育率的人口統計含義相比，出生人口規模更加直觀地反映了人口變動趨勢的社會經濟含義。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數據，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以來，出生人口規模在經歷上升階段以后呈現穩定下降趨勢，這引起了全社會廣泛的討論甚至爭論，對未來出生人口規模也產生了擔憂和樂觀兩種截然對立的看法。

　　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面臨的挑戰。根據穩定人口理論，更替水平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人口平衡點。在封閉人口系統和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若生育水平長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意味著總人口必然增長，人口更新能力與活力不斷增加，反之則總人口將不斷減少，人口更新能力與活力也會隨之下降。從目前我國的實際生育水平和人口變動趨勢來看，要在短期內實現穩定到更替水平附近的適度生育水平任務較為艱巨。一是婚戀觀念呈現多元化。根據2023年在多個省市開展的育齡女性婚育觀念調查，絕大多數育齡婦女的理想子女數為2個，但年輕隊列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處于下降趨勢。另外，傳統婚育觀念面臨挑戰，社會對終身不婚、終身不育及婚前同居、同性戀等婚戀形式的包容性不斷增強，接受度普遍提高。二是結婚難問題凸顯。擇偶難和結婚的經濟成本高始終是困擾青年群體的重要問題。隨著之前出生性別比升高后果的不斷顯現、受教育年限大幅增加和青年人口的城市化速度加快，我國大齡未婚人口、終身未婚人口呈穩定增長趨勢。從15歲—49歲人口比例看，2020年全國未婚男性人口數量明顯多于未婚女性人口數量；2020年50歲及以上未婚人口數量為830.5萬人，男性終身未婚率為3.11%；鄉村大齡未婚男性擇偶問題突出，城市大齡未婚女性數量快速增長。三是養育成本問題突出。育齡女性婚育觀念調查數據顯示，約有超過半數的育齡婦女認為生育政策對提高生育水平有幫助。在生育支持政策的偏好方面，城市育齡女性最偏好經濟支持，其次是就業支持和子女教育支持。不同代際女性對支持政策具體措施的偏好存在顯著差異。在經濟支持方面，不同代際女性最偏好直接提供生育津貼。

　　深入把握新時代人口變動規律。人口的基礎性、全局性和長期性特征決定了人口戰略規劃要具有前瞻性。從人口發展的客觀規律出發，認識、適應、引領人口發展新常態，必須在深入理解新時代人口變動規律復雜性和長期性的同時，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

　　首先，正確認識人口發展新常態。對于人口問題的理解歷來存在“人口”與“人手”、短期與長期的爭論。從資源的角度看，人口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動力。因此，人口的高質量發展是促進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基礎性因素。從負擔的角度看，相對過剩人口是社會矛盾和經濟安全的潛在風險來源。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我國圍繞人口增長、經濟增長形成了基本的經濟社會形態，習慣于各種增長狀態的發展戰略與突出矛盾的應對策略。在人口負增長的條件下，我國面臨人口整體活力下降的突出矛盾，迫切需要全社會在“人口”與“人手”、短期與長期的爭論中達成共識。要充分認識從傳統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現代信息社會的重大轉變，深入理解新國情與新文化的潛移默化影響，重新認識并加快構建與新型婚育文化相適應的經濟社會發展新機制。

　　其次，努力探索適應、引領人口發展新常態的實現路徑。人口再生產的長周期性和不可逆性決定了人口政策與戰略的系統性與長期性。從人口科學研究的角度看，第一次人口轉變的平衡過程是在人口快速增長到低速增長的過程中實現的，而第二次人口轉變從開始到重新建立新的平衡過程并不清楚，也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盡管對于人口負增長和人口加速負增長停止或重新建立系統平衡的過程、原理和機制并不清楚，但可以預見的是，針對人口基礎變動的客觀規律建立新的平衡或平穩系統是非常迫切的。因此，需要做好長期、持續努力的準備，盡快改變人口基礎變動過快的趨勢，從而完成經濟社會系統的全面調整，避免潛在的系統性風險的持續積累和不可預見。

　　總之，人口再生產類型和人口轉變是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環境持續影響的結果，系統性轉變必然需要全方位、多層次的科學應對，盡快形成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新思路、新理念和新路徑。